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法院向“钱”看，激化社会矛盾

重庆法院向“钱”看，激化社会矛盾

姜维平

对重庆来说，眼下当务之急，是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东风，启动案件重审的机制，清理薄熙来当政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尽快释放类似李修武等人的所谓“黑老大”，给民企经济注入强心剂，但是，在薄王余党黄奇帆，张轩，钱锋等人的力阻下，法院反其道而行之，不但鼓劲与中南海对着干，千方百计地干扰错案重审，而且故意激化社会官民之间的矛盾，制造一些新的荒唐可笑的案件，唯恐山城不出乱，近日重庆地方法院在潼南县，搞出一起针对弱势群体的案件，并由官媒大肆渲染，就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例。

重庆媒体报道说，潼南县的8位村民，一年前在当地的河道里挖出一根乌木，卖得19.6万元，大家分享这笔数额不小的意外之财。如今，当地财政局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返还这笔钱。日前，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决村民们还钱。原来，2012年10月下旬，潼南县前进村民王某在涪江河内的淤泥中，发现了一根乌木。他将此事告诉了同村的匡某等8人。当年11月份，9人用匡某的挖掘机一起对乌木进行了挖掘打捞。经测量，乌木长约30米。

在中国，由于周永康把持政法委大权长达十年，公检法成了“自留地”，冤假错案漫山遍野，上访者不绝如缕，重庆更是世界闻名的重灾区，薄王倒台后应当大量处理“民告官”的案件，并应支持草民获胜，这才能佐证法院重判薄熙来和王立军是英明的，公正的，但情况刚好相反，至今为止，没听说哪个重庆老百姓把当官的告倒了，包括薄王的一些余党。我经常浏览重庆的媒体，大部份时间都是心情郁闷的，现在，又来一起广泛宣传的“官告民”的案件，竟因区区的十几万小钱，兴师动众，贻笑大方。我真的想不通，薄熙来，王立军搞“唱红打黑”运动，不论是“唱”的，还是“打”的，挥霍和浪费了国家多少钱，多少个19万啊，各级公检法借“打黑除恶”，捞了数以千亿计的民脂民膏，为什么法院不受理这方面的纠偏案件，却拿鸡毛当令箭？沙坪坝区法院的院长郭某制造了李修武案等多起冤假错案，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判刑，却高升了官职？周永康的心腹，重庆高院院长钱锋与李东升的官历如出一辙，明显是周的布局棋子，却久留山城，他正经事不干，却支持下级法院搞这些针对穷人的恶案，天理何在？公平何在？希望何在？

从官媒披露的信息看，这几个贫穷的村民，是翻山越岭摔倒了，捡了个“金圆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那根乌木的，并且忐忑不安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请示，它由于不属于文物，当地文物管理所接到匡某等人的报告后，未予以收藏。所以，9人联系买家，在12月份将乌木卖了19.6万余元，其中，发现乌木的王某和挖掘机机主匡某各分了约4.9万元，其余7人均各分得1.4万元，开挖掘机的司机分得300元。去年1月16日，其中一人将所分得的1.4万元上交给当地财政局，其他8人没有上缴。

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应当上缴，第一，它不是文物，乌木与古董不搭界；第二，草民已报请上级批准，拿错了也不承担责任；第三，草民没钱，想生活过得好一点，捡一个“金圆宝”按劳分配理所当然；第四，法院应当纠偏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多得浩如烟海，比如，李庄案，李俊，李修武，台仕华案，黎强案，曾智强案，樊奇航案，等等，与其比较，这点小钱案算“神马”东西，钱锋操控的各级法院，还在沿用周永康路线，他们不纠正薄王的恶法，却无为地消耗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司法资源，丢掉“西瓜”捡“芝麻”，牺牲公平正义，再一次利用法院的强制执行权而抢夺老百姓的血汗钱。

反复读过有关文章，我还看到媒体配发的几张照片，可以想象现场的情况，原先沉睡在涪江河里的巨大乌木，重多达两吨，长达30多米，把它打捞出来，还利用了挖掘机和大卡车，费时费力费脑筋，村民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水，还要拜衙门，找客户，这一切很不容易。照片显示，村民们着装朴素而简单，站在水里的眼神充满期待，毫无疑问，乌木凝结着他们脱贫的梦想，流淌着村民的眼泪和热汗，也就是说，多少人是用这笔意外之财，给孩子支付了学费，给亲人补交了医药费，给儿女们增加了口粮，或许还有的人，支付了等待已久的嫁妆，等等，这叫“官不帮天帮”，老天爷有眼救穷人啊。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重庆有不尽恶法，奇怪的是，乌木丢在河塘里任时光流逝令其无所作为，官员不违法，还心安理得，但村民打捞卖钱却受罪，这是哪家的法律？此事一波三折，叫村民把吃进肚子里的“肥肉”吐出来，令他们愤懑，而告发他们的，恰恰是曾浪费国家财富的贪官污吏：不久前，县财政局将匡某等8人起诉到潼南县法院，要求他们返还卖乌木后各分得的钱款共约18万元。县财政局称，乌木是在河道中发现的，其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匡某等人认为，乌木属于国家所有没有相应依据，即使所有权归国家，也应支付打捞及看管期间支出的费用。虽然，村民站在理上，但由于法院靠地方财政拨款，岂能靠在穷人一边？

