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诚言：需要给毛主席建一套档案

毛主席没有档案么？ 其实是有的，不过他的档案和99.99999999%他的臣民的不一样， 但毕竟还是有的， 不信？中央档案馆里， 恐怕和老毛有关的文件最多，但文件的形式一定不一样，自己填写的表格大概就没几份，外调人员的报告可能是一份也没有，组织鉴定的结论想必是没有的，那种吓死个人的别人的揭发材料则万万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篇1文章的作者只是出口气而已，事情是不可能的。转载后两极不同的议论是难免的，一如既往，但凡涉及毛主席，好派P派一定会站得整整齐齐--转载者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大都知道，任何一个体制内的活生生的人都要被纸和墨这两样死物质构成的档案一辈子牢牢地管着，由其决定命运起伏生死荣辱。对不少人来说，档案是暗中的摄像头，是阳光下的哈哈镜，是一生顺风的通行证，是时时碰壁的判决书，是如影随形的鬼魅，是盘旋头顶的魔杖，是决定飞舞中的风筝起飞降落的那根细线，也是人生终了盖棺论定时再绘最后一次脸谱的五彩颜料。有多少成绩骄人的考生因档案中出身一栏的地富成份，还未进入考场就已注定等不来录取通知；有多少立志报国的青年因被人在档案中点了“眼药”，至死都不明白为何当兵无望招工无门。满腹经论的学者会因“反动思想”记录在档再不能发表一字论说，学有所成的专家可能会因“海外关系”一栏填了舅父的名字而被“控制使用”终生。长期分居的夫妻虽然单位同意调动但上一级组织不发档案只能隔山隔水苦苦相望，多年右派在改正时因档案中查不到原始处分文件只有哭笑不得悲叹造化弄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档案导演了人间多少悲情戏苦情戏？只有天晓得！

我第一次听说“档案”这个名词是在1960年读初二时。班主任刘某是个一贯以“党是伟大的，我是党派来的，不听我的话你们想想是啥性质？”对我们进行启发教导的青年教师。在因饥饿造成早操和体育课都停下的情况下，我们班开荒种粮种菜的“勤工俭学”活动抓得格外紧，万一他觉得有不遂意的地方，就大讲特讲“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已书写的，都要记录在案的。”由此，我不仅是懂非懂地记住了那个有点哲理的“历史说”，也朦朦胧胧地想见到有一沓把我们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的”的档案。（后话：刘老师不久下放到同一座县城的一所小学，两年后因奸污女生判刑八年，最后的消息是有同学说在他老家看见他拉板车。）

我第一次与档案的风险擦肩而过是文革初期省委工作组进校不久。一天，年长我三岁的好友李玉华同学抢着撕开了《湖北日报》寄给我的一个信函，以为是用稿通知，谁知，却是退稿。一篇是《清官总比贪官好》，为当时被臭骂为“封建专制社会忠实卫道士”的海瑞、包拯辩护；一篇是《“清清白白做人”没有错！》，针对把“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中女主角竺春花说的“清清白白做人 ，认认真真唱戏”定性为“不要、反对党的领导”进行争鸣。后文中自认为最有力最精釆的一句反驳词是：“在这些批判者眼中，难道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清清白白做人’了吗？”当然，我的文章很幼稚，人也幼稚，不识自己是已快被引出洞的“蛇”。我还在为退稿沮丧之时，李友的一句“你咋写这样的文章？工作组发现了还得了？装入档案你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的呵斥使我心头直冒冷气。假如《湖北日报》也像后来李九莲的军中男友一样径直把稿件转寄给校系党组织，假若李玉华为了立功直接向工作组告发，我会是啥下场？再假若《湖北日报》自己销毁而不退给我，我会不会在一次次“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中沉不住气而主动交待？都很难说。所以，我对那位（些）未曾谋面不知姓名的编辑同志至今心存感激，对李玉华同学仍然时时怀念！（他已去世十年，愿他在天国亦能感受我的心意。）当工作组很快狼狽不堪地撤出校园之际，各系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烧“黑材料”活动，被整师生都怕这些材料装进档案成为一辈子压在头上的黑锅。如果那两篇稿子没到我手里，说不定我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理所当然，这批师生以后率先当上了“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造反派。

