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孝和：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丁筱净 ）

 王家据说是住在嘉善路棚户区的一幢石库门， 从肇嘉浜路进去， 刚刚走完鼎新布厂的围墙， 对过那一幢就是， 知道得这么详细， 因为和他小姨子一起插队。王的上学实属不易，穷人家孩子能上英语专科学校， 全靠自己的”要“，也说明”要“是”要得到的虽然很难--转载者


 “父亲的牺牲是我们家最大的不幸，但他的牺牲鼓舞着千万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父亲及千百万烈士的血肉之躯，奠定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石。”王孝和二女儿王佩民在《永远怀念我的父亲——王孝和》中写道。24岁就牺牲的王孝和，离新中国解放仅一年之隔，令人扼腕。

    漫长的一夜

    1948年4月19日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王孝和家庭表面的平静。
    王孝和正与老婆忻玉瑛吃饭，万一来了。相比平时的谄媚套近乎，那天万一话格外少。
    “孝和兄，你我关系很好，像亲兄弟一般。可是你我走的是两条路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王孝和说。
    “我因为待你如亲兄弟一般，今晚特地来通风报信，我告诉你，你很危险，明天你赶紧到陆京士那里自首，就没事了。”“我自首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有什么好自首的？”万一留下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走了。
    王忻二人如常将万一送到楼下去，后门一开，就看到眼前有好几个鬼鬼祟祟的特务。王孝和关上门压低声音和妻子说:“不好了，有坏人，你再去前门看看。”忻玉英去前门一看，也有好几个特务，他们知道这栋房子被敌人包围了。
    回到屋里，王孝和与妻子说:“阿瑛，敌人怕是要动手了，我们快点做准备工作。”王将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拿出来，分成两份，不用保留的让妻子烧掉；必须保留的藏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一大堆垃圾盖住。直到半夜，确定特务全部离开了，忻玉英才将烧纸的灰烬拿下楼倒掉。
    这个难熬的夜晚，忻玉英无数次哭着求丈夫赶紧逃跑。王孝和毅然拒绝:“我不能走，我有工会的工作，我要是走了工会怎么办？”
    “我们一夜未眠，他交待了很多话。”84岁的忻玉瑛回忆道，“首先是工作。他说，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什么都不要讲。就算对方用金条引诱，也绝不能讲；如果对方问平时都有什么人来家里，你一个也不能说，他们提起你认识的谁，你就说不认识。”
    王孝和交待忻玉瑛，如果自己真的被抓，让忻玉瑛将襁褓中的女儿交给婆婆，然后去给别人当奶妈来维持家庭。他特别交代:“如果生活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把家里面的一切都卖了来维持生计。要是我能够出来，我一定会努力把一切都还给你；如果我出不来了，你要另外找一个好人成立家庭。你将来要是因为我吃苦，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安心的。”
    忻玉瑛抱着丈夫嚎啕大哭，王孝和赶紧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被抓进去的，你丈夫没做坏事，尽管放心好了。”“他是很爱我的，他甚至连我要找什么样的人都帮我想好了。”回忆至此，84岁高龄的忻玉瑛不禁哽咽，仿佛一切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尽管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忻玉瑛还是让丈夫走了，她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送丈夫出门。这天晚上，王孝和平安回家了，但是妻子的紧张一点没有消散，脑海里回荡着一句话:今晚会不会动手？她不住地观察房子周围，没见特务，终于安心了一点。
    第三天，也就是21日早上，王孝和准备上班，10个月大的女儿佩琴正扶着墙学走路。王孝和去逗她，佩琴开心得手舞足蹈，王孝和对女儿说了句“拜拜”，一如往常给了妻子一记飞吻，出门了。夫妇俩都不知道，王孝和这次再也回不了家——他被事先潜伏好的特务抓走了。
    当天中午，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小青年来到家里找忻玉瑛，问今天王孝和怎么没去上班。忻玉瑛紧张地说:“他去了的啊！”小青年说厂里都没见到他。小青年走后，忻玉瑛的心跳得厉害，很担心丈夫被抓走了。当天晚些时候，一封信的到来平静了她内心的恐惧。忻玉瑛不识字，让人帮着念，信中写道:“阿瑛，你放心，我在外面避风头。”“我当时马上就放心了，因为他平时也经常会出去避避风头，所以这次我一点也没有怀疑，马上把信撕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几天后，有人跑来告诉忻玉瑛:“你丈夫被抓了！”原来，王孝和等人被捕的消息被报纸登了出来，很快，住在汉口路的婆婆也知道了消息，婆媳二人一起到杨树浦发电厂找万一对质。“那天晚上我就和他讲要他去自首了呀，是他自己不去，现在被抓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跟他是很好的，早就叫他加入国民党，是他自己不听我的话。”
    “现在看来，那封信肯定是别人冒充王孝和写的。”忻玉瑛分析:首先，王孝和是被秘密抓进去的，为的就是不惊动其他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放松警惕，方便反动派继续抓人(那几天国民党一共抓了十几个人)。他们知道王孝和没去上班厂里的人一定会来告诉她，没有这封信，自己一定会去厂里闹，这一闹，其他地下党员就会警惕或者撤离，不利于他们继续抓人。其次，他被抓进去，敌人怎么可能让他写信回家呢？“所以那封信的作用，是让我安心不去闹事，方便他们继续抓人。因此我推测一定不是王孝和写的。”

