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的五七道路是如何走的？（ZT）

文章还是有些文过饰非，文革中最阴险的一部分， 是相互揭发， 人到了这一步，所谓”人性“被生存压得几乎不见了，咬过去咬过来， 但文革后的回忆， 为了”避讳“， 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只好统统地不见了。

另一个被含糊掉了的就是造反派保皇派的一些微妙关系， 也被支支吾吾一句话带过去了。

还有文革中最恶毒的那种逼迫孩子（或夫妻）参加批斗甚至父母（或配偶）的大会， 还要当中当众对家人被殴打得鼻青眼肿血流满面表态支持， 到了走五七道路这一”回合“时， 基本没有了。-转载者

 

 

电影人的劳动改 造

——干校、下乡、“战高温”

启  之

 

1969年10月 以后，电影界迎来了一场大变动——除了极少数留守者外，所有的电影人都离开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单位，或到五七干校，或到农村落户，或到工厂做工。

这一变动在当代国史上被称为“走五七道路”。对于中共中央来说，这是反修防修、精简机构、安排机关富裕 人员，打发待罪干部和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对于江青为首的激进派来说，这是落实《纪要》提出的“重新组织队伍”，为“文艺新纪元”开辟道路的大好时 机。中国电影由此从十七年的党的工具，沦为党内某一派别的工具。

按照中共传统的说法，这一变动属于“下放”。即将干部、知识分子送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工作和生活。对于“走五七道路”这种下放来说， 其工作就是体力劳动和斗批改。因此可以说，从1969年底开始的“走五七道路”使中国电影界从整体上进入了“劳改”——劳动改造时期。

这种“劳改”以四种方式进行，第一是去五七干校。北京、上海等厂均实行之。第二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是 辽宁的独创，泽及长影等单位。第三是下放到部队农场当农工。八一厂以此为主。第四是到工厂当工人。这是上海市的发明。在这四种方式中，去五七干校是“劳 改”的主要方式。

 

一、五七干校

在全国1503所五七干校中，电影界独自创办的五七干校只占一个零头。除了上影、北影外，其它单位要么编入文化系统的 干校，要么把部队农场换块牌子。不管是合用还是独办，这些干校大致属于两种类型，一是没有开发过的荒滩野地，上海电影系统的天马、海燕、上美厂、上科影所 在的奉贤干校即处于“围海防潮的大堤之外，光秃秃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咸土”之上。（于力、倩娜《孙道临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中影公司、北京科影和洗印厂随文化部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是古云梦泽斧头湖尾端的一个小湖汊。二 是曾经开发过的劳改农场。北影的五七干校——北京大兴县黄村天堂农场的前身，是公安部管辖的一所名为“天宫院”的劳改农场。（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第191页。）而150余名影协职工最后落脚的团泊洼，原来是河北省改造犯人的“新生农场”。

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这一管理模式并不是因为干校的管理者来自军队，而主要是因为这一模式更符 合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这种兵营式的学校第一个标志就是按营、连、排、班这样的编制：上海电影系统编成了五个营，天马厂为四营，海燕厂为五营，上海美术 厂为二营。北影五七干校被编成了十个连，中影公司、北京科影厂、电影洗印厂合编在一个连队——第五大队18连，驻扎在向阳湖452高 地（后改为19连）。文化部八大协会之——中国影协在静海 五七干校被编为第一连。在工、军宣队掌权时期，连长一级的领导大部由宣传队的人出任，排长以下的由五七战士中挑选。于洋就曾经因为表现好担任三连二排排 长。（同 上，192页）于蓝也“因劳动好荣升排长。”（于敏《真正的人——田方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98页。）

