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转载的, 原作者：仲富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上海妇女服装在西洋装束的影响下，一改宽大传统而变得“竞尚紧小，伶俐可喜”（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此后，这种风尚流播甚广，“自同光以迄宣统，妇女服饰以上海为最入时，流风所披，几及全国”（徐珂《清稗类钞》）。不仅服装整体发生风格变化，而且服装的各种配套装饰也深受西洋物质文化的影响。不管是西洋传入的荷叶边和舶来的袜子、香水、怀表、皮鞋，还是早已被人们爱不释手的衣绦边、金属钮扣、绒毛线之属，在那个时代，惟洋是尚，越洋气越好。有人总结说，越是新人物，越用外国货。这已经同时代趋新的风气合一了。

    上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上海史上出现过对中国纺织事业有杰出贡献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黄道婆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镇（今徐汇区华泾镇）人。她向黎族人民学习，改革纺织工具，传授纺织技术，促使家乡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也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反映了早期上海人精于纺纱织布和手工缝纫的传统。早期的上海手工纺织，要经历轧棉花、弹棉花、捻棉线、织布、漂染等多种复杂的工序。老上海的竹枝词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情景的具体描绘，如反映扎棉花的竹枝词：“老法轧花欠高妙，轧得手酸出花少。新法何如机器好，又省功夫又灵巧。我忆当年黄道婆，造棉新法想来多。道婆若是生今日，研究机工更若何。”又如反映弹棉花的竹枝词：“木棉花，出松江。弹做絮，做衣裳。御寒更宜制成被褥，新被新褥最好睡个新嫁娘。新嫁娘弹新被褥，羞得面孔红馥馥。”昔日的捻棉线，也完全是手工操作，由少妇或老妪把一块瓦片放在膝盖处，在瓦片上搓棉线，边搓边把搓好的线绕成线团以便使用。

    人们将棉线织成布匹，或者将蚕丝变成绸缎，再从布店、绸庄买来衣料。但是，要为男女老少、贵人平民等织成既合身又体面的衣服，必须要有制衣工匠。于是，各种各样的缝纫店便纷纷在上海开张，裁缝匠（上海人通常称年长的裁缝师傅为“老裁缝”）成了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弄堂裁缝还是极为普遍的。记得我小时候，居住在徐汇区老街附近的平民区。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勉持家的善良妇女。她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我们兄妹六人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当时家里所有的衣服都仰仗弄堂口的裁缝店。

    记得那个老裁缝姓杨，是从苏北乡下来的，家中排行第五，人称“杨小五子”，母亲一直要我们叫他“杨五爷”。杨五爷中等个子，话不多，人挺和气，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过杨五爷与谁红过脸。常年的飞针走线，使他的眼睛一直眯缝着。那爿裁缝店，说是店，其实也不过是弄堂口的一开间，一块烫熨衣服的横板，一架老式的缝纫机，一把竹尺，一包弹粉（划粉），一把烙铁，当然还外加一个煤球炉。杨五爷肩上通常挂着一根皮尺，腕上带着一副褪了色的袖套，鼻梁上搭着一副大方眼睛。

    到“杨小五子”裁缝店做衣服，有几个优点：一是做工精细，那个时候的手艺人，全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千针万线，都是自己的艰辛劳作，不懂得“讨巧”与“省工减料”。二是收费低廉，大部分平民人家要做衣服，还能承受得起。最主要的是，杨五爷的工钱可以赊账，衣服做成了，你拿回去穿就是了，至于工钱有了再给，杨五爷的口头禅就是“没事，回头有钱再说”。所以，在我们弄堂里，他人缘极好，大人小孩都喜欢他。在徐家汇老街一带，这个“杨小五子”老裁缝，几乎受到所有居民的欢迎。1959年上海交通大学扩建小区，我们家搬到虹桥路靠近番禺路的塘子泾，老邻居就此分别，以后我再也未见到过这个弄堂口的老裁缝。

