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日，国家统计局人事调整，此次8名中层干部人事调动为交叉任职。而人事调动正逢三部委大检查，目的重点查处统计G D P等统计数据造假。
中层干部异地交流力度之大历来罕见
6月7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国家统计局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的消息。3名司长在局机关完成岗位交流：原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鲜祖德任总统计师，遗缺由原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汲凤翔接任，汲凤翔的原职位则有原城市社会经济统计司司长魏贵祥担任；2名司长“空降”地方，3名地方调查总队长异地交叉任职。
“这次中层干部异地交流力度之大历来罕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记者，原来各省的调查总队主要负责人大都在当地选拔，在当地产生调查总队的主要领导人选确实有困难的，则由国家统计局选派下去。很少会对干部进行刻意两地交流。
在国家统计局密集调整中层干部之际，正逢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司法部3部委在全国开展大检查，重点查处统计G D P等统计数据造假等行为和官员，全国又将掀起一场“统计运动”。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据南方日报报导，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老统计”方霖秉笔直书，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反映地方“数字造假”骗取“政绩”“老统计”等问题，但都石沉大海。
曾多次获英山县和黄冈市“优秀统计工作者”称号的方霖表示， 95年底，在湖北升降器厂工作时，本来700多万元的产值却报为2000多万元，可仍比不上邻镇一个600多万元产值而虚报为 2500万元的企业，结果他们得了全县十强工业企业第一名，获奖几万元，因此，当时的镇委书记还批评我：“你搞工作搞不过别人，报数字怎么也报不赢人家？”
方霖说，我所以敢斗胆向上反映本地“数字造假”问题，主要是到镇经管站工作后，看到“数字造假”加重了农民负担，侵害了农民利益。同时也看到，因弄虚作假、骗取“政绩”，近几年来，我镇不少主要领导先后都得以提拔和重用。
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苞茅冲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全村2000年人均纯 收入实际上800元左右，而村上报镇为1800元，镇报到县2800元，为什么不报800元？主要是镇给村定了指标，如稻谷平均亩产只有600-700斤，可让上报1100 斤，小麦亩产最多300斤，可要报500斤。产业结构调整后，种粮少了，种茶多了，可粮食总产没有相应调下来，且比以前还有新增长，农业税也未调减。茶叶还未见收，可茶叶产量则让报了上去，特产税任务随之也下来了，2000年村里的全部“特产”只能卖20多万元，可要交特产税2.28万元。
王勇说，我们村负债在全镇比较起来算轻的，但也仍有近20万元，村民人均300元，而有的村人均负债过千元。2000年村里上报 了10万元的“工业产值”，可我们这个穷山村除了大米加工房外，哪有什么“工业”？全镇90%的村都没有“工业”，可都得报“假数”。
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中央一级心里很清楚，“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 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 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没有说。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道：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不论国 内外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经济增幅一定同官方一年前的预测差不多，这几年总是“七上八下”，不是保七就是保八。有这样得心应手的调控能力，使人叹为观止。
何清涟指出中国官员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国政府从改革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以后，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经济业绩，衡量经济业绩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中国后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 官”。
“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中国官场目前的游戏规则。
GDP 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
中共官方媒体报导了关于中共省级巨贪王怀忠的报导“王怀忠的政绩论”，从一个侧面揭开了中共统计资料的绝对虚假性！
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每年向中央上报的 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最终定为22%。而实际情况是 4.7%。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后，提出“赶上海、超合肥”，要把阜阳建成“纵横于京九陇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的国际大都市”，导演了一场上世纪90年代的“大跃进”：“九五”期间，阜阳市年均GDP增长只有4.7％，但上报却高达22％。 2002年的阜阳市挤干水分后GDP才209亿元，财政收入仅17.8亿元，人均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而早在1997年，阜阳市上报全市GDP总量高达 400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近30亿元。
中共高层知道不？绝对知道。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多次到阜阳考察，并在视察国家储备粮库时，发现了粮仓的上面一层为大米、下边全部为秆草的情况。温却视而不管！
王怀忠于2003年12月10日，法院对其贪贿犯罪行为进行了开庭审理。
国际社会质疑 GDP将要“下岗”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计算按美元表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但在80年 代末90年代初，它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产生了怀疑。