湖滩荒地没有生活条件，五七战士要从盖房开始。农场有些旧房败屋，但其生活设施也仅此而已。可以想象， 要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并且做到“粮油肉菜四自给”，五七战士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开荒、耕种，插秧、种菜，养猪、积肥是他们的日课。在北方农民歇冬的时 候，北影人每天还要排着队伍到七八里外去平整土地。为了在盐碱地上生存，上影人要砍毛竹、搭茅棚。每年放水压碱。孙道临插秧、打谷、担粪、赶牛，一个夏天 晒脱了几层皮，手掌磨出了老茧。（于力、倩娜《孙道临传》第211页。）于洋担任过掏粪队队长，领着北影人满北京掏大粪。一冬天掏出的大粪晾成的粪干，堆得像小山一样。（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220页）田方春天送秧苗，每辆车重不少于200斤。秧苗送到位，还得一束束扔向水田，落到插秧人身前。秋天运砖头修米仓。每块砖约2斤半。他“每次总要背二三十块。”（于敏《真正的人——田方传》第96--97页）徐桑楚当过牛倌，每天割草喂牛，伺候牛的吃喝拉撒，甚至产仔。此前他担任挑夫，到三里外的小河担水，每 天往返二十来趟。（石川编著《踏遍青山人未老——徐桑楚口述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第182页）梁波罗也当过挑夫，专供锅炉房用水，锅炉房每天要供上千号人饮用水，且离河边很远，遇上刮风下雨更加难 行，冬天地面结冰，为了防止滑倒，他“只好用草绳扎在棉鞋上，从早挑到晚，一刻也不能停歇。”一个大雨天，他终于摔断了腿骨。（梁波罗《“小老大”伴我一生》，《电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163页。）奉贤干校的菜田是“三名三高”和“黑线人物”的聚集地：“沈浮、吴永刚、徐苏灵、王云阶等年老体弱者的 任务是舀粪，赵丹、孙道临、张伐、李纬、温锡莹、石方禹、李天济等尚健壮者轮流挑粪，韩非、艾明之、仲星火等浇粪，白杨、张瑞芳、秦怡、吴茵等种菜。顾也 鲁担任农业技术员，什么都干。（顾也鲁《我的那些影坛兄弟姐妹们》，《电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54页。）陈鲤庭、白穆、黄佐临因年老体弱多病受到优待——上工就是赶麻雀。（夏瑜《遥远的爱——陈鲤庭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第126页， 及黄佐临《往事点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118页）陈白尘则当了多年的鸭倌，“每天都要出入没膝深的沼泽地，屡屡看到溺死其中的牛的骨架。”（陈虹、陈晶《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大象出版社，郑州，2004，第22页）

在英德农场的珠影老导演王为一，因为有专案在身，不许与任何人接触。白日在干校干活，晚上与老伴隔房相 望。（《王为一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第165页）柯灵最初所在的干校在上海郊区松江县佘山镇辰山，也是因为专案的缘故，军宣队对他看管格外严格。有一 次，他在干校外的一家代售邮票的小店里给妻子写信，刚写完，“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把信抢走了。原来是军宣队连长。经觉看无‘斗争新动向’后”，他得到了这样 的警告：“以后写信，要经过我们批准。”（张明理《柯灵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444—445页）

八一厂将电影人分散到好几个五七干校之中。（八一厂“1969年8月 至70年初，革委会按照江青要处理“不是我们的人”的决 定，清洗编导演和其他业务骨干200余名，强迫他们复员、 转业或送劳改农场当农工，其中有王晓棠夫妇、张良夫妇、邢吉田夫妇等。”见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综合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586页。）最重要的一个是山西侯马的部队农场。它属于总政系统，但其前身同样是一个劳改农场。这个农场的住宅就是 一片窑洞，窑洞“正面洞开着显得俗气的大门，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环绕围墙上还有铁丝网。”（严寄洲《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120页）八一厂到这里的五七战士都是有问题的人，因此从一开始就享受着与一般战士不同的待遇。“我们当时是林彪 ‘一号令’下达后，由六七个战士武装押上车的，那些战士都带着枪，我们走的是一个专门的候车室，当时就被告知，你们三十多人都是反革命，如果谁敢乱说乱 动，当场处决。”（宋昭《王苹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第188页）而他们的劳动，比一般的五七战士更累、更重、更脏。

以《白毛女》扬名天下的明星田华，先是分配到“大田排”，割麦、打农药。后来派到伙房做饭。烧火、挑 水、挑粪、喂猪，虽然样样干得出色，但是，从来没有表扬。因为她是改造对象。（张东《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第217页）

