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

图片copy不出来， 很遗憾。

忻家大姐的话，倒是蛮实在的，同时也对那个期间的社会有些真实的描述，不是教材式的， 不过请大家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读。--转载者

 

本文由忻玉英口述、昂俞暄整理）

1949年5月27日，红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22年后再次并永远地在上海滩飘扬。上海市迎来了解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数英勇的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

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王孝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并一直从事上电系统里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王孝和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生命定格在24岁。

王孝和牺牲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忻玉英年仅21岁。2014年，时年86岁高龄的忻玉英（忻老于2015年离世，享年87岁）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档案春秋》的口述专访，从一位妻子的视角追忆了王孝和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值此清明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

王孝和赴刑场照片

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14年第10期，曾收入上海市档案馆制作的《历史朗读者：70年上海传奇故事》有声专辑。

订了娃娃亲

1946年，我与王孝和结婚，我们只拍过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我们怎么会认识的呢？我和她妈妈都是宁波东乡人。他妈妈家与我妈妈家是隔堵墙的邻居。我7岁时，他的妈妈和外婆都看中了我，为我和王孝和订了婚，那时他才11岁。订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乡下结婚都是父母做主，不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当时大人讲好，最迟我16岁，他20岁时就要办婚事。

王孝和

那时是封建社会，女孩子一般都不会送到学校读书，更何况我们乡下，我也从没读过书。他在上海，我一直在宁波乡下。按乡下的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岁正式结婚。一直到我18岁那年，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他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

后来才知道，孝和在上海听人说我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了封给我的信让他表妹转交（因我不识字），信的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的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是会有许多闲言闲语的。

忻玉英在王孝和墓前（上海市档案馆藏）

双方家长不同意解除婚约，我妈妈就陪我到上海来找他。我这是第一次到上海，暂住在我姑妈家。他的家在汉口路云南路，我姑妈家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我妈妈先将他妈妈请到姑妈家，要她说明原因，为什么变卦了?儿子的事情做母亲的也难知道，更难作主。最后商量好第二天让他与我直接碰面。

此时他已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那几天是做中班。第二天上午，他睡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他的阿姨将他从床上叫起来，硬要他来找，他出于无奈，让大的弟弟妙富陪同到我姑妈家。他们到姑妈家（姑妈家在二楼）后，他自己不上去，让弟弟上去告诉，说他哥哥已经来了，在门口，要我下去。我妈妈很生气，好大的架子！到了门口也不上来，还要我们下去！

杨树浦发电厂

妈妈陪着我到楼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摸样，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他准备带我出去走走，我妈妈对他说，我不认识上海的路，要他送我回来时还是送到这里。

随后他带着我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一路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的局势怎么样等等。我说，我不信佛，在乡下就一直帮母亲织布，国民党很坏等等。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带着我到远东饭店吃了一顿中饭。

那一顿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共点了4个菜，其中一个是蹄髈，蹄髈上还盖了一些草头。因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大家都有些拘束，那个蹄髈一动也没有动，至今我还会经常想起那次的约会。下午，他要去上班了，他将我送到姑妈家，还偏要送到楼上，并且将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码记下来。

王孝和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和妈妈出去吃饭，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打电话找我。我因是乡下姑娘，不会使用电话，他就一定要我听，还说听听就会听的。姑妈家人多，房子小，我们住着很不方便，准备回乡下去了。他就让我住到他们家，但他们家的房子更小。

看来他对我还是满意的，但他还得要征求组织的意见。领导他的人名叫沈鸿春。有一次约会，沈鸿春就在马路对面看我，他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我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让我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这些都是我在他牺牲之后才知道的。

工资分四股

孝和住的房子是在汉口路（当时称三马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周围都是煤球炉子，房间里睡了人，其他人就不能再活动了。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床尾还锯了一段，因要放一个马桶。