    关于杨五爷的身世，我知之甚少，但在老上海的街头弄口，类似的裁缝店可谓星罗棋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

    与其他行业的手工劳动者一样，裁缝师傅也有他们的“行业规矩”。例如，他们敬奉轩辕氏为行业的祖师，所用量布的尺也名为“轩辕尺”；学做裁缝要先当三年学徒，俗称“吃三年萝卜干饭”；学徒先要学做“滚边”和各种花色的纽扣，三年满师才能上案板；当学徒的每天除了生炉子、烫熨斗外，有的还要为师傅、师娘倒“夜壶”、做杂活，小心服侍着老板夫妇和各位师傅。总之，裁布剪料、穿针引线，凡事都的用心用功。公馆里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定做长袍马褂、旗袍短袄，多一寸太宽太长，少一寸怪太紧太短。要刚巧合身才可得赏金，稍不满意，当场退货，还要赔料。许多后来的时装店老板，都是经历过裁缝学徒生涯磨炼的。
  街市上的裁缝店，大小规模不一，但大抵都悬挂着一块“苏广成衣铺”的市招，并不是老板姓名叫“苏广”，而是一些裁缝手艺人的小型作坊，由富有经验的裁缝为主，雇佣两三名裁缝工，加上家属和学徒，专门代客加工各种来料，缝制苏式、广式等中式男女服装，也代客配办衣料，所以，人称“苏广成衣铺”。在这种行业市招前，稍有声誉的也加上“××记”的店号，以便顾客识别。他们的设备简单：租一间店堂，设有一块工作台板，全凭手工操作，稍后也配置了缝纫机。由于他们做工精巧细致、式样新颖应时，又是量体裁衣，舒适合身，所以很受各阶层市民的欢迎，成为一个社会上普及的行业。

    在上海裁缝行业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是浙江奉化裁缝。奉化人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到外地去求活路。就像扬州人外出凭自己手中的三把刀一样，奉化人两手空空，告贷无门，也是凭着三把刀——菜刀、剃头刀和剪刀，去烧菜、剃头和当裁缝。他们不少人走南闯北，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学得了一首做西装的技艺，回国后便来到上海滩开西服号。上海开埠后，来淘金的洋人都自带西服，中国人也不习惯身穿外国衣裳，以致沪上第一家“王兴昌西服店”开办后无人问津。老板王浚木在焦急中终于等来了第一位顾客，他竟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要求在三天之内为他制成一套西装。老板如期赶出，徐锡麟十分满意，“王兴昌”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王浚木的儿子王财荣（一作王才运）开设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址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西藏路（今西藏中路）转角处（今中百一店址），为上海第一家具有规模的男式呢绒西服店。王财荣十三岁从奉化道上海学裁缝，继承其父西服制作技术后，决心开拓西服行业，施展抱负。西服号开设后，王财荣精心设计，扩大业务，将呢绒零售、批发、配料、裁剪、制作融为一体，并兼营衬衫、羊毛衫、领带、鞋帽等与西服有关的附件商品，以花色繁多，一应俱全，而吸引中外顾客，从此“荣昌祥”以“奉帮裁缝”名店而享誉沪上。王财荣协助孙中山先生裁制中山装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以后，王财荣在奉化的同乡和亲友，都来上海学艺，开设西装店。店中既有工场裁缝师傅，又有店员，还有经销人员。因为他们都是奉化人，所以人们称做西装的为“奉帮裁缝”。王财荣不仅培养了大量西装制作人才，而且具有爱国心，被推举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长，1931年病逝后由徒弟王宏卿接任经理。1934年，广东籍资本家蔡昌暗中买下了该店地产权，欲造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荣昌祥”与其对薄公堂而败诉，经调解获得赔偿金后，被迫拆房迁店至原址对面。一年后又迁至重庆参店（今王星记扇子店）。解放后，改称“荣昌祥西服店”。1959年9月，并入“春秋西服商店”。

