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古远清：余秋雨“文革”年谱

其实老余那点在文革的事算不得什么不得了， 因为那时他先只是个大学生， 毕业后也不过还是个很年轻的人， 比他年岁大比他“坏事”（什么是坏事的定义这儿先搁着）做得多的人有的是， 为嘛总有人要揪着他呢？ 表白得太离谱， 很多过来人不爽。搞得起劲地扒他当年的什么什么， 本来这老余被编年谱就够大劲了， 居然专门为他的文革期间编了个年谱， 哪年哪月干嘛， 哪年哪月嘛干。一声叹息。

教训是吹牛别太大辩白别过头， 老老实实总不会错， 最不济不说总可以吧。---转载者

 

说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16日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 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 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 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为“文革”大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 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一期“评《红楼梦》学习班”。此学习班强调“评红”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在学习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
    
     在学习班内，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 《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 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 经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 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5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 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 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26页）
    
     1975年10月下旬 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 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可见，胡锡涛在“余古官司”开展期间，说该文是胡自己写的，这显然是在代余秋雨受过。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1月 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
    
     1976年9月 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16人，余秋雨等8人成为“说清楚”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 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幺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胡锡涛说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 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上半年 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炮制《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 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幺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附录：
    
     为“年谱”提供证言的证人：
    
     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后成为清查写作组文艺组的党小组副组长）
    
     胡锡涛（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师”和密友。由他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
    
     徐缉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曾与余秋雨同室而居达数年之久）
    
     高义龙（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曾数次与余秋雨合写大批判文章）
    
     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组长）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曾参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复查）
    
     冯少棠（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原复查组负责人）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
    
     另有《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张英、《新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