当时家里有他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虽然他爸爸在船上工作，不每天回家，一个弟弟在外面学生意，也不天天回家的，但日常生活中三个人在这么个房子里居住也够挤的。到了晚上，床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没有多大的地方，有空的地方就睡，甚至钻到床底下睡。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们准备结婚了。考虑到工作的方便，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他准备在外面租房结婚。带有严重封建思想的孝和母亲觉得儿子是娶媳妇，应该住在自己家里，尽管房子很小也要挤在一起过日子。他妈妈觉得家里地方是小，但再搭一块铺板，挤挤也能凑合的。他不同意，执意要在外面租房。他妈妈见儿子不听她的话，很不开心，既然你在外租房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让带走，包括孝和自己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结婚之后，他去婆婆那里拿以前穿的衣服，婆婆不肯给，说要留给他的两个弟弟。王孝和是大儿子，也是个孝子，结婚后，我没有工作，每月的生活费全靠他，我们将他的工资分成四份，一份还债；一份给他妈妈；一份日常开销；还有一份陆续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记得在我们结婚的第一个月，因孝和有事没按时将生活费送去，她母亲就在发工资的第二天到厂门口闹，说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很生气。但从此后再有什么事情，发工资那天婆婆的钱是一定准时送到的。

有时候外面罢工，他定期捐钱，他是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的。

杨树浦发电厂前的王孝和烈士塑像（图源：澎湃新闻）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开始连饭桌都没有，后来还是杨树浦发电厂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现存于提篮桥监狱陈列室）送给我们。结婚以后，总有一批批人到我们家里来，而且都是夜里来。家里有一张桌子，他们就弄一副麻将牌摆着，看上去是在搓麻将。

我当时还不懂，想穷人家，你怎么还搓麻将。他就说：“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我问：搓麻将为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我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进去上厕所，看到他们根本不在搓麻将。孝和就说：“我们等下就好。”

实际上，他们是在开会。开完会以后有材料，第二天让我送出去。怎么送，送给什么人，我也不能问。那时候，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是有山有坟地的。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

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前几年我去看，阳台上的洞还在的。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那时候家里弄点酱油汤、炒青菜，人的精神蛮好，也蛮开心的。孝和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少，常常在外面工作、开会。他在家里，经常想事情，看书，写东西。有时写好以后，就让我到阳台上放好。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出去玩，也没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两个人感情很好。他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门牌号，还不时跟我说说英文，Byebye、Hello都挂在嘴边。

有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怎么回事，我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他不仅英文很好，还会说日语。他在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工作，控制室相当于发电厂的头脑，里面有各种仪表。在控制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都是说英文的。控制室工资高一点，才能分四股开支，否则我们饭都没得吃了。

孝和也常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说：你在乡下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拗就断了，单打独斗是没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但团结起来，一束筷子就拗不断了。那时，楼下邻居都在问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共产党员哦，怎么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我就回答：“不是的，都是朋友、同学。”确实，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的。王孝和看到我维护他也很开心，总说：“你协助我工作，帮了我大忙。”

他一直跟我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我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点，等债还掉就会好起来。但谁知道债刚刚还掉，生了个小孩，家里刚去订做了被箱，他就被捕了。

法庭上的王孝和

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结婚后，他说不要生孩子，以后我才理解他是担心他万一被捕我会受苦。我不同意，因为乡下公婆要说，女人家怎么可以不生小孩？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女儿佩琴。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王孝和被捕前，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来过我们家很多次。他来劝说孝和：“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毛森，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万一还对我说：“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我问孝和：“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他们到底搞什么？”孝和告诉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到我们家里来发出最后警告：“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和你党派不同，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万一告诉孝和说：“你已经走不开了，明天去自首还能有一条命。”还说很同情我们。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佩琴、佩民在1950年代的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把万一送走以后，看到外面有很多人。我就跟孝和说：“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面后面都有。”孝和也知道国民党要动手了。那天夜里，他把家里写了字的东西，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要烧的就烧掉，要藏的东西就藏在阳台上的洞里，泥巴挖开来，藏进去。

收拾好已经半夜了，他让我把烧剩下的灰出去倒掉。我出去倒灰的时候，外面还有很多人，我知道真的要抓孝和了。我求他快点走啊，但他一直没接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坚决不走，还一直对我说要让我受苦了，我们俩抱在一起哭。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肚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说：“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他讲了很多话，交代我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从乡下来，人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他如果出不来，我年纪轻，要另找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