    “老上海”大抵知道“鸿翔”这块服饰业的招牌。这家以做女式服装闻名的服装店也开设在南京路上，是上海滩上历史最长、开店最早的一家时装公司。“鸿翔”创始人金鸿翔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就到上海中式成衣铺但学徒。他不仅聪明伶俐，很快学到了一套好手艺，而且善于观察当时上海流行和崇尚什么服装。有些风流小姐、倜傥学生以穿西服为时尚，金鸿翔就跳槽改学西式裁缝。满师后，1914年初赴俄国海参葳在其舅父开设的西式服装店做工，翌年返回上海，到“悦兴祥西式裁缝店”当技工。在接待外宾和女客过程中，金鸿翔积累了不少业务经验，也萌生了独辟蹊径的念头，于是就另立门户自己开业经营。1917年，金鸿翔筹资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号开设上海第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西式时装公司，用自己的名字“鸿翔”做招牌，很快轰动了上海滩。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与奋斗，“鸿翔”女装备受青睐，经营一年好于一年。1936年，金鸿翔把原房翻建成六开间二层楼新式市房，铺面作商场，后来发展到九开间门面，实行前店后工场，营业面积多达1200平方米。1937年，金鸿翔业务发达，又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开设“鸿翔”分公司，简称“东鸿翔”。当时在南京路上连开两家时装公司，确实是上海滩上很少有人企及的。

    上海“老裁缝”中手艺高超的，高级毛料衣服可以旧翻新，此技堪称国内一绝。在那些物资较为匮乏的岁月里，这门手艺真是解决了不少市民穿衣问题。如过去较为贵重的毛哔叽与海军呢衣料，即便是再上等的面料，也有陈旧的时候，对一般民众而言，扔掉可惜，再穿感觉也如同穿旧衣服，但上海的裁缝师傅就能从中捕获商机，适时地推出以旧换新业务，而且还可以邮寄，很是方便了广大普通市民。只要你将旧衣服打成一个包裹，径寄上海这家时装店，并汇寄一笔手工费。过不了多久，你收到的经过翻新的衣服，不但长短宽窄与原件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完全是改旧如新。旧西裤上下调了个头，原先臀部磨损处，已分别转移到两只裤脚管的下端内侧，只要别人不是把头凑近你的脚跟，是决看不出有一丝破绽的。中山装呢大衣，这是内外翻了个身儿。那时的毛哔叽与海军呢，质地厚实细腻，几乎分不出正反面。翻新以后，原衣的反面成了正面，活脱脱又是一套新装！只是纽扣洞变换了方向，原洞织补得天衣无缝，上面又缝了纽扣，根本不见原来的痕迹了。再看今天的服装行业，今非昔比，已经入了鼎盛时期，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新潮服装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而且质地结实得咬不断、扯不裂、磨不破，再也无人会像当年拿到裁缝店或时装铺去旧装改制、内外翻新了。

