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两任加拿大移民部长
姜维平
最近,加拿大移民部取消已实行28年的投资移民政策,使近6万个正在办理和等待中的案件做废,有一些中国富豪聘请律师,代表他们依法起诉移民部;还有的把投资方向转往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或其它小的比较宽松的国家;还有的期待加国推出新的计划和方案,以不变应万变,一时间與论焦点集中在这一事件上,有的关心此事的中国商人曾找过我,希望我能谈谈自已的看法,但似乎力不从心。实际上,我仔细阅读了海内外网站几乎所有的这方面文章,对赞扬和反对的两极观点都有部分认同和思索,我不是移民政策的专家,自身与这种政策突变没有利害冲突,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意见领袖,但由于我曾与两届移民部长都过一面之交,凭我的直觉和职业性判断,他们可能对中国还不太了解,对中国人也未深入把握思想性格,因此,我的印象和建议可能有助于两极人士的沟通和交流,但愿对以后的移民部的新政策也有利无害。
移民部长没什么权力
加拿大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移民部长有点权势,但绝对不象中国部长级干部那样呼风唤雨的,这一点可能没多少人象我这样感同身受。无疑地,我是带着可笑的原本在国内形成的那种观点涉足加拿大的,我以为给我入境特许的移民部长康尼,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官,他一句话就能给我枫叶卡,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2009年2月4日我入境加国,移民部所谓“特许”有几项忧惠:一是,免去体检等烦琐程序,我可以直接到多伦多等待审核,立即与亲友团聚;二是等待期间给了我“劳工卡”,可以找工作,自食其力。其实,除了给中文媒体写作,我啥也不会,而加国恰恰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我并非像媒体误传的那样得到“难民保护”,等等,因为2006年,我已刑满释放,虽然薄熙来在重庆成了政坛新星,但颁发护照地却是辽宁省,而封疆大吏是薄熙来的政敌李克强,所以,辽宁省公安厅给了我10有效的因私护照,加拿大给了我5年期多次往返的商务签证,我是以探亲的名义旅居加拿大的,伴随中国政局的风雨变幻和媒体对我身份的曲解,直到2013年8月8日,我才得到了“绿卡”,此间,我多次变更延期签证,还不时地中断过医疗保险待遇,仅以写作为生,其中甘苦只有自已知道。
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2月8日,移民部长康尼约见了我,地点是位于商业区的KING,的一家酒店大堂,时间大约才半个多小时,为了语言沟通上谨慎起见,太太请了一个英文翻译,移民部长所讲的话,所做的承诺应当我们不曾误会,他说,欢迎你来到加拿大,昨天总理哈珀在万锦市出席华商会举办的庆新春晚宴,有一个记者问他,姜维平来到这里,会不会影响中加关系,哈珀明确地说,不会的,我对康尼说,中国政府既然给了我护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后中加关系会更好。我请教康尼部长,多长时间能给我枫叶卡,他当着我们三人的面给助手打电话询问,马上爽快地回答了,只需要等3个月时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疾病缠身,最担心的是患病住院,没有公费医疗,会给亲友带来经济负担,好在,移民部长有明确的承诺,总算放心了。
但此后我等待了整整近5年,我焦虑的心情和现在被宣布做废的近6万个涉案人一样,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实际上,是我对移民部长的期望值太高,我把他误以为是中国的部长了,虽然他承诺是3个月,但加国的公务员上班下班,按照已有的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包括康尼的下级,都不会理会部长的话,他们依据法律,法规审批,谁也没有“走后门”的,对待我的案件也是按部就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拖多久就拖多久,尽管我也多次查询,曾写信给移民部,也委托与康尼能联系上的朋友协助,但我还是在“3个月”后面加了“几年”,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对待枫叶卡申请人的材料,移民官有一套固定程序,不因某个官员的喜怒哀乐而变更,如果改变,就是依据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集体决策,只是保密措施做得太好了,一点没向外透露,如此而已。我时常想,对待中国移民,为什么移民部长的政策变来变去的,先是宣布做废了一些技术移民,接着又宣布做废了联邦投资移民?这与康尼的思想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喜欢变化的性情中人,轻于承诺,容易毁约,真是可爱得一塌糊涂。
好像新部长与我作对
后来,康尼改任新职,由亚历山大接任,似乎他与前任一样,对中国的富豪印象不佳,这或许与媒体的过多的负面报道有关,但我认为,总的看来,中国的富人对于加拿大的贡献是主要的,不应仅看他们明面上的税收,还应多看他们的“隐形”的支出,比如,购房,买车,请客送礼,旅游度假,等等,否则就会以偏概全,本末倒置,我很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但错过了一次非常重要而巧合的机会,那是两年前在前总督伍冰枝的家里举办的一次派对上。
记的是伍冰枝把我介绍给他的,他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的高官,只不过是加拿大派驻阿富汗的一名大使,但第一印象告诉我,他不论外表还是气质,以至神态动作,都是非常高雅的,他大约一米八的魁梧身材,有一副很宽的肩膀,脸白而细腻,鼻梁高高的,笑起来眼睛很迷人,但头发有点稀少,或许是阿富汗与中国邻近,他对中国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经历情况,似乎很关心中国新闻自由的问题,但由于在那种场合,人太多,太嘈杂,也没条件深谈什么,何况当时我的英语并不太好,不过,他很歉虚地说,能不能专门约个时间,他要请我和太太喝咖啡,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思想的机会。
但是,后来,我考虑到学业上的事,实在是太忙乱,也没主动与其联系,我担心,如果见了面,再通过他结识更多的朋友,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又会面临城市的喧嚣,我经历了坐牢的挫折之后,似乎骨子里变得有点消极,有点心灰意冷,总想过一种农民或渔夫的清净生活,用太太的话讲有点“隐居厌世”的怪癖,所以,这个机会也就失去了。太太多次提及约见的事,我推辞的借口却是,不能用英语直接交流,容易彼此误会,等以后英语过关再说吧。
斗转星移,真是世事难料,后来,亚历山大忽然当了加国移民部长,我读了有关他履新的新闻报道,跌碎了眼镜,从驻外大使一下子当上了部长,而且,他对我最为有用,当时,我还没拿到“身份”呢,我对太太说,早知道这样,再忙也得拜访他呀,但现在他忙得要死,想约他也张不开口了。听说他现在根本不看电邮和一般邮寄的信件,也不接听电话,一切由秘书安排,我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他了。太太说,就你这个又懒又消极的德性,鼠目寸光,还能成大事?虽是一席笑谈,也有点哲理,我总是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不识抬举,婉拒了最能帮助我的人,也错过了天赐良机。
不过,个人事小,国家为大。我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论是申请永久居留权,还是入籍加国公民,都是人生的大事,由于加拿大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申请人只要符合条件,依次排队走程序,基本上都能如愿以偿,当然,加拿大办事效率太低,公务员都是慢性子,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假如一旦受了委屈,还有最后的武器:诉诸司法程序,也就是“打官司”,比如,中国一些投资移民客户,不是正在控告加国移民部吗,我想,说不定就能打赢呢,因为一个国家类似一个公司,不论说辞,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你首先应当信守合同嘛。不过,话又说过来,如果亚历山大有不当之处,中国人也要给他时间,他以前毕竟才是一个驻阿富汗大使啊,如果是驻中国大使,情况就会更好些,听说近期他去了中国和香港,这说明他的好奇心很强,也在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相信其移民部的政策也会更受中国人的欢迎。但不论怎样,下一次他约见我,我一定跑步前进,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
2014年5月9日修改于多伦多大瀑布。
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6月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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