《柳堡的故事》的导演王苹没有田华那样幸运。她是回民，干校特意安排她去喂猪。她把猪喂得肥肥胖胖。干 校又派她去挖水渠，时值严冬，汾河已经结冰。专案支部书记要求五七战士在河床最低洼的地方开挖，战士们砸开冰层，跃入冰水去挖河道。五十多岁的王苹穿着棉 裤入水，水深及胸，寒彻骨髓。王苹脸色惨白，眼看不支。支部书记怕出人命，同意让王苹上岸。“我们又捡了树枝，烧起火，用大家的棉大衣给她披上，半天她才 缓过来。”（宋昭《王苹传》第188页）

八一厂还有一批电影人被分到了河北高阳县的五七干校。“这里四周布满警卫，个个荷枪实弹，下令以谁要跑 就开枪。”（崔斌箴《从士兵到导演——李俊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104页）与侯马的干校一样，这里的五七战士也分为不同等级。《农奴》的导演李俊等人“属于干校劳改队的编制，却 没有干校学员的待遇。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他们干。”夏天挖渠，蚊子奇多，浑身咬起一片疙瘩，无法入睡，皮肤被挠得溃烂。一个同情他们的“革命派”女同志授 以止痒偏方——“抓一把尿素放到水里，然后往身上涂。”（同上）果然见效。

五七干校的生活质量无法跟城市相比，尤其是刚刚建校的时候。北影所在的黄村干校，五六人住一间房，“每 个人只有一个床位大小的位置，睡觉时人挨人，人挤人。虽然是数九严寒，北风刺骨，但为了磨练革命意志，宿舍里竟不让生火，五七战士们晚上睡觉时冻得浑身打 哆嗦。”“大家提议弄些稻草来铺在光板床上，也暖和一些。军宣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理由是‘那不利于你们的自我改造。”（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191页）干校的伙食“早晨吃玉米糊糊，粗咸菜条，午饭和晚饭是窝头和白菜汤，不见荤腥。”“有一段时间，干校顿 顿酱豆腐，吃得大家打嗝都是豆腐味。”（同上，第192页）“于是，每半个月大休回城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就是人们改善伙食的最大希望了！而且，从家里回干校时，还 可以带一小盆炸酱、小菜之类的东西。”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身体健壮的五七战士都希望加入掏粪队，因为这个队的成员可以住在家里。他们宁愿忍受掏粪的脏臭， 也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同上）

上影人所在的奉贤干校住的是自建的茅棚，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多人住一棚，上下铺。“干校的伙食不算好， 允许回家过周末的人们都要往干校带些吃的：花生酱、辣酱。还发生过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在宿舍中被偷的事情。”（2009年10月11日，上影导演X先生访谈）因为食堂的伙食缺乏油水，盐水蚕豆也成了上等食品，五角一盘，家境富裕的一下子买四盘。四十年后，汤晓 丹的夫人，上影厂的剪辑师蓝为洁告诉笔者：“晓丹的工资扣了，我没钱买蚕豆，每次吃饭，只买一分钱的汤，那汤里有些菜叶，我加些辣椒面，就这样省下菜钱给我儿子汤沐 海买手风琴——他从部队复员回来要学音乐。” （2009年10月8日，蓝为洁访谈。）

集体食宿是兵营式管理的方式之一。它消灭了个人空间，也就消灭了隐私，让一切都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既便于集体行动，也便于相互监督。

五七战士是分等级的，有问题的人，如五一六分子，不准回家。没问题的可以享受每月回家两次的优待。人们 利用这点机会照看老人、孩子，改善伙食，准备往干校带的食品。在允许回家的人们中，蓝为洁是最会生活，也是最懂得节约的，她利用在干校的工余时间，将那些废弃的大字报拣拾起来，压在床下 面。每次从干校回家，她都将这些大字报捆扎成一包（大约二十多斤重），背到城卖废品。换来的钱买一块肉，给家人做菜。尽管如此，五七战士的生活还是远远高 于当地的公社社员，社员们为五七战士编了这样的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胳膊上戴着大手表。”（同上）

