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死去的父亲(王孝和）也难逃厄运（作者王佩民）

死了也不太平啊， 文革期间确实是说王孝和是叛徒，后来他的小姨子和我在一起插队， 有时也听她讲点有关的事情。那时还有些怪说法， 比如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江南造船厂的老工人，文革前一直说包括他在内地一些工人， 临解放时把已经开出吴淞口（中国当时最大的一艘）准备去台湾的一艘浮吊，想方设法又开回来了， 当然被当成是“护厂”有功人员， 文革一来， 不知咋地他老爸被抓到牛棚隔离审查了，有说他们是故意这么干以便渗入革命队伍（？扯蛋吧），另一种说法是在船上的一部分人是真的地下党， 还有些人是真的想去台湾的， 比如我同学他老爸， 所以揪出来了。荒谬时期的荒谬事。-转载者

　　　　　　　　　　　　　　　　·王佩民·

　　父亲王孝和（１９２４年－１９４８年）浙江鄞县人，出身于上海工人家庭。１９３８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民国３０年５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３２年１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民国３５年１月，上电爆发大罢工，他始终积极参加，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在读书会基础上，他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于民国３６年９月宣布解散上电工会，通缉工会干事。经过工人斗争，民国３７年１月召开大会选举工会干事，王孝和等仍当选为常务理事。国民党又派出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驻在工会进行监视，并威胁利诱他参加国民党。他以“对政治不感兴趣”加以拒绝。民国３７年２月，“申九惨案”发生，他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同年４月，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工会负责人。１９日，特务万一闯进王家要他自首，遭到拒绝。他妻子及好友要他到乡下暂避，但他考虑到党和工会的安全仍留下来。２１日清晨被捕，他经受酷刑考验，保卫了地下党的秘密和战友的安全。６月２８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以死刑。上电党组织指定专人帮助王妻上诉，狱中党组织也帮助王研究上诉内容。各界人士纷纷向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寄送抗议信。９月２４日，特刑庭维持原判，王在狱中写了三封遗书：一封给双亲；一封给怀孕的妻子，要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后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的，“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一封给狱中难友，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９月３０日上午，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押赴刑场时，高呼“特刑庭乱杀人”，时年仅２４岁。

◇　我所知道的父亲

　　我妈的娘家就在我爸外婆家的隔壁，所以他们是大人做媒的。按乡下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１５岁，男方就要送聘礼，１６岁正式结婚。父亲一直在上海读书、工作，一直到妈妈１８岁那年，妈妈家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父亲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以后才知道，父亲在上海听人说妈妈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信给他的表妹（因我妈不识字），大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由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妈。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采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会有许多闲言闲语。外婆仅一个独生女儿，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但此时做媒的父亲的外婆已经过世，找谁去呢？就在妈妈１９岁那年（１９４６年），外婆带着妈妈来到了上海。

　　父亲王孝和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了，在个人的问题上他也服从组织的。有一次约会，父亲让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在对面马路看看我妈，那位领导同志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工作。我爸很听话，组织说什么就是什么，父亲决定娶我妈妈为妻。２个月后，父亲与母亲结婚了。听从听组织安排，父亲报考了海关、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结果３个单位都录取了他。家里人认为邮电局是“铁饭碗”，去那里工作比较好。父亲自己很想去海关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请示了党组织。考虑到上电是个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党组织希望他去上电厂。父亲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党的安排。１９４３年１月，进了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厂的控制室当抄表员。那时候电力公司、邮局，还有海关，都是好地方，他就是用外文去应试的。我爷爷以前在太古轮船上（太古轮船是一艘外国船）烧煤的，因为每年夏天要生病的，外国老板就把他踢出来。我爸到海关去与他们交涉，由于英文不懂，他受了一肚子气，所以他发誓要学英文。父亲读英文的学校就在思南路皋兰路那里（二工大后面。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学校的学费相当贵，都是有钱人读的。为了完成学业，他半工半读（上完课后打扫教室）。虽然被有钱人家看不起，但他书读得相当好，都是第一、第二名。他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学校入党的。父亲是１９３８年进校的，一直读到１９４１年，但最后并没有毕业。组织上让他去电力公司，就是想让他加强工人运动。

◇　父亲被张春桥定性为“叛徒”

　　没想到，死去的父亲也难逃厄运，被诬陷为了叛徒。

　　１９６５年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利用国民党特务强加于父亲的伪造材料，以市委名义报请中央不再宣传父亲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现在这份东西我还保存着）。之后，我爸就变成了“叛徒”，而且传说很多很多，还有说我爸是潜伏特务，没有死的。我妈那时候住在杨树浦，杨树浦邻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到我家里来问我妈，我爸是否还活着？我告诉他们是她亲眼看到我父亲落葬的，怎么会活着？但外面传说活灵活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先驱者之歌》时，率先在银幕上重现了父亲的英勇形象。

