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至今，音乐周历经十载，温德青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听众， “第一届听众只有两千人次，连续四届以后达到八千人次，来自全世界各个地区。这说明，当代音乐的听众不仅是音乐学院象牙塔里的师生了，它已经走入了市民的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音乐周上，人们的耳朵慢慢地完全被打开，接受新的声音艺术。
参加当代音乐周也是有条件的：首先作曲家必须健在。其次，这些作曲家必须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被大家认可。
在十年的演出中，众多优秀音乐家的故事被镌刻在当代音乐历史上。2012年，近80岁的前苏联音乐家古拜杜丽娜参加音乐周，她演奏完长达35分钟的小提琴协奏曲《奉献》，观众席陷入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
现在，请带好耳机，接受经典音乐的洗礼吧！
从她的音乐中，你感受到了什么？似乎贝多芬来到了这个世界。
一位尼泊尔的音乐家，是一个尼姑。她的清唱如她的信仰，非常纯净，崇高圣洁，中国古琴为她伴奏，那场音乐会观众爆满，一票难求。
第十届音乐周引来了一个新流派——饱和主义音乐。它产生于十多年前的法国，灵感来源于自由爵士（Free Jazz）、重金属和摇滚。这种音乐想反叛前辈们非常精致、细腻的频谱音乐，常伴有琴弦拉断、重金属撞击、电子音乐的音响，而且身体语言特别多，感觉像跳舞一样，非常有张力和紧张感，特别适合年轻人。
在80后钢琴家宋思衡看来，演绎当代音乐，对年轻音乐家来说有一个集体症候，就是技术高难度，“一些技术都是对以前演奏的颠覆，甚至有时候会击打钢琴面板，拨钢琴上的弦，技巧很宽泛，想象空间很大。”
想象一下，舞台中央的指挥，突然用指挥棒波动钢琴上的弦，那会是何种境况？当代音乐，便是一切皆有可能。或许有一天，你无意间吹的口哨不小心被宋思衡带进了他的多媒体当代音乐的艺术殿堂。宋思衡认为，当代音乐的价值要靠一些真正有远见的人来挖掘、维护。
谈及远见卓识，著名音乐家谭盾便值得一提再提。他对当代音乐体会颇深：“艺术创造是非常个人的，这种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个人的一种世界，有高有低，有宽有窄，但是最后天才一定是在非常广泛的筛选中成长，所以天才的土壤一定要肥沃，要广阔。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当代音乐给予我们的思考，给予我们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足够的能量和土壤，这样我们以后才会有更多的天才出现。”
他更期待当代贝多芬的出现，“二十世纪一晃，一百年就过去了，有作曲家被历史留住，但是留下的不多。全世界伟大的作曲家，那可是从2000多个里面过滤下来的，能数出20个就已经不错了。没有2000个，哪来的20个呢？如果当时只有二十个，那可能剩下就一个了。如果我们不抓紧当代音乐的建立、普及和鼓励的话，你就发现好的作品留的不多，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音乐就是一个信仰，一定是你需要音乐，希望跟别人分享音乐。谭盾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对音乐的认知却依旧在寻找，他说年轻音乐家就应该像音乐符号中的导音7（si）一样，不能停止追寻自己人生奉献的目标，“我不是你的圣徒，却奉献了自己。”
多少流行歌曲如春如风，滋润了这一代人又被下一代人忘记。今日春风吹过，我们还记得去年的春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