干校的唯一可以称得上娱乐的，就是放电影。这些电影只是老掉牙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 《伟大的公民》。（唐明生《跨越世纪的美丽——秦怡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223页）

除了劳动之外，干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斗批改”。其主要内容是大批判、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 三反、整党建党。“斗批改”为工、军宣队滥施淫威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最好的借口。

黄村干校的军宣队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因为天天吃酱豆腐，“汪洋随口说了一句‘要有咸菜吃就好了。’当即 遭到军宣队的呵斥‘别挑剔了，你来干什么来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军宣队召开全干校批判大会，要求五七战士充分认识到‘吃咸菜还是吃酱豆腐是无产阶级思 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表现’。”（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192页）

奉贤干校的军宣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相当出色。1973年3月， 关押了五年零三个月的赵丹从监狱中放出来，直接送到被称为“老九连”（臭老九）的五七干校。当晚就遭到批斗。原因是他看到人们在河沟里捉鱼，也跟着去捉。 批斗会有十几个人参加，“除了几位工宣队声嘶力竭发言外，其他同属受难者的，说的还是老一套。倒是赵丹自己的表态精彩极了。他说：‘到了干校，我应该冷静 思考到底自己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却去帮助别人抓鱼，以为这也是劳动，这也是积累生活，其实，我以后也不会有做演员的机会了，积累生活有屁用。过去，朋友 们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眼泪多、鼻涕多。今天，我仍然要痛哭一场，有泪就有涕，涕泪交流就是悔改……’赵丹真的号啕大哭起来，让人感到无限辛酸。……工宣 队急了，高喊‘打倒混世魔王赵丹’”……（蓝为洁《赵丹到干校的第一天》，http://beijing.qianlong.com/3925/2003-6-14/[e-mail]）

去侯马干校的八一厂电影人，刚放下行李，就领教了斗批改的威力——“斗争故事片室主任兼导演冯一夫，说 他在火车上送别人吃食，拉拢感情搞秘密串连。斗争会上，大家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都是言之了了，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尤其可笑的是老演员刘江涨红了脸，指 着冯一夫的鼻子声嘶力竭地空喊了一通空话，真不愧是好演员。而冯一夫则装作低头认罪状。”（严寄洲《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第120页）

斗批改离不开斗私批修，交待个人问题。“参加大会小会，写各种各样的检查……每个人都要过关，开始时， 田华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的第一次斗私批修没能过关，被指为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田华担心被“吐故”，党籍不保。“一位女演员教给田华一招：自己先上纲 上线，把最难听的话说了，别人就没的说了。”田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其实人家早说明白了，‘斗私批修就是先自己把自己搞臭，外人再帮你把自己整臭。’弄 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了多了，可着劲儿糟蹋自己呗。”（张东《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第217页）田华的第二次斗私批修顺利过关。

看透了批斗的人们就不再害怕批斗，“为了躲避强体力劳动”，他们“常常故意想出点批斗的内容来，因为一 开斗争会，就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了。”（宋昭《王苹传》第189页）

在干校的斗批改中，最重要、最荒唐、害人最多的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1969下半年开始，一个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参加的，以反周恩来为宗旨的激进派组织“五一六兵团”，被中共中央说 成是遍布全国的、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的阴谋集团。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将这一运动推向全国。

北影黄村干校的清查“五一六”从1970年秋季启动，“1971年春节过后，大家刚刚返回干校，铺天盖地的‘揭开五一六’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便贴满了干校的各个角 落。”（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195页）来自8341的军宣队“认定北影潜伏‘五一六’组织和大批的‘五一六’分子，他们先从原北影群众组织的头头搞起，宣 布这些人有着严重的问题，将他们一个个隔离禁闭起来，然后迅速扩大范围，在短短的几十天里从原来的三大群众组织中，点了一大串人的名，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 ‘五一六’。”（周啸邦主编《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第206—207页）

