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改良运动失败之后，政权的更迭都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虽然国共两党都不得不承认实行宪政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宪政在中国从未真正实现。无论蒋还是毛，实行的都是强人独裁统治。区别在于，蒋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保持了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传承，使得社会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溯源和依托；而毛，则是一个完全的破坏者，力图用共产主义的学说，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其实，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有其偶然性。没有中日战争，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未必成事。然而，既然历史如此眷顾中共，夺取政权后的中共，就完全忘乎所以，真的以为自己的那套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不但全盘抛弃了当初信誓旦旦的宪政承诺，大搞一党独裁，而且将对暴力的崇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毛以后的中国，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但对暴力的迷信并未有丝毫减弱。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土崩瓦解，中国社会陷入了理论和道德真空。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奄奄一息，共产主义的说教成了过街老鼠，猫论乘虚而入，摸论登堂入室，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老邓的人生哲学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和座右铭。中国今日的道德末日景象，此为始作俑者。
中国社会的改良机会最后一次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开始反思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在共产党内部，从上而下，出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行动。那是一个人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回归的年代。然而，历史又一次应验了谭嗣同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可是中国的变法，无不以流血而终。六四事件，标志着中国最后的改良大门从此关闭，共产党内部的改革（良）派及他们推动的旨在实现民主宪政的努力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改革的结果，共产党蜕变成了一个代表着官僚买办资本利益的，占有巨大社会财富和全部行政资源的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普罗大众，变成了统治集团自己。社会阶层的鸿沟已然形成，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统治阶层不仅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变本加厉，用各种手段钳制新闻自由，压制不同声音，封锁信息资源，力图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
由于二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干的不错，可以一直干下去。可是不要忘了，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巨大的环境和资源破坏，以残酷剥削最底层人民，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凝聚和强化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共识，反而使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共产党会自行改良，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呢？
这个问题似乎难以回答，但是，如果问你，当你得到了一座巨宅，住进去，可以尽享荣华，长生不老，而且这所宅院有你最忠实的卫队护卫，任何人不敢觊觎。而你的邻居，不仅生活寒酸，还要忍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你会主动放弃这座宅子，或打开大门，让你的穷邻居和你共享你的一切，并且可能因为招待的不够好，反而被赶出门吗?
答案是明确的：No way!
既然从人性上说，你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同样，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共产党主动与你分享他的既得利益呢？
你会说，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统治，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而我呐，也要求不高，他住他的豪宅，我住我的板房，只要能让我过得下去就行了。
不要忘了，你和那座大宅子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宅子需要你供奉，宅子里的人，需要你服伺，你是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这个游戏本身就不平等，你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底线不被穿破呢？如果穿破了，你怎么办？
政党是人组成的。一个政党只能代表特定的人群。如果一个政党，号称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你就当它是卖大力丸的吧。世上最大的谎言莫过于此。
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共产党内部以后不会再有新的改良派，从而避免社会陷入动荡呢？
改良派的产生，是有土壤和气候的。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内，还有着一群具有理想主义的实干家。他们大多经历过党内路线斗争的冲击，对党内斗争的残酷和集权专制的危害刻骨铭心，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对底层人民怀有真切的同情。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后一批可以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但是在中国，最后说了算的，永远都是拉杆子的。正因为如此，从毛到胡，共产党从不容任何他人染指军队。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建党宗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党和资本家党。它的骨干成员，除了达官贵人，富豪显赫，投机分子，还有多少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这样的一个政党，即使有个别的理想主义分子， 在利益的铜墙铁壁面前，也徒唤奈何。
既然统治阶层在武力的保护下，拒绝分享既得利益，内部的改良无从谈起，和平的社会转型到宪政体制的道路就被完全堵死。
中国人的血，一百多年来，流成了河。这血流的河，冲垮了强大的外敌，却换不来做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百姓的福祉。中国的宪政之路还很漫长，为实现宪政而流的血，还会流下去。但是，唯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唯有宪政的实施，唯有所有政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以宪法为本，而不是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国才有现代化的希望。
中国社会的改良机会最后一次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开始反思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在共产党内部，从上而下，出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行动。那是一个人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回归的年代。然而，历史又一次应验了谭嗣同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可是中国的变法，无不以流血而终。六四事件，标志着中国最后的改良大门从此关闭，共产党内部的改革（良）派及他们推动的旨在实现民主宪政的努力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改革的结果，共产党蜕变成了一个代表着官僚买办资本利益的，占有巨大社会财富和全部行政资源的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普罗大众，变成了统治集团自己。社会阶层的鸿沟已然形成，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统治阶层不仅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变本加厉，用各种手段钳制新闻自由，压制不同声音，封锁信息资源，力图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
由于二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使得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干的不错，可以一直干下去。可是不要忘了，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巨大的环境和资源破坏，以残酷剥削最底层人民，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凝聚和强化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共识，反而使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共产党会自行改良，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呢？
这个问题似乎难以回答，但是，如果问你，当你得到了一座巨宅，住进去，可以尽享荣华，长生不老，而且这所宅院有你最忠实的卫队护卫，任何人不敢觊觎。而你的邻居，不仅生活寒酸，还要忍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你会主动放弃这座宅子，或打开大门，让你的穷邻居和你共享你的一切，并且可能因为招待的不够好，反而被赶出门吗?
