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马天水为什么死在精神病院（作者：徐景贤 ）

实话实说， 马天水在上海的口碑还算不错， 他属于“埋头拉车”类型的，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里， 特别是随意性特别大的日子里， 能把上海的经济建设张罗到那一步， 也算是很不容易了， 这份功劳， 倒真也该归马天水第一，设想找个别的啥货色来担这个责任， 恐怕很难想像，这儿不得不提到一下张春桥， 不管咋说， 张把经济建设交给马后， 绝不多过问了， 马天水是有职有权说话算话的。
记得有件事情，国务院为了三线建设， 要上海搬迁一家钢笔厂到内地（好像是贵州）， 说是万一战争打起来了， 沿海被敌人（没说谁是假想敌）占领后， 整个大后方就没有钢笔用了， 马天水顶了回去， 理由是”敌人不让我们把钢笔运到内地， 就会让我们把原材料运进去吗？我让上海加紧生产， 运几扯皮甚至几十车皮钢笔到贵州放一山洞里， 够大后方用几十年不行吗？“ 大概张春桥支持了马天水， 这把上海钢笔行业的人救了， 否则又是一批人被搬迁去了贵州， 这就是当年所谓三线建设， ”敌人不让你从沿海运成品到内地“是三线建设的初衷， 但原材料内地是否能解决， 三线设想就不管不问了。--转载者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曾经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单独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作过一次深谈，想要把这个三十年代就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四人帮”一伙的圈子中拉出来。可是，没想到马天水不但不领邓小平的情，反而马上把谈话内容密报“四人帮"。而且，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还进一步站出来作了揭发，对邓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击，把邓小平搞得狼狈不堪。

 

识途老“马”的经历

 

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五十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毎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扪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权所不满，在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騒，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市委被打倒以前，徐景贤在市委写作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系以后，徐景贤在市委机关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当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保密电话给徐景贤，转达张春桥和他的意见：要徐景贤在实施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马天水从市委的营垒中争取、分化出来。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求早曰“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级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解放马天水还有点用处，他打电话（指和各地联系经济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了。当天晚上，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由徐景贤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轿子”、“吹喇叭”，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王洪文进人中央常委领导班子时，马天水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华东大组会议上，向华东六省一市、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后，王洪文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检查工作，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在锦江饭店设宴为王洪文接风。在宴席上，马天水面对王洪文说：“我觉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这一番话说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摇头，表示不敢当。

 

“他是揺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自从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以后，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来看待邓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三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工作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痛骂归痛骂，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改，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电报经马天水之手签发了。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和我们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这次张春桥虽然作了批评，但是没有发火，于是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我们这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来上海访问，马天水和我们便接受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宾以后，邓小平曾有几次在上海逗留，顺便参观视察―下上海的工厂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有一次，马天水陪邓小平去参观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又视察了几个重点企业，回来以后，马天水对身边的人嘟哝说：“邓小平在工厂里一股劲地问干部和工人：实行不实行计件工资？他这个人哪，就是老一套。

 

马天水要给毛泽东写信

 

周总理病倒以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着手抓多条战钱的整顿，工交战线首当其冲。邓小平主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纲上来。这一下马天水激动起来了，他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鐡生产，就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

 

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讲了关于整顿的讲话，传到上海，马天水更是睡不着觉了，他嚷道：“我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要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了！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为了这件事，马天水有好几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徐景贤找去，和他商量，说是打算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邓小平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上海分社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新华总社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请示报告上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接着，毛泽东把笔锋一转，写道：“我看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徐景贤赶紧把这个批示转给马天水。马天水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批示，分明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次报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论断而发的；至于批评“动不动就训人”的那段话，不就是指的江靑吗？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马天水和徐景贤都吃不准，也不便问。于是，马天水想起了那个“摇鹅毛扇”的电报的教训，决定看一看形势再说，终于把给毛泽东写信告邓小平状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王洪文亲自打来电话

 

当然，马天水的这些背后表现和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上南辕北彻，背道而驰。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邓小平陪同菲律宾贵宾从北京抵逹上海访问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人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儿摸到一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它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问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六月十二日，邓小平果然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网上来，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絶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的口里就是不表态。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姚文元说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撃江靑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徐景贤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通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七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謡，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徐景贤和王秀珍听、让他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自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演示文稿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狠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昵？”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演示文稿。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

 

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马天水疯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六月毛泽东病重，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徐景贤和王秀珍说："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一九七八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一九七八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