“这之后，不管是群众还是干部，只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活动，就暗示他们是五一六或五一六的 嫌疑犯，都要交待或揭发。一时大会批、小会斗，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并且反复宣传‘五一六’是秘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隐藏极深，不仅外人不知， 甚至自己参加了都不得而知。结果造成不仅同志之间彼此猜疑，夫妻之间互相顾忌，乃至连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人人朝不保夕，个个担惊受怕，每个人随时都有被 揪出、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全校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给家人做了交待和安排。整个黄村干校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恐怖、一片惨淡，一片愁云。”（同上）

“随着运动的深入，大休回城与家人团聚的大门，对一些人彻底关闭了。这是很管用的一招，干校生活枯燥艰 苦，每天白天下地干体力活，田间休息还要‘打态度’，晚间搞大批判，人们的精神紧张身体疲乏，处于半崩溃状态。半个月能够回家和亲人团聚一天多的时间，是 一个放松充电的过程，人人都十分珍惜。就像监狱里的犯人‘放风’一样，可以深深地喘口气。运动一开始，大家还很严肃，不说假话，坚持灵魂的纯洁。待到后 来，……许多人就为了大休回城，便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196页）

军宣队“对其中的‘顽固分子’、‘重点人物’百般折磨，强行逼供，甚至施以暴力。在这种严酷情况下，有 的人不堪忍受，试图自杀，有的人被逼得神经失常。”（周啸邦主编《北影四十年：1949--1989》第206—207页）“一代巨星王人美已经疯了，一些黑色幽默段子恰恰在这最黑暗、最残酷的时刻出现了：一次全体大会上，军 宣队领导高坐在会场中央，严肃地宣称：‘有的人赶快坦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忽然，后排传来‘咯咯咯’的公鸡打鸣声，那是王人美在呼叫！”（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第196页）

“承认自己是‘五一六’还不行，还必须交待上头的和下头的同一组织的人。必须做到‘三彻底’，即彻底交 待清楚加入‘五一六’组织的时间、地点、介绍人。如此一来，一个咬两个，两个又咬出三四个，恶性循环，自相残杀，军宣队很快就弄出一百多人的名单来。他们 按图索骥，战果辉煌：北影八百多人的队伍里竟打出了三百多‘五一六’分子，再加上历史反革命，合在一块五六百人，立案审查的496人。干校里无人可咬了，就咬进了北京城，咬上那些正在拍摄样板戏电影的创作人员。到了后来，竟有人开始 咬军宣队的人。……由于‘好人’不多，军宣队实施‘以坏制坏’的办法，原先看押历史有问题的‘革命干部’被打成‘五一六’后，反过来成了有‘历史问题’的 人的看管对象，常常出现年轻‘小将’后面跟着一个老家伙的奇异景观。”（同上。第196—197页）

军宣队将于洋的妻子杨静单独关押，要她交待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杨静拒不承认。军宣队怀疑于洋是她的 黑后台，为了把这个人大代表打成“五一六”，这些来自中南海的军人费尽心机，秘密跟踪、突然袭击、大会施压、轮番批斗，于洋坚不承认。直至“九一三”事件 发生，清查“五一六”无疾而终。

奉贤干校的清查“五一六”不如“一打三反”的成绩显赫，被打成“五一六”的只有文革初造反的朱森、杨在 葆和黄蜀芹等人。（上影厂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1990） 厂史大事记》，上册第157页。及《黄蜀芹和她的电影》第39页。因为“被划成黑线人物子女，还有五一六分子”，黄蜀芹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由两个人专门看管，“整 整两年，不能和任何人接触。”）而“一打三反”则发现了两个反革命集团，逼死了顾而己和余宜初。

如果说，劳改农场这类地点的选择象征了五七干校的体罚性，那么兵营式的管理则表明了这种机构的强制性。 二者构成了一个坐标系，标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质——这是一个试图用兵营式管理来维持秩序，以体力劳动来替代人们原有的职业和专业特长，用“斗批改”来改造人 们思想的特殊的集中营。《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只说了五七干校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同“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 乡”一样，五七干校也“等于变相劳改。”很多电影人在当时吟诗做文歌颂干校，有人甚至在三十年后，在传记里仍旧对干校加以颂扬。这种颂扬，一者产生于对比 ——干校的压力与迫害毕竟比“牛棚”要轻一些，从而使有问题的人们产生一种解脱感。一者是出于对劳动、对大自然的热爱——劳动成果不但会让五七战士产生成 就感,而且还会像欣赏大自然一样,让 人产生审美愉悦,从而淡忘了干校的集中营性质和自己的处 境。