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文章转引数家之言，认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高估了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8年前的高估尤为突出，78年后有所好转，但仍有 0.4到3.4个百分点的误差。
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文报导，中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虚报盈利。
中共官方则公开承认，从1985年开始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到现在，国家的ＧＤＰ统计数据和各地的统计数据一直存在差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一直是个问题。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曹玉书的说法：每年中央订的 指标是8%，省级提到9%，到了县级就10%往上报，而国家统治局的办法是一律砍掉两个点。
去 年的11月12日，国务院出人意料的在一次国务会议时决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要做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从此以后不再以GDP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成就的指标。
海外专家则明确指出，中国计划废除GDP的统计方式，是因为这个数据造假太多，而且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每年都为此耗费了太多的“非生产力”支出，并为不法官员留下越来越多的可乘之机。中国政府不得已将GDP请下神坛，改换其它统计方法。
GDP的危害
网上流传一则对于“平均工资”的调侃：“张村有个张千万，9个邻居穷光蛋，人均收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平均工资”是为了反映国家经济与人民收入的总体数据，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统计方式，在看似一派和谐，蒸蒸日上的人民收入背后，其实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数字上的“劫富济贫”只能产生假象和幻觉。
统计局的“平均工资”数据，是政府制定税收、保险以及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不管你的实际工资是否达到“平均工资”，都将按照根据 “平均工资”所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进行缴税，对于中共财政收入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这对于那些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的，实际工资远低于“平均工资”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弄虚作假之风，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1958年时，臭名昭著的所谓“大跃进”运动，造成极严重的大饥荒灾难，据中共官方内部统计导致四千多万计的百姓死亡。专家认为之所以GDP不断作假，根源在于体制，一党专制体制不改变，问题不会根本解决的。
中层干部异地交流力度之大历来罕见
6月7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国家统计局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力度”的消息。3名司长在局机关完成岗位交流：原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鲜祖德任总统计师，遗缺由原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汲凤翔接任，汲凤翔的原职位则有原城市社会经济统计司司长魏贵祥担任；2名司长“空降”地方，3名地方调查总队长异地交叉任职。
“这次中层干部异地交流力度之大历来罕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记者，原来各省的调查总队主要负责人大都在当地选拔，在当地产生调查总队的主要领导人选确实有困难的，则由国家统计局选派下去。很少会对干部进行刻意两地交流。
在国家统计局密集调整中层干部之际，正逢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司法部3部委在全国开展大检查，重点查处统计G D P等统计数据造假等行为和官员，全国又将掀起一场“统计运动”。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据南方日报报导，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老统计”方霖秉笔直书，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反映地方“数字造假”骗取“政绩”“老统计”等问题，但都石沉大海。
曾多次获英山县和黄冈市“优秀统计工作者”称号的方霖表示， 95年底，在湖北升降器厂工作时，本来700多万元的产值却报为2000多万元，可仍比不上邻镇一个600多万元产值而虚报为 2500万元的企业，结果他们得了全县十强工业企业第一名，获奖几万元，因此，当时的镇委书记还批评我：“你搞工作搞不过别人，报数字怎么也报不赢人家？”
方霖说，我所以敢斗胆向上反映本地“数字造假”问题，主要是到镇经管站工作后，看到“数字造假”加重了农民负担，侵害了农民利益。同时也看到，因弄虚作假、骗取“政绩”，近几年来，我镇不少主要领导先后都得以提拔和重用。
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苞茅冲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全村2000年人均纯 收入实际上800元左右，而村上报镇为1800元，镇报到县2800元，为什么不报800元？主要是镇给村定了指标，如稻谷平均亩产只有600-700斤，可让上报1100 斤，小麦亩产最多300斤，可要报500斤。产业结构调整后，种粮少了，种茶多了，可粮食总产没有相应调下来，且比以前还有新增长，农业税也未调减。茶叶还未见收，可茶叶产量则让报了上去，特产税任务随之也下来了，2000年村里的全部“特产”只能卖20多万元，可要交特产税2.28万元。
王勇说，我们村负债在全镇比较起来算轻的，但也仍有近20万元，村民人均300元，而有的村人均负债过千元。2000年村里上报 了10万元的“工业产值”，可我们这个穷山村除了大米加工房外，哪有什么“工业”？全镇90%的村都没有“工业”，可都得报“假数”。