其实，他不知道，我怀上第二个孩子了。王孝和抓进去之前，我就开始呕吐反应了。他还说：“你怎么会吐呢，等我空了陪你去看看医生。”我说看什么医生，吐吐终归会好的。哪里知道是有喜了。我们结婚只有一年九个月，他就被抓进去了。这第二个女儿是他牺牲以后才生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民在王孝和墓前献花悼念

“只能喊冤枉”

1948年4月21日，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他从楼梯上走下去，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脚还不时地蹬蹬地，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

王孝和坐了5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五十几封信给我，他一直说对不起我，让我为了他吃苦。他被关进去以后，地下党一直没有跟我断过联系，组织上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从监狱递出来送进去的。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有一天，国民党把我叫到杨树浦发电厂里去，凡是他们怀疑的对象都被叫进来开会。万一对我说，你看这里有谁认识的，我将孝和每月的工资交给他，让他带给你。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很多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们经常来我家，我是认识的。

但我想起孝和被捕前叮嘱我的话。我把头抬起来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后来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一位李姓领导，他说：“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但她一个都不说。”

王孝和被捕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党组织派人悄悄带话给我，让我去救孝和，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到处去告去闹。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把我叫去，问我认得什么人，是什么人教我这么做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9月27日前，报纸刊登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监狱门口也贴着执行枪决的告示。我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监狱门口交通阻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抽我，新闻记者就上来围着拍，围观群众也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解放后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威海卫路147号国民党警备大队，王孝和遭受酷刑：“磨排骨”、坐老虎凳……“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血都会渗出来。他被捕19天后，家属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我看到他，就一下子哭出来了。可是他反而安慰我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我把他的衣服换出来的时候，他的白衬衫上都是渗出的血迹。后来他的狱友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牢拳头，咬咬牙。

他就这么能吃苦，没出卖一个人。孝和牺牲前，组织上让他不要喊共产党万岁，只能喊冤枉，因为当时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在颤抖

9月30日，国民党对孝和进行秘密执行。执行任务的刽子手说自己这双手不知道打死过多少人，但就是枪杀王孝和下不去手。为什么呢？刽子手说：“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解放后，这个刽子手也被抓起来，当时，《大公报》记者记录下了王孝和最后的斗争情形。特刑庭判决王孝和死刑，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他们无言以对。孝和还用英文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行径。他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国民党酷刑逼供。他还说：“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24岁的王孝和牺牲了。给他做了三七后的两天，我因来不及去医院，就在我家隔壁的一个保健站生下了我们的二女儿。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王孝和取的。他在遗嘱里面写着，未来的孩子就叫佩民。他说：“阿英，你只要告诉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爸爸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外（上海市档案馆藏）

现在，共产党给我享受离休待遇，日子很好过了。我时常和二女儿佩民说：“解放了，妈享受到共产党的优厚待遇，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一点没享受过。”

王孝和牺牲后，家里没有钱开销了。我就住到婆婆那里去，日子也不好过。一开始，会有地下党来，塞一点钞票给我。威海卫路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地下党党员），他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来看我。我吓坏了，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结果倒没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我说，他当时心里在暗自伤心，没办法，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给我钱。

忻玉英和大女儿佩琴（后）、二女儿佩民（前）在王孝和墓前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我去夜校读书。1952年我去正规学校学习，在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脱产读了四年中专。杨树浦发电厂也帮我解决了工作。组织上给我在小南门分配了房子，是两间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我搬到那里以后，还是常想起孝和，每次都哭。

我后来的老伴陆祖兰当时住在我楼上。他看楼下这个女同志哭得这么伤心，还带着两个小孩。陆祖兰也知道王孝和的事情，很同情我。后来就这样认识了。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未婚，比我小三岁。他不顾家人反对，和我结婚了。

到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大女儿王佩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现移居澳大利亚。我们的小女儿王佩民退休前从事地方志工作。现在，祖国繁荣昌盛，普通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为身处盛世而欣慰。

新媒体编辑：方亚琪、梨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