 

二、农村插队落户

五七干校的典范“柳河干校”在东北，可地处东北的长影厂却独辟蹊径，将“五七”道路简化为到农村插队落 户。省革委会提出的口号是：“广大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建设巩固的红色根据地”。这一全省性的战略部署显然与东北地处反修前线有关。

1969年11月27日长影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做动员。一些事先安排好的干部在会上发言表态。会后，长影大院沸腾起来，报名 下放的人们风起云涌。“12月6日，第一批下放干部56户，干部职工96人， 连同家属238人，分乘70多辆卡车，3辆 客车出发，分别去吉林省东丰县永合、二龙山、黄泥河、沙河镇、那丹伯等五个公社插队落户。”（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58页）

五天后，第二批下放干部33户，干部职工50人， 连同家属152人，奔赴浑江市六道沟、花山等两个公社插队 落户。随后的12月13日、14日、16日、19日、21日、25日、30日，第三、四、五、六、七、八批，共计318户，468人， 连同家属1403人，奔赴舒兰县、安图县、科右前旗、镇贲 县等八个市县的20多个公社，以“巩固红色根据地”。

插队落户与到五七干校不同，后者不动户口，不带粮食关系，家属还留在城里，本人还是单位的人。还可以隔 一段时间回家看看。尽管五七战士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以后还能否从事专业，很多年纪大的人甚至准备在干校终老。但是，干校最坏的前景也只是一个农场。五七战 士最差也还是农业工人。而且，不动户口，不带粮食关系等政策还会使五七战士怀抱着这样的希望：干校是所学校，终究有毕业——回到城市，重搞专业的一天。而 插队落户者除了继续发工资外，则是“五带一下”：带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家具、家属一同下去。（于敏《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206页。 严恭说是“四带一下”即带户口、组织关系、家属、家具下农村。见《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第184页）这种“连根拔”、“连窝端”的作法，使下放者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们将永远离开城市，离开专业。此 后终日与农民为伍，脸朝黄土背朝天，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中的一员。本人的前途、配偶的工作、儿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家人的医疗、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像大 山一般压在他们心头。插队落户对于电影人的内心震撼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并不过分。

长影厂编剧于敏是1970年元月下放的，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事，目睹了一次又一次分别。请看他笔下的送别场面和当事人的心 情：“响起欢乐的锣鼓声，欢送五七战士的一幕开始了。长影办公室大楼到大门的马路上，人群拥塞，盛况空前，夹道两边是欢送的人群，中间是被欢送的老老少 少，提着大小包包。他们的大件早已装上卡车。名曰欢送，实无笑容。有些人脸上装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被送者的男人都强自镇定，女性则大多泪流满面或泣不成 声。……前途茫茫，竟然要与工作了半辈子的摄影棚永别吗？工人留恋机器，农民留恋土地。电影工作者能不留恋电影之家吗？……据闻，这等于是甩包袱，一定时 期之后即切断联系，那么今后的人生之路是什么？……有生产技术特长的人绝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特长，却用自己的下半生或余生去干自己的所短。……没有一个人知 道自己下放的去处。何公社，何大队，何人家，不知道。山区、半山区、平原地带，交通方便或阻塞，地区是穷是富，先进或落后，不清楚。”“这些艺术干部的大 多数，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而今被打倒了，又站起来了。在失衡的心理还没有平衡的时候，又自愿而实被迫地去走光荣的五七路了，我敢说，光荣的‘五七’战士 们心里不会有一丝光荣感。”（于敏《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2005，第206页）

在连续送走八批插队落户者之后，又有30余人零星下放。在不长的时间内，“长影厂共下放干部521人，连同家属超过1500人。” 他们散落在吉林省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第58页）