   说到旧衣服改制翻新，在老上海大多数贫苦的平民百姓买不起高价布料，也不进成衣铺去请裁缝师傅做新衣，就到专门出售半新衣服的衣庄，或干脆到旧衣摊去拣几件。这些衣庄和衣摊里的衣服，来自被当铺没收的和有人穿旧了当废物出卖的，衣庄和摊主经过整修和洗染，就当便宜货出售。需要者出低价便能买到四季单、夹、皮、棉、纱各色衣服。这些旧衣服当然不会很合身，也不够体面，但对于一般的贩夫走卒和社会底层贫困潦倒的人来说，能求一个御寒蔽体，也就很满足了。过去上海滩有一句俗谚：“一年新，三年旧，五年不到打补丁。”说的是衣裳从新到旧的规律。还有一句俗语：“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平民百姓多劳动，布衣也损坏得快，贫苦人又舍不得丢掉，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织补行业，趁早送到织补店去修补。时人有竹枝词云：“簇新衣裳忽擦破，或被鼠伤或烫一星火。见衣不必皱眉愁，巧法有人能织补。竹圈一个丝几根，居然补得一无痕。却叹人生缺憾知多少，奈何能补衣衫难补人。”有人贪快求便宜，就到马路旁和弄堂里去找“缝穷婆”。 “缝穷婆”从少妇道老妪都有。这个名称从字面上解释，就是专门替穷人缝补破衣的婆娘，可是她们本人却是“缝穷缝穷，越缝越穷”，同样也逃不掉贫苦的命运。时人也有一首竹枝词，感叹“缝穷婆”悲苦的命运：“穷人衣裳旧又破，小洞不补大洞苦。劝君勿别心发愁，上街去找缝穷婆。一枚银针丝几根，破洞补得一无痕。缝穷婆把破来补，可叹穷人日子仍难过。”“缝穷婆”每天从早到晚，手执藤篮，沿街叫喊。除了补衣裤外，也补袜子。一天难得有几笔生意，赚来的钱还不够买几个大饼，且常常空手回家，连自己的鞋子也走出了破洞。

    由于鞋袜也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上海的平民总是自己动手扎鞋底、剪袜底、做布鞋、编草鞋。传统社会一般都是穿布鞋、布袜的，待到西方文化影响上海之后，上海也开始生产和制作皮鞋，以及生产和销售洋袜。当时上海有一家“宏茂昌袜店”，就是因专售洋袜（纱袜）而闻名，以致于当时有“穿宏茂昌的袜子最时髦”的说法。上海竹枝词在描述“扎鞋底”时这样写道：“鞋底作中扎鞋底，各献手段试绝技。一样扎成底一双，坚松软硬工夫异。耳闻麻线响嗖嗖，拉住线头用力收。力量却防麻线断，钻儿戳破膝盖头。”对于皮鞋，一首竹枝词这样吟道：“皮鞋本是外国造货，近来中国也会做。底坚面韧最耐穿，天好雨落着好过。”对于草鞋也有竹枝词唱到：“柴扒一堆草一束，推得鞋成力用足。一双只卖几文钱，可怜推脱指尖肉。推草鞋人手指痛，着草鞋人脚趾冻。贫民一样父母生，受苦这般堪一恸。”上海竹枝词有关妇女剪袜底、滚鞋口的描写，更是充满了辛酸和悲苦：“袜底多发女工剪，每日可剪千百片。剪刀轧轧手指酸，磨得指头起老茧。老茧应从脚趾生，女工偏向指尖成。熬辛剪得钱无几，况值钱荒愁煞人。”“女工滚鞋口，忙煞芊芊手。线脚要齐又要匀，滚处忌毛更忌皱。”至于在城市弄堂边摆着的鞋匠摊，一般上海人称年纪稍长的为“老皮匠”，称年轻的为“小皮匠”。老皮匠从早到晚，弓背低头，默默地为顾客送来的大小鞋面，按照不同尺寸的脚样，切皮做底，用几十枚小钉将鞋面和皮底钉合在一起，再将木楦头塞进鞋内，一双双挂在墙上。老皮匠从年轻做到老头，足足几十年。他们做出成千上万双鞋子，穿在成千山万人脚上，从老人到孩子的鞋都出自老皮匠之手。皮匠除了做鞋外，还修补穿坏了的皮鞋。如鞋帮脱底、鞋底磨薄的皮鞋，经皮匠修补后，又可再穿很长一段时间了。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丰子恺先生曾经赋诗夸赞修鞋工：“感谢良工手艺高，缝来鞋子最坚牢。遵行大道无忧惧，站稳脚跟不动摇”，对处于社会服务行业的皮匠是饱含深情的。

