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

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

结语：中国的前途不可乐观

本书的分析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这样一个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什么，几乎不言而喻。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从1840年开始，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百余年立宪犹未成功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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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1版。

[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3]《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5]“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6]由于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媒体，但有些事情国内尽人皆知。例如，“六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创办的康华公司；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妻子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海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同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是由马海林的妻子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7]台湾综合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该报告曾根据《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中国大陆《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1998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大陆各地重要示威抗议活动情况”，其二为“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情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份反映了大陆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为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htm。

[8]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这组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区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市长薄熙来劣迹而被捕等案件；中国新闻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氏县县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该县委通知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此外，海南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原因被暂时关闭。

[9]资本外逃详情见本书第五章有关章节。

[10]参见拙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页至第16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第68页至第93页。

[11]张志新、遇罗克、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12]分别见《财经》杂志1999年4月号，2001年4月号“兴业聚酯疑窦”，以及2001年8月号“银广夏陷阱”。

[13]《财经》，2000年10月号。

[14]参见拙作，出处同注11。

[15]《世界日报》(北美)，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16]“费改税”是一项农村税收政策的改革。从90年代初以来，中国农民负担太重，除了中央政府收的税之外，更重的是地方政府摊派的各种费用，如教育费、修路费、人头费、特产税、教育附加费等等。1998年经过农业部统计，有些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的费用（称之为“乱收费”）多达40多项，最少的也有20多项，导致农民种田无利可图，苦不堪言。中央政府曾想改革，将各种地方政府征收的费用合并成几种名目确定的税收，以禁止地方政府乱收费，并充实中央财政。但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工资福利多来自于乱征收的费用，据说高达60％的份额，因此这项“费改税”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所以中央政府还刚在几个省搞了试点，立刻就在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下停止办理。2001年6月下旬，受命到各省推行“费改税”的吴邦国还在山东省省委扩大会议上大讲费改税的重要性，以及中央推行这项政策的坚定决心，朱熔基就在清华大学对学生的一次讲话中说要在全国停止这项政策的推行。

[17]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18]“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19]“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2002年1月14日。

[20]“念书赔本？－－来自湖北京山县的乡村调查”，《南风窗》2002年9月下。

[21]“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