    铁屑事件

    让我们从头说起。
    1941年，王孝和还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通过介绍人许统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一切党员活动都是在地下展开的。两年之后，因为家庭困难，王孝和不得不提前中断学业，考上了上海邮局和杨树浦发电厂两份工作，经党组织考虑，发电厂需要发展地下力量，所以王孝和放弃了被称为“铁饭碗”的邮局工作，来到了发电厂。
    由于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王孝和在这个美商企业里面当起了抄表员，当时是三班倒，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工会帮忙，开始的时候是负责秘书的工作，做会议记录。后来王孝和开始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一些进步的、帮工人说话的文章，并帮忙成立了工会图书馆，让工人有条件学习知识。
    1947年“富通事件”发生。富通是当时上海一个比较进步的印刷厂，包括杨树浦发电厂在内的很多工厂进步工人刊物都在该厂进行印刷。当局暗中查封了富通印刷厂，并且派特务在厂里等待所有去印刷或取报的工人，将他们统统抓起来。
    工人为此举行了罢工，要求当局释放被抓走的工人。当局见势，变本加厉将没有抓捕到的登在报纸上通缉，并称工会干部都是地下党人。这一通缉，工会干部没法再去上班，杨树浦的工会就散了。
    富通事件之后，当局派了几个人到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杨树浦的工人及工会，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万一。3个月后，这些人认为时机成熟了，就策划了一场工会干部选举大会，想借此机会将国民党的人大量安插进工会领导层中。本来已经打好事后唱票作弊的如意算盘，不想选举当天在地下力量的带动下，工人代表要求当场唱票。“这一唱票，王孝和等人就当选了工会的常任理事了。”当年王孝和地下活动小组的亲密战友郭予钧说道。
    1948年1月之后，王孝和正式脱产到工会工作。据忻玉英回忆，万一三番五次到家中找王孝和谈话，希望他为国民党效命，去陆京士掌管的社会局工作。当时的社会局主张镇压工人运动，身为地下党员的王孝和当然不肯，他说:“我什么党都不相信，我是为工会2800名工人工作的，是他们选我出来是为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什么党都不参加。”万一一再说:“你是有能力有文化的人，为什么要为这些没文化的大老粗去工作呢？”
    面对上海愈演愈烈的罢工风潮，“借人头，平工潮”的压制政策悄悄出炉了。由于组织没有指令撤离，王孝和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1948年4月1日，杨树浦发电厂门口气氛紧张，处于戒严的状态。万一声称在一座直流发电机中发现粗铁屑，并找人抓来假证人姜阿六，指证王孝和指使他在发电机中放进粗铁屑。警察局明知这是布下的局，却非常配合地立即“认定”王孝和所犯罪行。面对子虚乌有的罪名，王孝和当然不愿承认:“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有什么可自首的？”

