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苏联还有多远？

昌海博客

201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介绍说，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中共早成为世界上拥有党员最多的政党，也是历史上党员最多的执政党。此消息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评论纷纭。不过，笔者却想起前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世界上在第一大国里第一个执政、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大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大党，在经历了74年的辉煌之后，突然在一夜之间垮台、分崩离析。

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实行高度极权的体制和没有实行党内民主。很多人认为，苏共亡党是自身造成的，和西方世界的“ 和平演变”关系不大。例如《苏共亡党十年祭》中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尚不够深刻。苏共实行高度极权制和党内没有实行民主的事情，使权力从根本上失却了制约和监督，以至党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苏联共产党模式”的执政体制有如下特征。

1，“苏联共产党模式”在执政体制方面是党政合一体制。党政合一体制，也就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几十年实践的教训说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很大的弊病。而世界上能够进行良性运转的执政体制，均为党政分开的执政体制的。毛泽东、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严厉批判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2，“苏联执政党模式”在干部制度方面，一是搞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搞干部层层挑选任命、委派制。苏共最高领袖没有任期制，斯大林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到死为止。至于各级党的干部，虽然苏共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但是，干部的任免权实际上掌握在党的各级主要领导者手中。领袖终身制和干部层层挑选任命制的存在，导致了党内民主的缺失，破坏了民主选举制度。

3，“苏联共产党模式”在决策体制方面是高度极权制。“苏联执政党模式”的决策往往由少数人，甚至一人拍板定案。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制定党的政策、决定，要通过辩论，要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但实际上苏共在党内不允许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政治高压的氛围，已经使绝大部分的党员噤若寒蝉，消灭异己的残酷手段，更使人人危在旦夕。在党代会上，报告、决定都是早已拟就，不容怀疑，只待宣读；然后出现的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完全一致”通过的情景。

4，“苏联共产党模式”在权力制约体制方面没有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在权力制约体制方面，实际上最高权力、层层的一把手和领导干部无法得到监督。虽然早在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监委与党委“平等地行使职权”，又赋予检查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但到了斯大林手上，把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关系变成为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降到下级的地位。党的领袖和各级“一把手”以及主要干部成了“特殊党员”，处于“虚监”、“失监”的状态。

苏联共产党由于没有很好地进行上述四项至关重要的党的体制和制度改革，窒息了党的活力和创新精神，终在74年后，突然在1991年8月24日一天之内分崩离析。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直师法苏联，政治体制照搬苏联。自1978年起，中国就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对照上述苏共执政模式，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至于“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党内生活，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在“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党内生活中，充满着封闭性和神秘性，上层的事对下隐瞒、封锁，普通党员只有听命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党内事务除去属于国家安全机密外，包括党的领导人的活动，都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但苏联把共产党的政治变成了宫廷政治，普通党员和干部并不知道领导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遑论党内事务的决策过程。其次，在“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党内生活中，党的政策决策不可能被自由地讨论，而是少数拍板、“一致”通过；在苏共党内，党员实际上被取消了言论自由，没有参与议政的权利。第三，在“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党内生活中，党的各级干部并非真正选举产生，而是假借选举的形式，实行内定任命制。在苏共党内，选举成了自上而下的暗箱操作过程，候选人名单的提出，实际上是由领导者和组织部门挑选、决定，候选人名单没有差额，然后交由党的代表大会表决，此时代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馀地。这样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事实上是内定任命制，是十足的专制主义。第四，在“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党内生活中，普通党员根本无法监督党员干部和高级干部，下级也无权监督上级。在苏共党内，只存在上级对下级的制约、监督，党的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制约、监督，而不存在普通党员对党员干部和高级干部的制约、监督，下级机关也根本无权监督上级机关。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如果没有健全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就犹如一部高速运行的车辆而没有灵敏的掣动系统那样，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以上表明，苏联共产党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苏共在亡党前，早已成为喊着党内民主的口号和要求，实则做着背离民主原则、实行极权制的政党。在这样长期行使理论与实践完全背离、党内专制党外独裁的政党领导下，最后结局必然是：不仅亡党，而且亡国。

苏共各级领导人一方面不愿意实行党内民主，却一方面反复地宣讲党内民主，并竭力把党内生活现状粉饰成已经实行了党内民主。之所以出现这样怪现状的原因，一是权力具有腐蚀性，斯大林及其之后的所有苏共领导人，无一不贪恋领导权；二是在极权专制恶名远播，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苏共当权者最好的当然是采取一面讲着党内民主，一面行着极权专制的方法；三是苏共当权者不愿意相信民主，自信没有民主，党也能很好地生存下去，甚至错误地认为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反而会使党大乱特乱。