答案是明确的：No way!
既然从人性上说，你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同样，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共产党主动与你分享他的既得利益呢？
你会说，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统治，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而我呐，也要求不高，他住他的豪宅，我住我的板房，只要能让我过得下去就行了。
不要忘了，你和那座大宅子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宅子需要你供奉，宅子里的人，需要你服伺，你是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这个游戏本身就不平等，你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底线不被穿破呢？如果穿破了，你怎么办？
政党是人组成的。一个政党只能代表特定的人群。如果一个政党，号称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你就当它是卖大力丸的吧。世上最大的谎言莫过于此。
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共产党内部以后不会再有新的改良派，从而避免社会陷入动荡呢？
改良派的产生，是有土壤和气候的。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内，还有着一群具有理想主义的实干家。他们大多经历过党内路线斗争的冲击，对党内斗争的残酷和集权专制的危害刻骨铭心，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对底层人民怀有真切的同情。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后一批可以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但是在中国，最后说了算的，永远都是拉杆子的。正因为如此，从毛到胡，共产党从不容任何他人染指军队。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建党宗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党和资本家党。它的骨干成员，除了达官贵人，富豪显赫，投机分子，还有多少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这样的一个政党，即使有个别的理想主义分子， 在利益的铜墙铁壁面前，也徒唤奈何。
既然统治阶层在武力的保护下，拒绝分享既得利益，内部的改良无从谈起，和平的社会转型到宪政体制的道路就被完全堵死。
中国人的血，一百多年来，流成了河。这血流的河，冲垮了强大的外敌，却换不来做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百姓的福祉。中国的宪政之路还很漫长，为实现宪政而流的血，还会流下去。但是，唯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唯有宪政的实施，唯有所有政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以宪法为本，而不是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国才有现代化的希望。
强大与脆弱
----轉載自許知遠先生的博客文章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对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从湿漉漉的空气到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的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总能最终到达香港市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为“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到“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历史感的消退开始流行。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轉載自許知遠博客
To 地球飘流汉
Communism is the last evil on Earth. Those who are in favor of evil will witness the collapse of it with their own eyes in nearly future.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暴政。毛泽东说，我们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毛泽东也承认是暴政，所以把新中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有些人把暴政和独裁并列起来讲，这是欧洲历史的常规。欧洲的暴政是独裁统治者压制底层的政治。而中国不同，最暴政的文化革命是上层干部和城市知青到底层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底层对特权阶级和权威的暴政。
这是什么暴政？文化革命时期，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村人口!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底层的农民。这种暴政是暴民政治。是接近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的暴民政治。
这个暴民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温和的暴民政治。从来没有一个暴民政治能够延续十年，其间还送了卫星上天。这是人类的奇迹。法国大革命暴民政治没有多久就被拿破仑复辟帝国了。其它暴民政治没有能够延续超过一年的。
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旷日持久地实行了十年暴民政治，人口多，时间长，就是因为暴民精神素质高。没有那个国家能够砸烂公检法依然可以运行十年的。这是人类历史最最温和的暴民政治。只有伟大的中国人民才能实行如此的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砸烂公检法还运行一个月的。
占人口90%的底层民众实行暴民政治，会让很多人发抖的。中国的暴政与西方的独裁恰恰相反，是接近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
精辟！
动荡是否不可避免？小的动荡肯定有，但象内战那样的大的社会动荡肯定不会有，因为这是民心所向。任何政客也不敢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将中华民族导入分裂、崩溃、灭族的深渊。即便有个别人（异族人的走狗）真有这个野心，觉悟了的中国人民也不会盲从上当。
孙中山是一个民族罪人，正是他将中国的改良运动变为革命，导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异族入侵+民不聊生+血流成河，今天，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异族人的走狗-----云独轮除外）会希望这一幕在中国重演。
今天的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用算卦的话说就是正在势上），东风压倒西风是21、22世纪人类的大趋势，您写的这篇文章往最轻里说也是------耸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