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档案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1967年，我班根据系里安排，“内查”旧社会曾任职“会计课长”的毛教授是怎样为反动政权效力、盘剥人民的？在面对面审讯时他一脸苦愁地说道：“你们以为‘课长’是多大个官呀？我哪有那大的权力”？“课长”是多大的官？我们也不懂。看到毛教授窘迫的样子，担任记录的我和主审的许君相视一笑，只好作罢。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后，立即掀起了更有威力的“清查”高潮，更多的档案转交给校、系两级专案班子。我校安然渡过造反、夺权、“三结合”阶段的老革命领导干部林校长终于抗不过“领导阶级”的施压，在一个黑夜卧轨自杀。据悉，自杀的原因，就是从档案中发现了他当过“工贼”的 线索，逼他“坦白从宽”。这位惨死的、没有民愤、和蔼可亲的学者文革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我第一次明明白白“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是大学毕业搞鉴定之时。在此之前，档案中的“历史”哪些是自己写的，没人知道。那时连高考成绩也不允许自己知道，只被记载在档案中秘而不宣。毕业鉴定分四大块：自我总结，自我鉴定，群众鉴定，组织鉴定。自我总结、自我鉴定都要在小组会上进行评议，要大家通过才行。我在唸完自我鉴定同学们还没开腔评议时，临场旁听的女教工易某某马上说，根据你的表现，不能写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句话。易某某文革前就是我班“政治辅导员”，文革初期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我班造反派翻身后并没有像有些班那样搞清算，她一直当她的逍遥派，与我们班井水不犯河水。 “一打三反”后，她仿佛以胡汉三返乡团的姿态又“重新回来了”！“对毛有感情”看似句套话，可在当年，写不写上却非同小可呀！心想，这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貌似温柔的矮个子女人何以变成了一个心地歹毒的女巫？对她曾有的敬意顿时全无，当即脸红脖子粗地和她争执起来，并全然不顾造反派已整体倒霉的大局势，抢白她：“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当时整同学们的黑材料抓右派还有理了”？在相执不下的当儿，占领了我们班“上层建筑领域”的工宣队员老王闻声赶过来宣佈：“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是个非常高的标准，任何人都不能说做到了，这次自我鉴定，一律不要写上这句话！”不知老王的这个判断出自于上层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抑或是他个人看法，总之还算靠谱。连与毛泽东相处几十年的最好学生最亲密战友一年后也弃他而去哩，何况跟他搭不上一句话、日子过得苦巴巴的臣民，咋会有那么丰富的感情花到他身上？虽然跟易教工战了个“平手”，但首次“亲自写自己历史”就出师不利的遭遇，使我至今耿耿于怀。

正因为与档案的交结太深，所以每当遇到毛泽东诞生多少年、围绕着毛的功过是非必然出现的一年一度全民大争吵时，我不禁很自然地想到，新中国拿国家工资的人都有档案，甚至无业可就的大学生无处拿工资也有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好个吉祥的名字！）保管，拿国家行政二级工资（据毛说行政一级工资让给了“先烈”）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也有一套个人档案呢？如果他有档案，那么因定论不清争吵不休造成的种种麻烦混乱和群体分裂不会大大减轻吗？我们的社会岂不多了一份和谐？

比如：在开始参加革命的“招工”表上，他就如实填上他家的“成份”，很可能一时会遭到“全世界无产者”才夠资格“联合起来”的组织的拒绝。经此挫折，他在主政后一定会反感“血统论”，一定会不搞盛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和实际中对“黑五类子女”的歧视政策，落实挂在他巨幅画像旁边的那条大标语——“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那么，建设新中国的人气会更高，力量会更大，成就会更辉煌！

比如：在个人履历表的“婚史”一栏，他如实填上“已、1920年”，在“家庭成员”一栏，写上“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的名字，那么，在道德自律和组织监督下，在井岗山就不会过早地与贺知貞女士结婚。同理，在延安也会把江青的勾引拒之窑洞门外，因为他明知贺知貞“精神病”并不严重，到苏联治愈后终会回来。若如此，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更高尚的人、更纯粹的人、更有道德的人、更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更有益于人民的人，从而更受到全国人民及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爱和拥护，而且还会为华主席、叶副主席粉碎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减少投鼠忌器的担忧，还会为国人在那一小段“山河同悲”的日子里免却许多不应有的悲伤！

