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愤怒——读《李鹏六四日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一本《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读出了出卖和奸诈，有人读出了真相和秘密，有人读出了绝望和悲哀，有人娱乐至死读得笑出了的眼泪。我也读了，我读出的是愤怒，而且不止一种。

愚顽之怒：顽固坚持“少数坏人背后操纵论”

这是中共几十年形成的惯性思维之一，认为多数群众一定是好的，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如果多数群众对党表示不满，那结论只有一个——有坏人在背后挑拨，在背后煽动。只要进行揭发，揪出坏人，加以惩罚，群众就会重新拥护党的领导。这个思维的形成必须有几个条件：党永远是正确的，这无须证明；群众永远是无知的，这无须证明；在党和群众之间永远隐藏着道德败坏的小人，这也无须证明。

我的愤怒不是因为中共何以形成如此荒谬逻辑，而是因为中共坚持这种荒谬逻辑几十年不动摇。《李鹏六四日记》对此作了非常好的诠释，他本人也对此逻辑深信不疑。在1989年，李鹏自始至终按照这种逻辑判断形势、采取对策、坚持立场、评论是非。不管民众如何表达、解释和澄清，这是我们自发的请愿行为，这是出自我们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是非善恶标准，我们不受任何人操纵和利用，但李鹏始终坚持：你们就是一群无知的傻瓜，你们实在是愚昧无知的，你们的确被坏人利用了。

绝望吗？绝望。悲哀吗？悲哀。愤怒吗？愤怒。面对如此愚顽逻辑，你还能说什么？你难道不是在满腔热情、恳切殷勤地和一块榆木疙瘩企图沟通吗？你应该做的，就是在他的榆木脑袋上猛敲一下——难道你一次都没有想过，共产党是不是错了？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代表人民利益？人民群众是不是在表达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哪怕你把人民群众全部当作坏人也好啊，至少明白他们不是在被少数人利用，至少明白他们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啊。

不平之怒：睁着眼睛说瞎话，背着牛头不认赃

明明是“4.26社论”激起民愤，爆发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明明是赵紫阳“5.4讲话”肯定了学生爱国热情，才让运动在5月5日开始趋缓，明明是在5月5日之后李鹏政府未按照赵紫阳总书记的要求，与学生及社会各界进行认真对话，才导致“5.13大绝食”，从而激发出全国范围的民众抗议运动。但李鹏硬将将事实颠倒过来，声称社论打击了学生士气，赵紫阳讲话又让他们死灰复燃等等，让人无法不气愤。

21年前，当满脸横肉的陈希同在《平叛报告》中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时，我曾善意地猜想，这只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策略，对于基本事实，他们其实心知肚明。但21年后，当我看到李鹏时隔15年，在2004年仍在自己的日记里坚持：是“4.26社论”打击了学生的士气，统一了人心，运动即将平息，但赵紫阳的“5.4讲话”给学生重新点火，使运动死灰复燃；是他安排的、拒绝正面回应学生诉求、当时就不被学生承认的所谓“对话”活动，“取得了很好效果”，但因为赵紫阳的言行与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不一致，从而导致运动波及全国；是江泽民在上海果断查封《世界经济导报》，向全国传达了正确信息，平抑了运动，不是 “查封导报事件”火上浇油、导致新闻界集体走上街头抗议，投身运动洪流之中；是如果按照他的要求，统一认识，早日采取果断措施，运动就会很快平息，是赵紫阳故意纵容、甚至鼓励，导致民众运动愈演愈烈波及全国……面对一个睁眼说瞎话的人，你可以驳斥。如果这个人不是故意说瞎话，而是打心眼里认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种样子，你夫复何言？我的打算是，给他屁股上狠狠踹一脚！