其实，如果客观冷静地分析，即使是中国执政党内，也有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的党内民主，几乎和前苏联共产党一样，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普通党员，更有已经退休、从而敢于直言不讳的高官。

那么，中国社会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有评论认为，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苏联，情况出奇的类似。早在1974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一文，开门见山指出：“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指出苏联在1970年代已通过修正主义道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农庄、工厂，复辟了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他们在各地工业部门、集体农庄、国营工厂、高校、法院都有自己的人员，占据着各级党、企业和组织的领导地位，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活在吃喝玩乐中，穷奢极欲。在这些新沙皇时代特权阶层分子的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工农男女群众工作艰难、赋税沉重、生活困苦。苏联的昨天，几乎与中国的今天一模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权贵集团凭借党政大权，掌控城乡资产和生产资料，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以红头文件而黑箱操作的政策欺压宪法和法律，通过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的途径先富起来，组成一个通过政府权力垄断国家企业资产的特权阶层。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领域，担负党和政府与各类企业、组织的领导职务，追逐世俗的名利情欲，周期性地在人民中间制造敌人群体，甚至把警察变成黑社会，在各省市县镇以文件政策滥用职权，制造和操控盗窃、抢劫、炒作、贿赂、投机、盘剥、杀人等各种大案、要案，牟取“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并分享这些工程建造中的暴利，制造假冒伪劣的商品；苏联人只搞过的假“水果汁”，中国权贵们却搞起了假酒、毒奶粉……等等。这些权贵上下合谋致富的犯罪活动，遍及工农文教各行各业的工厂、农场、旅行社、院校、医疗、司法等领域。这些党政官员串通一气、合伙分赃、敲诈勒索，权大即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豪；而中国老百姓的体力和脑力等各种劳动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他们及其家人掌握和挥霍。

《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一文中的“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是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的党文化术语，其实就是指1970年代苏联的“房产主”、“机关官员”、“企业厂长”、“农庄主席”等权贵们。他们居住带有华丽的客厅、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的豪华的私邸和别墅；并在苏联修建惟有权贵阶层才能享用的“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店”。在这些专设的特殊商店里，他们每月廉价选取精美食品，包括“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和“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他们还可以到“造价昂贵”的高级饭店大吃大喝，一餐花掉数百、数千卢布的筵席、一国营农场官员公款吃喝，每周办公室里有“几麻袋酒瓶子”，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和企业经常“没完没了的豪奢饮宴，酷爱进口轿车、英国的西服、意大利领带和外国香水”等。这些人因人性贪婪而凭借党政权力谋取特殊利益，手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做官就是“如何捞钱，如何发横财”。他们“过着非常阔气的生活，购买了私人住宅和别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汽车，修了汽车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被选进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这些人享有特权却缺德，丝毫没有真正资产者的富贵不淫的精神。

苏联现代化和城市化在二战后重建，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普及全民“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但当权者贪婪无度，以权谋私；一方面居民税不断增加，从 1960年56亿卢布增加到1972年150亿卢布，同时城市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当权者在特殊商店里可每月廉价选取俄国的传统美味和西方的现代百货。从1970年代，苏联工厂的工人工作和生活逐渐开始没有保障；按照那时候“经济新体制”的规定，为了追逐利润，拉动GDP，厂长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每年有大量职工被解雇。莫斯科市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强度，在短短几年内就解雇工人1300多名，这种“谢基诺经验”被在全国推广；比如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程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所有不顺从他的人都被他解雇，管理处350人却“总共有318人离职”，车里雅宾斯克一工厂总共150人，“一年内就有120人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将不顺从的加丽雅赶出工厂，并夺其公民证，使之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而被迫自杀；苏联出现大量失业工人。苏联公民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克格勃和秘密警察随时可以将公民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关押；……。

以上遭遇，苏联老百姓昨天经历过，中国老百姓今天正在经历。

而1974年《人民日报》所批评的苏联修正主义日益加剧的所谓阶级分化，实际上是贫富分化；这种状况在中国，1994年就开始全部出现，甚至更严重：工人大规模下岗，物价大幅度上涨，税收项目几十成百地增加；……。

从各种现象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