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1年了，关于这个事件的争议和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看了李鹏日记，有点小小的体会。这里不想谈谁对谁错，因为历史事件都有其两面性，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首先看单个的历史事件要把它放在整个历史的大环境下来看。这样前推20年，后退20年，可以说六四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989年，文革已经结束了10年多，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人心思治的，大多数人追求的是稳定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六四没有发展成类似东欧剧变那样的结果。当时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过去20年的经验告诉当时的人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工作就行了，干得再好也挣那么多钱，这种大锅饭思想。但是个体户的出现给这种想法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定的仇富心理。同时也出现了有一部分党员利用职权谋私的事情。这些都为六四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这个时候社会思想意识上却没有形成相应的变化，仍然大力倡导左的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给群众带来了错误的认识：以胡，赵为主的改革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大多数老革命为首的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这样没有富裕起来的普通群众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富裕起来的少数人感觉到了被打倒的危险性。
同时仍然有很多群众觉得可以再来一次类似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政治运动，而以邓为首的当权派对文革存在强烈的反感和恐惧。于是暴力冲突不可避免。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在这里起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六四之后作为继任者的江当然会继续推行左的路线，这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直到大老板92年南巡讲话，江才认识到原来要这样啊，怎么不早说？于是左的政治路线被彻底压制。但是这时候的邓已经没有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魄力了，尽管他早就认识到了其必要性，但是本着稳定的原则还是关闭了自8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的政体改革之门。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可以看到，1986年邓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但是89年的运动彻底改变了邓的看法，我觉得当时包括邓在内的所有高层在看到东欧苏联事件后应该都是很迷茫的。既不能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路线上，又要防止出现苏联式的政治特权阶层以防人民背离了执政党，更不能放弃握在手里的政权，这时的邓为首的共党忽然发现走到河中间了却怎么也摸不着石头了。到底这个河怎么过，干脆撒手不管了，让江们去找石头吧。
接下来的事情很明朗了，谁也不愿意背上一个亡党的罪名，于是干脆蒙着眼睛过河算了。老江于是提出谁也不讨好的三个代表，试图消除富裕阶层的疑虑，于是彻底改变了执政党自创立以来的性质，将共党推向了贫困阶层的对立面。其实老江在他政权牢固之后仍然有机会进行政体改革，三个思想也不能不说有其路线上的正确性，关键问题是中共高层总抱着鱼与熊掌必须兼得的思想，既要得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好处，也不能丢失握在手中的政权。这样做就只怕最后什么都得不到。进入2010年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潜在的政治矛盾就会跳上历史的舞台。学生运动掀不起大风浪，可一旦工人，农民参加进来，贫民就会变成暴民，国家陷入动荡后，所有的经济成果也就报废了，受伤害的将是所有中国人，不管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想寻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没错的，关键要让形势朝好的方向发展，结果是最重要的。如果最终搞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再漂亮的名字也没有用。如同我上一篇文章所说的，当前国家并不是没有出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统治国家的不是党组织，不是共产党这个名字，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人”。现在的政权掌握者只是一群挂着共产党牌子的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没有几个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代表了。何必死抱住祖宗的牌位不放呢。将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割成不同的政治组织，彼此制约监督，以法律为旨则，实行公平，透明的竞争原则，这样社会矛盾将会逐渐化解。那么不管是现在当权的既得利益者，还是底层的贫苦大众都会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