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每天大队部前老歪脖树吊的半截钢轨被敲响，我们就扛着锄头上工。”（《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第184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些为十七年“文艺黑线”做了贡献的电影人为洗刷原罪，为莫须有的战争，为毛泽东 夫妇的“重新组织队伍”的需要，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农民：种自留地，在院子里养了鸡，房顶上晒了粮食，还挖了菜窖。春种秋收，腊月“猫冬”，酸菜氽白肉， 老婆孩子热炕头。……（同上，第185页）为了使这些人安心，省里下了为五七战士盖房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要体现自筹、群帮、公助，房权归集 体，使用归自己，离开时自筹部分可带走。”即五七战士“只出一定数目的钱，而出地、出人、设计、施工，都是由生产队包了。”（于敏《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第218页）于敏后来见到了这种“五七新屋”：“三间敞亮的瓦房，石墙、瓦顶、向阳、敞亮、满不错的窝。”（同上）

这是被淘汰者的窝。当现代化将农村变成城市的时候，中国逆流而动。将受过多种专业训练的电影人变成了另 一种人——从土里刨食的农民。然而插队落户有一个大好处——没有了斗批改。这种日子有的长影人过了一年就被调回，有的则长达七年。直到文革结束。

插队落户并不止长影一家，上影也实行过。“1969年10月6日，上海电影系统以四个面向为名，抽调原市电影局副局长宋定中等局厂干部23人，于同年10月6日和1970年3月，分两批到黑龙江落户，海燕厂的张权生、李景仁去黑龙江爱辉县落户。”（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第195页）

 

三、工厂“战高温”

“战高温”是1970年夏季上海市革委会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的名义制订的地方性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将知识分子从原有的单 位或五七干校中下放到本市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以改造思想。对于急欲落实“清出一个厂子来”的指示，以向江青交待的上海电影当局来说，这一“土政策”为清 洗不可靠的“六种人”提供了很大方便。（据《上海文化系统大事记》载：“1970年和1971年 夏天，上海先后两次以‘战高温’的名义将各条战线的大批干部和专业知识分子送到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就地消化’。”据《上海新闻系统大事记》载：“解放、 文汇、新民三报社和新华社上海分社都有数十名编辑、记者、行政管理人员被送到工厂。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以后，一部分人才陆续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此资料系顾训中先 生提供，谨此致谢。）下面的文字摘自《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

“1970年8月12日，工、军宣传队在奉贤干校宣布，到工厂‘战高温’名单，天马厂125人，海燕厂127人。 包括编辑、导演、场记、摄影、美工、化妆、服装等方面的工作人员。”（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第197页）

“1971年7月， 天马、海燕第二批战高温的干部、知识分子100多人，派到 工厂‘战高温’。”（同上）

“1970年8月—1971年，上美工军宣队及厂革委会以支援工厂战高温的名义，进行清洗。先后调两批共七十多人到天源、高桥、吴 泾化工厂参加劳动。”（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综合卷·上，第389页）

“1970年8月， 为推行‘四人帮’对电影厂进行大换班，上科影工军宣队将在五七干校的五十名职工下放工厂战高温，长期参加体力劳动，这些人至‘四人帮’倒台后才陆续回到上 科影。”（同上，第482页）

吴贻弓因为出身资本家，在北京电影学院时又差点打成右派，属于必须清理出阶级队伍的分子，所以成了第一 批“战高温”者，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当了十年“三班倒”的工人。他的妻子根正苗红，但因为他“也被清理，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吴贻弓《我的电影里也有政治》，《电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08页）

沈寂也是第一批就被清理到化工厂去“战高温”的。“上影厂的人事科科长陆志才告诉我，下放到工厂‘战高 温’的有六种人不许回厂，哪六种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再加上‘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我先在生产安茶碱的燎原化工厂，后来又调到光明化工 厂。”（2009年10月15日沈寂访谈）与吴贻弓一样，沈寂也是“三班倒”。但是他比吴幸运，只在工厂呆了六年。尽管他所在的班组被评成了“红 旗班”，并且厂领导要提拔他为副厂长，但他还是回到了电影厂。五七干校将“劳动光荣”变成“劳动惩罚”，“战高温”则将“六种人”改造成了“领导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