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3)
那时候，*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0267_25208.html
那时候，*在沙滩原北大孑民纪念堂定期开会，给理论界吹风，我也参加了。会上讨论比较自由，对当时小麦亩产几千斤有些议论。记得有一次传达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按照太阳散发的能量，每亩地亩产万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学校的车上，党委书记和我们一起议论：如果将一万斤粮食平铺在一亩大的室内地面上，将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学系奉命全系下放到北京大兴黄庄芦城乡，实行开门办学。当年农村正是一派丰收景象，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个负担：领导上交代哲学系下乡的任务是开门办学，一面劳动一面教学，现在劳动安排好了，如何进行教学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领导来哲学系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提到这个问题。一位同志狠狠地批评我，她说：“下乡向农民学习劳动，就是最好的学习。”我想：我的“白专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气。正好听说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
我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参加调查组工作的。
【调查组的工作】
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邹鲁风同志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在这九人中，人民大学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几位同志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全了。信阳的大组长是人大一位同志，北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总支副书记王向立同志和另一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鲁山的大组长是北*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同志，两位人大的同志任副组长；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地处京汉路石家庄市西边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过其中，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韩铭立同志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农民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具体化为“虚”与“实”的关系了。)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我还记得，早在1953年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组织大学政治课教师去农村参观学习，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徐琳同志一起到江苏扬州，那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去农村生活，我们参加了村干部的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我们意外的是：村干部根本不是讨论如何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重大意义，而是在对当地农户一家一家地计算：他家当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已经交了多少公粮，被统购了多少，家里应该还存有多少，可以动员他再交售多少余粮。像我这样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书呆子，不能理解当时干部的困难，只能心存疑惑。现在看到：干部不必再那么斤斤计数了，因为收到的粮食全部为国家所有，要调拨多少便可以调拨多少，农民已经不是这些产品的主人。原来几千年来，农民一直认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粮食产品，已经完全不归他们所有，农民已经变成单纯的雇佣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了。(当然，当时我是再也不敢这样想的，这是后来逐渐才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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