　　我就觉得他们胆子很大。

　　解放前，我妈是家庭妇女，是不知不觉地帮我爸做事。她没文化，搞不清楚什么事情，但她知道我爸是好人，不会做坏事。后来我妈特批离休的，专门有两个地下党干部为她做证明。我父亲被捕后，地下党等于暴露了。地下党不能做的事情，都由我妈出面做。我妈以她合法的身份到监牢门口去吵闹，要国民党把我爸放出来，说国民党不讲道理，把无辜的人杀掉，引起民愤。这是地下党要做的事情，但地下党不能出面了，我妈出面名正言顺，我妈起了地下党不能起的作用。

　　杨树浦发电厂是美国人开的。我爸牺牲以后，据说厂工会与美国人结过帐，每个月按照大月小月发工资，我爸工资照拿，说是养我们两个人到１８岁。文化大革命时，钱全部冻结了，我们生活费也没有了。我爸当初被捕时的罪证是破坏发电厂（说是共产党要借他的手破坏发电厂）。他刚被抓进去时，有人证、物证。国民党就是用这个借口抓他。说他叛徒是因为被抓进去以后审问了，我爸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地下党没有对他说你不能承认，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就承认了。据我的分析，后来大概地下党转达给他说你的情况特殊，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快点再翻供。因为地下党的人说我爸没有承认过，我觉得张春桥可能就利用这一点。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时发现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时候发电厂是不会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只不过是厂里受到一些影响。解放前夕，地下党想要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想要弄点事情出来，所以想在厂里引起一些大的运动。我爸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破坏发电机，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份也不能说，只能作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别、很难说。张春桥说不要宣传，说我爸不是烈士，说他有变节行为。

　　我到市档案局查到我爸从监牢写出来的４６封信。我妈没有看过这些信，因为我妈解放前是不识字的。这些信都是我爸亲笔写的。我是通过我中学同班同学马长林（他是档案局局长助理）看到我爸的亲笔信件。我曾想问他要回这些信，他说信不能给你，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我就复印了两套，并把复印件全部装订好。我爸的字比较潦草，所以我将信件全部输入电脑打印出整理好。到２００３年，我爸的一些在世的老同事，我也基本上都采访过了。

　　沈鸿春（音）是我爸的上级，是他跟我爸联系的。那时我爸实际上是可以走的，上级已通知沈鸿春（音）了，让他通知我爸撤退。发电厂事件是４月１日，我爸是４月２１日被抓进去的，中间有３个星期的时间。但我爸始终没有接到上级叫他撤退的通知，他组织纪律性很强，他就是不走。解放后，每次扫墓，我姐看到沈鸿春（音）就骂，因为我爸的命就因在他手上拖了一拖。问他为什么拖？他说交通员没有找到，撤退到哪里去不知道。

　　我爸的老家在宁波的小普陀，我去年去过一次，老家的房子一面山，一面水，躲个人，根本找不到。我妈曾是跪下来求他快点逃，但父亲就是不走。１９日国民党特务头子万一（音）来了，他说我们政治上走的是两条路，他说，我和你是兄弟，你快点老老实实坦白。这个人是厂里工复委的特务，我妈预感肯定要出事，当天晚上她又劝父亲快点走。那时候走，可能走不掉，也可能走掉了。父亲第二天又去上了一天班。１９日晚上，父亲和我妈谈了一个晚上，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他也肯定知道自己要出事了。他讲第二天上班假如出来怎么样，不出来又怎么样，一一和我妈交代清楚。２１日他早上上班时果然被抓了。１日到２１日，３个礼拜，父亲完全有机会可以逃掉，但他就是不逃。

　　沈鸿春（音）后来一直在厂里，文化大革命时也挨整了。他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去扫墓。我那时候很幼稚，但我姐看到他一次就骂一次。那个特务万一（音）后来是在监牢里死的。那晚，我妈是跪下来求我爸逃的。那时候她肚子正好有我，不时会有反应。我爸还问她生什么病了，要去看了。父亲关在牢里时又问我妈，我妈说怀孕了。我妈一直哭，我爸说你不要哭，应该开心，你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我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我爸很乐观。