笔者认为，如果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一些贵重文物，当然草民发现也必得充公，乌木却另当别论，但潼南县法院一审认为，乌木形成于大自然，属于自然资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属于集体所有的范围，它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县财政局作为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要求匡某等人返还分得的钱款。这种判词好像有点道理，但乌木再大，也不过是独立的一件，发现它不具有必然性，多有偶然性，并多年浸泡在河水里，如果不是草民火眼金睛，不惜汗水，又能找到买家，它就默默地沉睡在水里，慢慢地朽烂，这一点也不耽搁当官的吃喝玩乐，而它一旦上岸，体现出经济价值，立即官员眼珠闪亮，手心发痒，何不拿来独吞？我看，何谓“国家所有”？在“官本位”的重庆，这种假公济私的“所有”，就是当官的所有，财政局长得到某一市领导的一个条子，就能冠冕堂皇地吃掉这18万，往昔薄熙来发红信，编经典，唱红歌，就是这么干的。难怪王立军喜欢吃的窝头多达18种，顿顿饭皆由陈云原先的厨师掌勺，其穷奢极欲令人发指。从这一案例可见，薄王“打黑”把潼县搞得穷的不得了，村民卖乌木的区区19万多元，成了一笔巨款，还得动员法院巧取豪夺，供其消费，不在乎天下人笑话。

为了遮人耳目，显得“公平”，法院尽露虚伪，官媒报道说，一审法院还认为，村民挖乌木时，匡某使用自己的挖掘机进行挖掘，其他8人也进行了打捞和看护，因此，应扣除挖掘、打捞及看护期间的劳务费、误工费等。法院认定匡某应得挖掘打捞费1万元，其他人各得打捞看护费8000元，并据此判决匡某等人还钱。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一起错案，它判决的基点是政府见钱眼开的立场，故容易得出“擅自出售处理应当承担责任”的荒谬结论。

实际上，当一审判决后，上级法院依然有机会挽回恶劣影响，但在钱锋控制下的地方法院都穿一条“唱红打黑”的“红裤子”，不因薄王入狱而改变“强盗思维”，媒体说，匡某不服，向市一中院上诉。他称，乌木被发现后，他提供挖掘机和装载机在河道中连续工作近一周，他应获得4.9万元的打捞费。匡某还称，乌木应认定为无主物，按照先占原则，应归王某等人所有。但市一中院审理认为，乌木的自然属性决定其不具有人应当认领的可能性，因此应归国家所有。匡某等人将乌木打捞起来后，应当送至国家有关部门处理，却擅自出售处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日前，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一判决，使疮痍遍地的山城重庆再一次蒙羞，如同薄王时代一样。

由于此案争议较大，媒体在报道此案时，还引用了所谓的“重庆晚报新闻律师团”成员、合纵律师事务所鲁磊律师的话，他认为，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以及《文物保护法》第5条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除本案中的乌木外，只要是从山林、河流等归国家所有的地方挖掘出的任何有价值的埋藏物，例如陶瓷等工艺品、字画等艺术品、手稿、图书、银元宝、铜钱币，以及具有价值的化石等古物，都归国家所有。市民上报或上交后，文物保护部门将予以适度奖励。

但我认为，乌木不等于陶瓷等古董，《民法通则》的第79条是笼统而宽泛的讲法，难以具体操作，当以《文物保护法》的第5条为准，而这一条未及乌木，既然法无规定，就应当撤销一审判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尊重司法条文之外，还应考虑社会效果，像村民之类的人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草民，不用说像谷开来那样吃“冬虫夏草”，可能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如果他们有的人是黄奇帆的“妹夫”，或钱锋的“大舅哥”，张轩的“表弟”，根本就不会去下河挖乌木，在家躺着，玩玩“爱泡”就能财源滚滚。总之，渣滓洞边的屁民是多么地卑微而可怜，仅有的一点意外惊喜的劳动成果，被官员操控的法院一下子剥夺了。

依据善良人的观点，对于劳苦大众，当官的不帮忙，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忙乎一周，战胜河水，找点小钱，法院应当理解他们的心情，体恤他们困苦，支持他们发家致富，保护他们的18万，这样有利于缩小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增加正能量，但现在却恰好相反，把这9个热爱生活，勤劳致富的村民深深地得罪了，已经花了的钱再收回，谁心里好受？那怕当时请示时，财政局的官员能放个响屁也罢，这事后翻脸，强奸司法的恶行类似薄王，充分体现了专制政权的本性，村民们斗不过法院，自认倒霉，但想必以后心里不爽，对社会郁结仇恨，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再次倾斜了，把燃烧的地火推向山谷裂崩的边缘，对此，难道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闻知此案，不应当立即派出垮地区的巡视法庭纠正此案吗？

2014年10月30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10月4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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