如果李某人上网，绝对有资格获得“世界第一者”称号。

羞辱之怒：当民众的赤诚之心遭遇小人之心

4月22日上午，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学生代表3人长跪于人民大会堂东门之外，请求政府总理接受《请愿书》，但政府总理始终未出面。也许政府总理当时的确不知道学生是在向他请愿，也许学生用下跪方式向总理请愿并不合适，但作为一国总理，在事后不能把急于撇清自己当作要务，而置民众诉求于不顾，更不能以小人之心猜度民众的赤诚之心。《李鹏六四日记》向人们显示，请愿遭拒，导致北京高校学生罢课后，李鹏不是想办法回应民众诉求，平息民怨，而是急于动脑筋想办法，企图巧妙解释，撇清自己。更有甚者，他将学生向总理请愿的正当行为，认定为学生受坏人唆使，故意激化矛盾，将怒火引向他，将他推到矛盾一线。真是岂有此理！只要思维正常，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学生向谁请愿，那是对谁给予了期待和信任。作为一国总理、政府首脑，学生向你上书陈情，表达诉求，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合乎法合乎情合乎礼的事吗？但李鹏在这里发现了政治阴谋，而且自鸣得意。

学生要求与政府总理对话，那是天真的学生们以为总理官大，说话管用，为民做主的可能性也大。但李鹏想的是，我一旦出面与他们对话，岂不把自己摆到了风口浪尖上？反正人家赵紫阳是总书记，我何必出头？如此明哲保身、精于算计的人，还敢在日记里自我标榜“我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那里能应付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 ”？明明是学生自己成立的自治组织推动了民主运动，使政府被迫表态同意对话，但李鹏坚持要和那些曾经阻挠、破坏民主运动的所谓“合法学生组织”如团委、学生会等对话，而拒绝与学生自己建立的自治组织对话。理由是一旦与他们对话，岂不变相承认了他们“非法组织”的合法性？于是李鹏宁愿让政府与民众的矛盾走向激化，致使运动从罢课升级为绝食，也要固守自己认为的“合法”，身为一国总理，如此鼠肚鸡肠，能不让人气愤乎！

无奈之怒：老人政治的权威源自何处？

中国的老人政治向来为人诟病，1989年民间曾经流传这样的段子，一群80岁的人召集一群70岁的人开会研究一群60岁的人的退休问题。此言不谬。有人或言，不管同意与否，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80岁的老人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民众公认的权威性。那么《李鹏六四日记》向人们显示，所谓影响力和权威性究竟为何物。

赵紫阳想找邓小平交流工作，得先给杨尚昆打电话，如果杨同意，就带着赵去觐见邓大人，如果杨不同意，就对赵说，现在不合适，邓的权威性就这样得以凸现；赵紫阳觉得“4.26社论”的调子定得太高了，应该想办法转弯子，以平息社会上的怒火，谋求结束运动，但李鹏斩钉截铁地说，社论准确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小平同志深思熟虑的结果，赵只好闭嘴，邓的权威性就这样再次得以凸现；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决定发电报让人大委员长万里结束访问提前回国，以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作为中办主任的温家宝说中办不能发这样的电报，因为温知道李鹏不是这意思，知道邓大人更不是这意思，邓的权威性在赵的直属部下那里也能得到凸现；已经退休的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不是给政治局常委们提建议，而是动不动就打电话给同样退休的邓，反复要求邓出来表态，采取措施，让邓自己也觉得中国的确离不开他的权威，比如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退休老人，连运动的性质至今都定不下来”；在邓大人家里，邓提出戒严，在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所谓政治局五人常委中，李鹏、姚依林表现得像暗中拿了大钱的托儿一样，立即表示热烈拥护、完全赞成、坚决支持，导致乔、胡两常委只好跟着表态支持，而将赵紫阳孤立起来，使邓的权威性得以彻底显现……

不要指责老人政治了，老人政治来自于一群不负责任者的炒作和吹捧，不是坐在轿子上的人不怒自威，是各位抬轿子的在故意渲染气氛。如果不是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温家宝诸人的吹捧和维护，如果不是陈云、李先念、王震等退休老人的不甘寂寞，用得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而政治局的现任常委们又用得着如此顾虑重重、不敢决策？所谓老人的政治权威，原来是在位者拒绝自己承担责任、拉大旗作虎皮的结果，原来是帮闲者越俎代庖、煽风点火的结果。与其指责发号施令的老人，不如谴责拍马溜须的小人。

当然，《李鹏六四日记》内容十分丰富，还有很多刺激肾上腺激素分泌的东西，比如他的自负、愚蠢、僵化、顽固，如果你能克服厌恶之情，读完全书，也一定会有深刻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