　　我爸一直到１９８８年才平反。“四人帮”粉碎后，我爸活着的同事觉得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父亲被抓进去以后，没有出卖过一个人，没有出卖过组织。他们给我父亲动刑时，肋骨都打断了。我妈第一次去看父亲，都不认识他了，人完全变了，身上都是血。但我爸还笑嘻嘻对着我妈。我爸被抓进去前，很多事情都关照好的。他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人家，到我们家里来的是谁。他说，如果你说了，对我没有好处，只有不利。父亲被他们抓了以后，一次母亲到厂里去吵，正好碰到万一（音）。万一（音）就让我母亲看看有没有谁认识？他说，以后你家里生活成问题，钱我就叫认识你的人给你送过来。幸亏父亲关照过母亲，否则就会被他骗了。我妈看到很多来过我家的人，但她说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一个。事后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我妈时说，我的命就在你的嘴巴里，只要你一说出来，我就完蛋了。由此可见我爸做事是很地道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爸没有出卖过一个人，连和我爸单线联系的人到现在还在，他说假如出卖的话，我第一个被抓进去（这个人是我爸的下线）。我现在还和他保持联系，把他当自己爸爸一样，逢年过节就去看他。张春桥说我爸是叛徒，可能就是他刚被抓进去的那段时候（他们打他，而且还有人证、有物证，所以父亲可能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后来地下党开会，说你的身份不能暴露，马上翻供）。父亲到底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有人说，他的手印是昏过去时按的。

　　我父亲１９６５年以后就不能宣传了。父亲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当年跟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觉得现在自己在享受待遇，而我父亲王孝和却牺牲了，都觉得于心不忍。所以他们写工人运动史时，专门组织了一批人，调查我父亲这段历史。他们弄清楚以后一直上报到市里。１９８８年，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电力局的陈局长和江泽民是同学，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找到江泽民。结果，在我爸牺牲４０周年时，他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１９６５年的那个文件随之撤销。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９日由中共上海电业委员会、上海市工运史料委员会在延安西路２００号上海文艺会堂召开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四十周年纪念会》，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同意恢复宣传王孝和烈士事迹的复函》。市顾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有关方面领导及各界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加了纪念会。江泽民那天正好在中央开会，他也给４０周年纪念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复印了下来。

　　父亲牺牲后，是在国华殡仪馆举行大殓的。１９４９年５月还开了一个很大型的追悼会，大概有２００００人参加。追悼会以后，父亲葬在虹桥公墓。我们每年扫墓，那里有一间很简易的草棚，接待我们，放点水果、点心。每次相关领导都会家属接见，问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后来，他的墓迁到上海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可能去敲过我爸的墓，但那时候墓地已经空了。外面传说我爸的墓都被掘掉了，实际上并没有掘掉，而是正好转移了。我去看的，我爸的棺材很好，一点都没有烂掉，我们在外面套了一个水泥棺材。里面的棺材仍然很好，我爸的名字还很清楚。我曾要求打开看看，但没被批准，说不能打开。

　　父亲的墓从上海烈士陵园搬到龙华烈士陵园时，因为龙华烈士陵园是是将遗骸放入宜兴坛子里的，所以要开棺。我听说之后，马上对墓地的人说，我爸活着时我没有见过，看看尸骨也好。那天就我一个人去（我妈不敢去）。可惜我那时候没带照相机，也没有这种意识。陵园的同志他们拍了几张照片，但并没有拍棺材里面。开棺一看，里面就一个头颅，两根长骨头；棺材是空的，衣服都没有，全都风化了，但棺材还是好的，里面很干，有石灰，不是很多。我想，自己没有看到过爸爸，我看看骨头也好。

　　地下党这批人，比在战场上牺牲的人还要不容易。战场上的人死是被一枪打死的，而地下党他们是一点点受折磨而死的。他们在生活中，天天神经很紧张，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我妈说沈鸿春（音）真的就是拎着一个包，随时随地准备在外面过夜，生活很不稳定。

　　我妈说，如果我爸活到文化大革命，也会被人家整死。父亲比我大２４岁，假如活到现在，应该有８０几岁。当年介绍他入党的许统全就是被迫害致死了。“文革”中，他实在受不了，有五六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他后来是打入中统的地下党员了，我父亲出事那会儿，他还到上海来救过我爸，但是没有救成。我爸的案子，后来大概是蒋介石过问的，问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到现在没有口供？他指令９月３０日之前要弄掉我父亲（我是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

