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国时期的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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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的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平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二、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之多无法统计”。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600多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又据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面对饿殍遍乡，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其部下：“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而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及民国地方政府对待灾情的消极漠视，灾情进一步恶化，导致极其严重的人肉相食的惨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已无法统计。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多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
而实际上，整个民国期间不同程度的灾荒几乎年年都有，而未被统计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研究起来当是天文数字！这里尤其提到的是蒋粉自我吹嘘的所谓“黄金十年”期间（1927-1936）饿死人平均都在300万——700万之间。
如果按照“这一些人”计算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计算方法：
中国人口从民国初期的4亿左右经过38年还是4亿左右。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避孕措施，又推崇多子多福，哪个家庭不是好几个孩子甚至更多！除去各种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大约的5000万左右之外，这样看来，整个民国期间，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在38年中大概有5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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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的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平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二、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之多无法统计”。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600多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又据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面对饿殍遍乡，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其部下：“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而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及民国地方政府对待灾情的消极漠视，灾情进一步恶化，导致极其严重的人肉相食的惨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已无法统计。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多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
而实际上，整个民国期间不同程度的灾荒几乎年年都有，而未被统计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研究起来当是天文数字！这里尤其提到的是蒋粉自我吹嘘的所谓“黄金十年”期间（1927-1936）饿死人平均都在300万——700万之间。
如果按照“这一些人”计算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计算方法：
中国人口从民国初期的4亿左右经过38年还是4亿左右。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避孕措施，又推崇多子多福，哪个家庭不是好几个孩子甚至更多！除去各种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大约的5000万左右之外，这样看来，整个民国期间，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在38年中大概有5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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