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姜维平

 

我读过海内外许多有关达赖喇嘛的报道，但我极少对西藏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大事，太敏感而壮重，我从未去过西藏，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研究，也自然没有发言权，所以，以前，曾有人多次邀请我去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被我婉拒，我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一些著述表明他已不甚了解中共官员的变化，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决策，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渐变，形势在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最令我感动的是近日他在訪問漢堡期間，接受德國之聲记者的一篇訪谈，虽然，他談锋甚健，涉及伊拉克、敘利亞局勢，中國佛教徒人數增加，以及他對西藏未來的樂觀態度，思路很广，但主要的精华是如下一段精彩的话语：

 

在依次概括评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之后，他强调指出，習近平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就像鄧小平所說的: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認為新領導層在遵循這一主張。而已經去世的胡耀邦當年正是遵循這一主張。習近平主席似乎傾向于胡耀邦的作法。在胡耀邦上世紀80年代初訪問拉薩時，他的公開講話和評論都非常具現實性。那個時候，人人懷著巨大希望。我至今認為，如果胡耀邦掌權時間更長的話，西藏問題已經解決了。習近平似乎也在遵循這種現實性的主張，因此還有希望。無論如何︰還是懷著希望做最壞的打算比較好。

 

也许读者还记得我发表的一篇题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那里也谈及西藏等问题，我的观点与达赖喇嘛基本上是一致的，真的，我发之内心地坚信，假如按照胡耀邦的想法，以怀柔包容的态度对待西藏，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就能避免一些挫折，西藏和新疆都绝对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如同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一样，习近平抓捕了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都是改变和较正历史航程的壮举，它不仅是下一步“依法治国”的铺垫，对汉民族是积德的大好事，而且，也给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因为周永康等人独掌政法委大权，高压维稳，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害惨了汉族百姓，也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心，习近平有志在惩处周永康等“大老虎”之余，恢复司法的尊严和公平，也给民族合谐，国家统一带来一片阳光，达赖喇嘛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当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认为，达赖喇嘛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一是他对习近平的总体评价，比较准确：他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而且十分到位地找到他认识的根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达赖喇嘛说，在不久前的歐洲之行訪問巴黎時，習公開表示，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應承擔起更多責任。對我而言，這非常不尋常︰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公開贊揚、積極評價佛教，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显然，习想超越毛邓江胡，在反腐倡廉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台湾，西藏，新疆等许多问题上，他都争强好胜，都想与众不同，有所作为；二是习以胡耀邦为榜样，虽然目前党内阻力很大，搅局的人不少，但他从心里是仿效胡的，对待西藏的敏感问题，他是有意把胡的思想做为参照系的，所以，才有了印度媒體25日所透露的新闻：中國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吳英杰說，北京正與流亡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私人特使”，針對達賴喇嘛重返西藏展開談判。他並表示，只要放棄分離主義活動，所有人都可返回西藏；三是达赖喇嘛的态度：虽有最坏的打算，但燃起新的希望，对此，我非常高兴。

 

这使我想起2006年初，我从监狱获释后经历的一件事：我被判刑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曾与大连中山区南山轻体房厂的法人代表孙惠民有点交情，但我与其久别重逢后得知，他曾受上级指派到西藏那曲地区任索县常务副县长，工作了三年，他干得非常好，与当地许多藏民成了好朋友，他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太了解他了，他绝对不会编故事骗我的，因为那时我在薄熙来的死党，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及马仔彭东辉，王富选等特务的严密监控下，根本不能发表文章，他没有必要用西藏的故事对我洗脑。

 

实际上，人的本性是不能变的，他从西藏回来后，当上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道的党支书，一点也没变，还是对待朋友热情，真诚而慷慨，他告诉我，他离开那曲地区索县的时候，有很多的藏民送了他几十里，久久不愿分手，正如他与我的交情一样，我相信他描述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2009年背井离乡，移居多伦多之后，每当我读到有关西藏的一些负面消息时，就油然想到了孙惠民，他今年接近50岁，现任大连市中山区组织部副部长，如果中共能把他这样的干部，不是蜻蜓点水地，而是长期地培养，重用，留在那里，真诚地为藏民服务，该有多好啊。总之，西藏出了问题，外部分裂势力的鼓动和挑唆确实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官员没有学习胡耀邦，也没有孙惠民那样公而忘私的人品。或者说，缺乏选拔好人的机制。因此，达赖喇嘛从习近平身上看到重新燃烧的希望，或许它能继续点亮和温暖藏民的心。

 

由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太久，类似上述孙惠民这样的援藏干部的故事，知道很少，我可以向他转述一些：2001年6月，孙惠民进藏刚到索县的时候，就听说赤多乡政府的房子部分已经倒塌，乡干部们不得不挤在大帐篷里工作长达两年多。他感到震惊和难过，那些情景与大连形成天壤之别，这位当过企业老板的官员，不畏坚险，毅然踏上去赤多的路。途中和乡亲一起探路、搬运石头，花费7个多小时才走完81公里的路程。到达目的地，他立刻投入工作，至此开局，赢得了民心，使乡政府重建项目当年竣工，结束了乡干部帐篷办公的历史。

此后在索县，他克服高山反应、路途艰险、语言障碍等不适问题，不到2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及全县10个乡(镇)，为索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援藏3年，他先后为敬老院和孤儿学生捐款8000元，扶持4名孤儿和单亲家庭孩子上学，扶助8位孤寡老人生活。我想，达赖喇嘛以前听到的负面消息太多，正面的太少，也许孙也有不足之处，但在我受到监控，薄熙来权势依然如日中天之时，他还敢与我交往，并慷慨地帮助我，这足证他的人品，他对包括藏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好，是不用怀疑的事实。因此，他的经历对达赖喇嘛和援藏干部都是很好的启迪。

 

既然西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少数民族是汉族的亲兄弟，那么，就应当和他们心贴心地思索问题。在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和行政版图上，对西藏和新疆没有大的动作，很难改变目前的困局，为什么新疆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王乐泉之类的贪官污吏多年胡作非为造成的，抓捕了他们之后，还应当平反冤假错案，更应当真心实意地抓经济，叫少数民族的兄弟们富起来，比如，把新疆西藏连在一起，搞一个“新藏经济特区”，中央给优惠政策，银行给贷款，各省给项目，鼓励他们发家致富，而不是汉族官员去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和资源，轰轰烈烈地像当年的深圳那样，试一试看，准保大有改观。同时，把广东，港澳连成一体，搞一个“粤港政治特区”，与“新藏经济特区”遥相呼应，既保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给国人民主转型的希望，值此佳机，老态龙钟，归乡心切的达赖喇嘛，岂有不想回家之意？把他请回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藏民的事就稳定了一大半，真的事半功倍啊。据说，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展開过九輪談判。但愿第十轮能有突破式进展。

 

2014年9月3日改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9月5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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