    无法营救

    王孝和被捕的事情传到在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工作的许统权耳中，他决心南下上海营救。许统权是王孝和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已经作为地下党员打入北平警察局。一般来说，北平警察局来人，上海分局的人是会听从他们安排的，许统权当时已经身为少将了，救出王孝和胜算相对更大些。他一到上海，就到上海警察局去了解情况，结果一了解发现事情非同一般:王孝和竟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抓的人。这下，许统权知道自己此行无望了。
    6月28日，王孝和的判决下来了:“王孝和连续教唆、意图妨害戡乱治安未遂，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共同被判重刑的地下党员还有吴国桢(死刑)、张世宝(无期徒刑)。判决下来后，党组织劝说三人家属上诉，忻玉英便与另外两名党员家属一同去了南京进行上诉。不久之后二审判决下来，吴国桢改判为无期徒刑、王孝和、张世宝维持原判。“后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的时候大量释放政治犯，将这两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地下党员释放了。”郭予钧接着说:“就是王孝和被害死了。”
    9月27日，提篮桥监狱门口水泄不通，那是当局计划处死王孝和的日子。忻玉英挺着还有三周就临盆的肚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领着婆婆闻讯赶来。提篮桥大门大开，准备在门口给王孝和执行死刑。
    忻玉英大哭:“国民党乱杀人！”群众们听到哭闹的声音，纷纷来一探究竟。当时王孝和的案子在上海各大报纸都登出来了，群众怨言很多。一看王孝和的妻子这么可怜，纷纷同情她替之伸冤。渐渐地人越来越多，将整个提篮桥围堵起来。
    国民党见到这种情景，十分害怕，便派人拿很宽的皮带抽打忻玉英，想赶她走。忻玉英回忆:“我当时怀着身孕憋着尿，胳膊上背上被士兵抽打出一道道血痕，我完全不知道痛，最后都尿失禁了，可是任凭他们怎么打我，我都不走。”群众见到这种情景，站出来质问士兵:“你们要杀的是她丈夫，难道要把她也打死？丈夫要死妻子哭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凭什么打她？”就这样，群众闹起来了，人越来越多，最后连新闻记者也到场了。
    新闻记者一到场，便问忻玉英王孝和被抓的具体原因、判决情况等，忻玉英将丈夫被冤枉放铁屑的事情全盘讲出。国民党见到事情闹得太大，记者又做了详细采访，只好把大门关上，过了一会儿贴出一张小小告示:“今天命令未到，改日处决。”渐渐地群众散了，忻玉英一家在提篮桥门口守到了晚上，“心里很怕我走了他们就把我丈夫杀了。”
    王孝和的三封遗书就是在那天写的，分别写给父母、妻子与狱中难友。30日，就在忻玉英还没有放弃上诉决心的时候，监狱为防止27日的旧事重演，无耻地将王孝和拉进特别刑事法庭走形式地进行了“审判”，王孝和据理反驳，不向敌人低头，还用流利的英语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诉说特刑庭的罪行。
    法官被反驳得无言以对，只好在休庭之后宣布立即枪决。枪决的时候，《大公报》记者用相机记录下了那天的情景:在被押进天井的时候，他大步流星、气宇轩昂、面带微笑，口中不断喊着:“特刑庭乱杀人！”
    最终，这个年仅24岁的生命倒在了子弹之下，倒在了解放之前的黑暗之中。