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中央一级心里很清楚，“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 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 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没有说。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道：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不论国 内外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经济增幅一定同官方一年前的预测差不多，这几年总是“七上八下”，不是保七就是保八。有这样得心应手的调控能力，使人叹为观止。
何清涟指出中国官员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国政府从改革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以后，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经济业绩，衡量经济业绩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中国后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 官”。
“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中国官场目前的游戏规则。
GDP 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
中共官方媒体报导了关于中共省级巨贪王怀忠的报导“王怀忠的政绩论”，从一个侧面揭开了中共统计资料的绝对虚假性！
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每年向中央上报的 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最终定为22%。而实际情况是 4.7%。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后，提出“赶上海、超合肥”，要把阜阳建成“纵横于京九陇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的国际大都市”，导演了一场上世纪90年代的“大跃进”：“九五”期间，阜阳市年均GDP增长只有4.7％，但上报却高达22％。 2002年的阜阳市挤干水分后GDP才209亿元，财政收入仅17.8亿元，人均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而早在1997年，阜阳市上报全市GDP总量高达 400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近30亿元。
中共高层知道不？绝对知道。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多次到阜阳考察，并在视察国家储备粮库时，发现了粮仓的上面一层为大米、下边全部为秆草的情况。温却视而不管！
王怀忠于2003年12月10日，法院对其贪贿犯罪行为进行了开庭审理。
国际社会质疑 GDP将要“下岗”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计算按美元表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但在80年 代末90年代初，它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产生了怀疑。
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文章转引数家之言，认为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高估了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8年前的高估尤为突出，78年后有所好转，但仍有 0.4到3.4个百分点的误差。
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文报导，中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的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虚报盈利。
中共官方则公开承认，从1985年开始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到现在，国家的ＧＤＰ统计数据和各地的统计数据一直存在差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一直是个问题。
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曹玉书的说法：每年中央订的 指标是8%，省级提到9%，到了县级就10%往上报，而国家统治局的办法是一律砍掉两个点。
去 年的11月12日，国务院出人意料的在一次国务会议时决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要做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从此以后不再以GDP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成就的指标。
海外专家则明确指出，中国计划废除GDP的统计方式，是因为这个数据造假太多，而且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每年都为此耗费了太多的“非生产力”支出，并为不法官员留下越来越多的可乘之机。中国政府不得已将GDP请下神坛，改换其它统计方法。
GDP的危害
网上流传一则对于“平均工资”的调侃：“张村有个张千万，9个邻居穷光蛋，人均收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平均工资”是为了反映国家经济与人民收入的总体数据，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统计方式，在看似一派和谐，蒸蒸日上的人民收入背后，其实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数字上的“劫富济贫”只能产生假象和幻觉。
统计局的“平均工资”数据，是政府制定税收、保险以及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不管你的实际工资是否达到“平均工资”，都将按照根据 “平均工资”所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进行缴税，对于中共财政收入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这对于那些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的，实际工资远低于“平均工资”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弄虚作假之风，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1958年时，臭名昭著的所谓“大跃进”运动，造成极严重的大饥荒灾难，据中共官方内部统计导致四千多万计的百姓死亡。专家认为之所以GDP不断作假，根源在于体制，一党专制体制不改变，问题不会根本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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