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落后了?——有感于两个不同的《劝学篇》(转贴)
(2010-06-23 17: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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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落后了?——有感于两个不同的《劝学篇》
我一向很佩服和欣赏张之洞(1837—1909年),因为他是个热心教育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些人不太喜欢政治家,在我看来,能真正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为国民教育做出点什么,其实真的不错,何况张之洞做的还不少。废科举,他和袁世凯共同上书,功劳不愧很大;办新学,进一步学习先进;定学制,勾勒了我国近代学制的蓝图……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他的《劝学篇》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张之洞的《劝学篇》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讲中学,外篇讲西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在这里,他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其中,张之洞特别注重纲常名教,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针对维新派提倡民权,抑制君权,倡导男女平等的改良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关于“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他主张对西学要“政艺兼学”,“政尤急于艺”,而“政”、“艺” 的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功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从他提倡的西政看,并不指西方政治,而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学制、赋税管理、通商办法等。他所提倡的西艺,有别于洋务运动初期把西艺理解为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认为西方近代生产与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因而在西艺中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除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外,与张之洞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也写写了很有影响的《劝学篇》。但是他在《劝学篇》里所主张的思想和精神与张之洞却不相同。
福泽谕吉,庆应义塾的创始者,作为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给近代日本人的思想形成以巨大影响。尤其是《劝学篇》(第一篇明治五年)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本揭示近代日本的理想的人的形象的书,贯穿全篇的旨趣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有觉醒的国民意识的国民。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但是,如果环顾近日的人间世界,就会看到有贤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贱人,他们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理由很明显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人要是不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劝学篇》第一篇)
“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己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立操心国事,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劝学篇》第三篇)
当我们还在寻求表面制度的改革上时,日本人就在寻找内在人格的独立。这大概就是我们和日本的区别,就是我们落后的地方。即使我们保留了祖先的“遗产”,学习了“新学”,但是国民没有独立意识,健全人格,前进还不是一纸空文,仍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
话又说回来,前进是一个过程吧,张之洞以及当时一切有志之士的做法,无疑推动了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的前进,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后于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