    儿子、丈夫、父亲

    王孝和自幼家境不好，在汉口路的家只有5平方左右，“连一张床板都是截了才放得下，白天立起来才能走路，晚上三兄弟和母亲就放下床板睡觉。”忻玉英回忆道。
    为了在励志英专念书，他半工半读，下课后在学校当清洁工挣取补贴。回家后，王孝和坐在马桶上，拿床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做功课。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孝和的成绩一直保持前茅，要是拿到了班上第三，他就会责怪自己的成绩怎么这么差。1943年，一直在轮船上当锅炉工的父亲因为生病而被轮船公司辞退，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瞬间没了。王孝和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工作，担起家庭的大梁。
    王孝和与忻玉英的婚姻是双方家长定的娃娃亲。按照老家宁波的传统，女方到了16岁，男方就得迎娶。时间到了，身在上海的王孝和却一推再推，就这样过了两年，到了忻玉英18岁的时候，双方父母一再紧逼，王孝和终于给忻玉英去了一封信:“父母做主的婚姻应该要推翻。一碗小菜要是不合胃口，硬吃下去是会吐出来的，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忻玉英的母亲听说之后非常生气，一定要拉女儿去上海讨个公道:他凭什么不要我们女儿？
    “其实他在上海是有朋友的，是他在励志英专的同学。”忻玉英笑着说。得知忻玉英来到上海，王孝和向党组织请示，组织叫他去看看忻玉英:“如果这个小姑娘是聪明的，倒是可以协助我们工作。”
    王忻二人见面的时候，王孝和问起她乡下的情况。忻玉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苦难以及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王孝和回去向组织如实汇报。组织提出要看看忻玉英，“他把我约到中百公司(即如今的第一百货商店)，说看到我没穿袜子，要上去帮我买一双，让我在下面等他。”王孝和上楼之后，党小组领导沈鸿春就下来暗中观察忻玉英。沈觉得忻头脑灵活，为人质朴，就给王孝和做工作:“这个小姑娘是很合适的。你的女朋友，她一是识字，不利于帮助我们传递文件；二她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我们共产党是重视农村基础的，还是质朴的农村小姑娘好。”就这样，王孝和决定放弃女朋友，和忻玉英结婚。
    结婚前，组织上提出了让王忻夫妻出来单住的要求，目的是将他们的家作为地下党活动的新据点。但是在母亲传统的观念中，儿子应该把儿媳妇“娶回家”，可儿子却要和新婚妻子搬出去住，这让王母极其不理解。“本来你是不要老婆，现在要了老婆，倒不要父母了！”因此，王忻二人结婚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拿，王母甚至不让王孝和来家中取走属于自己的衣物。
    婚后，王孝和向妻子提出了不要孩子的请求。在忻玉英的观念中，结婚就是尊敬丈夫、孝敬父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他回答，你以后要吃苦的。”年轻的忻玉英不能理解，跑去跟双方父母告状。王孝和因此被大骂了一通，没办法，第二年佩琴就出生了。“后来他被捕了，在信中写:阿英瑛，你记得吗？我说了要了孩子你要吃苦的，你当初不相信。”那时候忻玉英怀里一个、腹中一个，还整日为了请律师上诉而到处奔走，听到丈夫的这句话，心酸自不用人说。
    忻玉英坚持每周至少到监狱三次，送些小菜和生活用品，而丈夫王孝和的笑容和接连的狱中来信则是最有效的安慰剂。王孝和入狱之后的第17天，夫妻俩得以见面。忻玉英在63年后依然对那天的情形印象深刻:“他脚上戴着脚镣，手被手铐反扣在身后，穿着一个白织布衬衫，上面有一道一道的血印。他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动不了，头发很乱散在额头上，步子蹒跚，一步一顿地向我走来。”
    有段时间女儿佩琴拉肚子，怎么都治不好。婆婆对忻玉英说，干脆别救了，让女儿去吧，这样就能换回丈夫的命了。忻玉英觉得孩子可能是救不活了，有天晚上心一横就把孩子放在冰冷的地板上，任她哭闹。不想第二天醒来孩子还是活着的，不忍心又抱起来了。孩子生病的事情被在狱中的王孝和知道了，他在信中责怪妻子不早些告诉自己，还耐心地指导她如何喂孩子能够既营养又容易消化。“他是那么说，但是我哪里听得进去？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孩子，只有他。”
    王孝和在狱中经常给忻玉英写信，时至今日，忻玉英还保留着其中的47封。夏天，忻玉英带着身孕捧着一个大西瓜来探监，王孝和回头便在信中嘱咐:“下次希望您勿再拿这些重的东西来，这对您远途负重在身体上的损失比我所吃到的要大得多了……”；见妻子瘦了，王孝和便说:“上周五我见您已比从前瘦了，身上一件阴旦士林布旗袍似乎大了些。这您又何苦呢？我一向劝您身体要保重，忧愁不得，不然身体就要弄糟……”在狱中，王孝和甚至连妻子的分娩地点和坐月子地点都一一分析妥善，还对断奶后女儿的喂养提出了六条建议……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一贫如洗，连结婚照上父亲的西装和领带都是找邻居借来的。”王孝和的二女儿王佩民说，“我长大以后，亲戚们每每提起我父亲，都会感慨，我父亲是家里最好的一个男人，负责任，有担当。”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1期，摘自2011年第29期《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