◇　姐姐因父亲罪名无法参军

　　我的家倒是没有人来抄过。但我姐分配时却遭遇到很大的坎坷。我姐是（１９）６６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总政歌舞团到音乐学院附中来招生挑了５个人，说这５个人我们总政要了。但因指标还没有批下来（他们单位是不是可以招生还没有批），他们怕晚了要不到人，就先要了５个人，其中就有我姐姐一个。等到名额下来，他们对我姐审查后，说我爸是叛徒，不能批准她入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姐就到音乐学院去了。总政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也不能接受她（凡是部队都不能要她）。战友文工团是北京军区的，我姐夫那时去了战友文工团工作，而我姐被分配了到人民机器厂里。但阴差阳错，由于名字搞错了，她结果也没去成，只能在家里待分配。有时她去上海海港剧组帮帮忙，拉拉琴。

　　后来山东省《奇袭白虎团》来借人，就把我姐借到了山东。我姐夫是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他们两人分居３年，我姐一直想过去，却一直过不过去。到了山东后，江青说８个样板团全部要到北京去集中管理。我姐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也过去了，她可以和姐夫在一起了，而且她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但待了一年不到，山东人在北京待不惯，吵着要回来，整个团全部又搬回山东济南。我姐户口也迁到了山东。结果他们夫妻俩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北京。我姐真的很苦，１９７５年，我姐夫查出癌症，姐姐、姐夫结婚３年后，姐夫就因病去世了。姐夫得的是肠癌，年头生的病，年底就去世了。因为我爸是“叛徒”，姐姐不能到部队，他们夫妻一直分居。姐夫生病时，姐姐被借到北京工作。姐夫去世后，她仍借在北京中国京剧团。人虽在北京，但户口还在山东，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想调回上海，也一直没有落实。１９７７年，姐姐在北京，我母亲打电话问她上海联系得怎么样？我妈告诉她还没落实。姐姐在电话里很失常地说算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妈接到这个电话，急得不得了。那时“四人帮”已打倒了，但我爸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为了我姐，我妈到市革会去哭，说她没办法了，豁出去了。我妈说她丈夫为革命牺牲了，现在女儿发生这种事情却没有人帮忙，在北京走投无路，我怎么办？里面接待的人怕影响不好，把我妈拉进去问我妈，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因为母亲这样一“闹”，我姐调回了上海。那时已１９７７年。我想姐姐的事肯定经过市领导同意的，但那时候我父亲的事迹还不能宣传。

　　我也是老三届的，分配工作是上中工宣队一手安排的。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在他们心中有很深刻的影响，工宣队对我蛮好。将我安排在了上海工矿。

　　１９６８年，我被分配到在虹桥路的上海电讯器材厂，做电话机。当初是把我分配到仪表局下属的２６厂，上讯厂拿材料的人看到我的材料后，就把我弄到了电讯器材厂。我还属于比较稳当的，没有算叛徒子女。后来听我妈说，她厂里就不用她，因为上面有关照，不能用她。所以她一直是厂里的技术员。

　　“文革”期间，厂里应该说对我蛮好的。我们支部书记思想有些左，我经常会对他提意见，他好像对我有些生气。我很直爽，看到什么事情不对就要说，可能他觉得我对他不大好吧。我们有几个同事在说，照理说工农兵大学生选拔应该选你。但当初地下党本身就受不到重视，地下党的子女怎么可能受到重视？而且我这种人太直了，不大讨有些人喜欢。

　　我妈曾对我说，你们以后生小孩，要有一个姓王的，还一直灌输我以后要生两个小孩。

　　我是１９７４年结婚的，１９７７年有了大女儿。之前，我一直习惯性流产，这个大女儿硬是被我保住的。１９７８年我又怀孕了，我想生下来算了。结果厂里叫我弄掉。我很老实地告诉他们，我一直是习惯性流产，好不容易有了，我想生下来。那时候是可以生两个的，但一定要间隔４年。我说你们就看在这个份上，让我生下来算了。你们假如觉得不能交代，我在组织生活上做检查吧。但厂里一定要我做掉，我那时已怀孕七个半月了，我说我不做。

　　我在组织科做事，组织科科长是一个离休干部，他对我很同情，先让我去了工宣队，回来以后就分在组织科，等于是从车间跳出来了。为了我第二胎这件事，又把我发配到金工车间去劳动。但两个老师傅对我很好很好，不叫我做什么事情，就叫我坐着。后来他们还让我教教他们数学。我待在厂里觉得没劲，就要求调出来。后来我调到了仪表局测试所。他们那时正好要一个人事干部，我就去了。

　　父亲王孝和在文革之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榜样，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工人师傅的心中。尽管文化大革命遭“四人帮”的诬蔑，诽谤，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文革之后，为他平反昭雪，说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的。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