    过去上海人是不懂得“绒线”为何物的，因为是从西方传入，故称之为“洋线”，又因这种舶来品初到上海，它带着毛又能御寒，老百姓也有称之为“冷毛”的。在今天的金陵东路和人民路之间，有一条兴圣街（今永胜路），就曾经开着许多的“冷毛店”。1927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沈莱舟在上海为洋行跑街，他见这种被老百姓叫作“冷毛”的绒线有销路，便自己开设“恒源祥绒线号”，专门经售绒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齐”。“恒源祥”，这一绒线老字号，在历经一个世纪的风沙尘染后，凭借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深厚的企业文化，在云谲波诡、风云激荡的市场经济中独树一帜，开创了一条独特的经营之路。“恒源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举办时装展销，推广绒线编结法（买一磅绒线赠送编结书一册），使上海一般的家庭主妇们买了绒线又学会编结。边买边学，买绒线一定要到“恒源祥”成为当时在主妇中流行的一种风尚。有谁会想到这种舶来品竟会构成上海妇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家程乃珊说过：“要说什么事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结绒线》）绒线工艺自西洋传入我国不过百来年，却已成为上海很普遍意义的女红了。而对于当代女性来说，结绒线等传统女红仿佛是久远的记忆了。结绒线被上海女人称为“绒线生活”，从前的女子一般都是从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绒线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如果哪个女子没有一手很好的“绒线生活”，也许是找不到好婆家。直到我记事的五十年代，王家姆妈、张家阿姨对一般女孩子的评价，就是看她有没有“心向”结绒线。“她连绒线都不会结！”是要遭到一种很鄙夷的目光的，意思是“这个女孩也真笨到家了”。说来也怪，女人们能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凭借着一副绒线针，将根根细线或是毛线钩织成一件件平面或是立体的物品：一个杯垫，一条围巾，一副手套，一件毛衣……根根细线就这样找到了完美的归宿，以更优美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结绒线的奇妙处，还在于针法的一点点变换，织纹也就紧跟着变化。如辫子针法、枣子针法、扇面针法……还都有自己贴切的名字。这些富于变化的针法，由女人按自己的意愿安排，每件作品就独特了起来，就都有了自己的生命。这颇似上海女人得天独厚、以柔制刚的天性。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写道：“女的，成天的结绒线，茸茸的毛脸也像了拉毛的绒线衫……”我们曾经在许多反映上海社会生活一类题材的老影片中，总是可以看到有闲阶层妇女，特别是少妇用结绒线来消遣解闷和打发时光的镜头。绒线因着其可塑性和循环再生性：小孩长个、花色老式袖口磨耗，都可拆掉重新结起，很合精明上海女人心怀，故这洋工艺很快就上海化了。我总是记得，小时候，一家老小秋冬穿的毛衣大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结出来的。在那些深秋的夜晚，万籁无声，我们兄妹有时一觉醒来，只见辛勤劳作了一天的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飞针走线，这种情景长久地定格在心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般景象令们凭添了几许感动和忧伤。结绒线，给人一种优雅、祥和、安乐的情状。即使在六七十年代，许多上海女人对“绒线生活”仍然情有独钟。记得当时有一种“拆线手套生活”，就是母亲和姐姐将父亲单位里发作劳防用品的纱线手套拆掉，绕成纱线，然后结成“线衣”。那时候，有人能穿一件“线衣”御寒，已经是相当满足的事情了。甚至到八十年代，勤勉的上海女人上下班时在公交车上也不忘带着两根银针一团绒线，以致当时的公交车上还有“乘车不准结绒线”的告知牌。上海人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青年男女相爱，还有女方结一件绒线衫作为定情之物赠送男方的。成家的男人，尽管经济拮据，在外仍能穿得有头有脸，很大程度上全靠家里女人那一手优雅的“绒线生活”。

    这一切，如今当然是不复存在了，岁月无情，民俗流变，关于上海人穿衣打扮的各种世象都已经改变了。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留下的当然是我们丝丝的怀旧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