遗憾，真是遗憾！仅仅少填了这两项，生前身后就给他本人及他统帅下的人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遗憾不仅止此。在他身后，由于没有一份专属于他的档案说清历史真相，在如何重整人心收拾他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上，马上又导致了“凡是派”与“求是派”的严重对立，险些造成党的分裂。好在“求是派”勇敢、巧妙地开展了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题目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改组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才使被毛泽东误引到崩溃边缘的中国，另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不知是好事多磨还是多难才能兴邦，人们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又发现，单纯的经济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畸型发展和繁荣，但由于毛留下的政治体制未根本触动，毛藐视法治的思想未予铲除，毛的专制思想及专制言行仍大有市场，毛的“大跃进”思维、大援外行为影响仍深，毛发动的文革没受到彻底清算等等原因，经济发展直朝权贵资本主义的歪路上滑去。政治改革举步唯艰，发展成果难以全民共享，社会矛盾日益加深，自然环境道德环境日趋恶化，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公正和谐的“中国梦”仍然是现代人的苦苦追求。而极左派声声赞美文革、讴歌大救星、回归毛时代的喧嚣又为凝聚人心推动中国走向进步平添了重重阻力。当此之际，我不由遐想，假若毛泽东也有一套像常人一样管理的档案，事情哪会这样麻烦！

假若毛泽东也像我们一样在档案中逐年记上所做的大事，如在延安时代，他就大力推行过文化少素质低的农民用豆子当选票组成了“三三制”政府，就撰文怒批过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就大声宣讲过共产党“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建国目标。如果官方现在把这些可贵的历史资料如实公布出来，那么，杨晓菁、石平、戴立言、胡鞍钢、胡锡进、张宏良、司马南这一伙妄图阻挡中国进步的丑类，还敢如此猖狂地反民主、反民选、反宪政、反政治体制改革吗？

假如毛泽东也象我们一样把重要言论记入档案中，仅只“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的一段话语，就能使人对毛泽东是不是“民族英雄”有个普遍清晰的认识，也会使一干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胡锦涛同志“国军是抗日正面战场主力”的论断不再生气和想不通！

假若人们及时听到了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这段“最高指示”，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有法不依”、“执法难”、“党大于法”，就会找出我们国家实现法治社会为什么这样艰难的根源。

假若毛泽东也象我们一样在年终总结中及时总结教训，那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已造成险象环生之后，就不会再固执地开展反“右倾”运动，饿死的老百姓就不会有三千多万，毛的忠实拥趸也用不着在半个世纪后再煞费苦心地为之作无罪辩护。

假若毛做自我鉴定时也象我们一样要接受同事们的评议，那么他背着中央集体擅自支持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自由主义说一定在1966年底就被揭发出来；他的贴身秘书田家英就不会在对他提的三条意见未来得及说一个字时就无奈自杀；“三老四副”对文革正确的评议就不会当着什么“二月逆流”被整肃；林彪的一个寻常发言就不会被打成“反党纲领”；邓小平转交刘冰一纸建议的善举就不会再让他搞一场全国性的“批邓”；叶帅对文革全面的正义批判也用不着延迟到他死后。一句话，就不会有十年内乱十年倒退，毛左们也就不用再花费心机去论证“文革”的什么“正义”与“错试”、“启发”和“意义”！

……

总之，由于毛泽东没有档案，造成的空白、缺损、遗憾实在是太多了，简直是书不尽书！仅从毛泽东不设档案及只他一个人能拿稿费、生命终了还担任多项职务、他在困难年代的奢侈莱谱展出在韶山、他的豪华行宫遍布于国中、他的特制烟代号是132、他的专用瓷密码叫7501、他的女儿侄子都是“火箭式”高官等等连官方也不掩盖的大量事实，就足以证明毛左们宣扬的毛不特权不腐败爱民亲民是多么自欺欺人！至于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毛拥毛还是欲图借尸还魂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也会细细掂量！

当然，毛泽东没有档案的损失也不是不可弥补的。当年刘少奇主席被剥夺了自写档案的权力、只能任由毛泽东指派手下在其历史上信笔涂鸦写上“叛徒、内奷、工贼”之时，曾愤懑而又自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毛泽东走进了历史，但历史还在延续，人民还在生存。在今天无论是胡鞍钢所说的“人民社会”也好或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社会”也好，我们都有权力以“人民”的名义或“公民”的名义，站在国家、民族、历史的高度，跳出左右之争、党派之见的小圈子，用民主、科学、人权、法治的先进理念再次审视毛泽东的主要言行及其社会实践社会效果，为毛泽东补写一份档案。庶几，才可以弥补毛泽东没有档案的人生缺憾，才可以统一认识凝聚人心，才可以端正改革开放的航向，才可以推动中国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我相信，曾担心“我死后，看你们咋办？”的已故领袖若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博大的胸怀宽宏的雅量，默认这个他无法看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