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再说“红八月”里的西纠（转载的）

屎盆子往别人头上一扣，宣传部门天天这么说年年这么说，说到头上被顶了个屎盆子的人自己都觉得好像有那个盆子了， 其实是有意识的开始，很多人无意识长期“熏陶”便很自然地接受了，使得将来的考证难度增加到1说不清的地步，所以说如今这历史不值钱的太多了。--转载者


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陈小鲁道歉和西纠罪行的文章，就我所知的材料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位朋友没有具体驳斥我的文章，只是泛泛地说，西纠是周恩来组织的纠察队，用来制止武斗，罪在毛泽东。
 
这种说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回答下列问题：
 
公元1966年“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和近郊区有1772人罹难，究竟是谁打死的？
 
另一要害问题是：为什么在西纠成立的第二天，被打死的人不但不降反从两位数升至三位数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典型回答是：红卫兵，抽象的红卫兵。
 
做出这种回答的朋友为什么不再追问一下：究竟是哪些红卫兵打死了这些人呢？
 
社会上死了一个人，警察要去鉴定一下：是正常死亡还是自杀他杀？如果是他杀，警局有“命案必破”的要求，那么，在首都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有1772人被折磨惨死，为什么没有人追究呢？
 
蒯大富是红卫兵。他在1968年的清华七二八事件中，指使他的部下开枪抵抗进驻的工宣队，打死了几个工人。他的部下在清华两派的武斗中也打死过几个学生。文革后，他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再说北航的红卫兵韩爱晶，在批斗彭德怀的斗争会上殴打了彭，也在文革后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
 
那么，打死几千无辜普通北京市民的事件反而没人追究，只是泛泛说是“红卫兵”呢？是哪些红卫兵呢？
 
更有甚者。有一位尹敏志，在《爱思想》上撰文《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居然说：“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
 
这位尹敏志，连文革史的ABC都没闹清楚，就大言不惭，敢写这种文章。北京市中学里的“四三”、“四四”派是1967年以后才兴起的派别，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还没有影儿呢！
 
“四三”、“四四”派是平民红卫兵或一般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他们能在“红八月”里“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吗？
 
北京六中有一位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王光华，在1966年8月7日，不顾学校红卫兵不许非红五类学生外出串连的禁令，到外地串联。学校的红卫兵领导马上布置西纠人员到车站拦截，又派人跟踪。和王光华一起外出串连的三名学生回来后，学校西纠头目派人将他们抓到学校，毒打一顿，押往劳改所写检讨，同时派人到重庆追捕王光华。
 
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他先到校长家销假。西纠侦得这个消息，派人在校长门口等他一出门即予抓捕，押到学校劳改所拘禁。
 

“当晚九点多钟，全校戒严。王光华被押到‘劳改所’，刚一进门姜晋南（西纠头目）劈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随后剥去他的上衣。然后，十来个暴徒解下皮带，兽性大发，手持各种凶器（木枪、木棒、皮带、钢丝鞭、电线鞭等）蜂拥而上。四五个人一组，把王光华围在中间，用木枪向他身上猛刺，乱扎，木棒向他背后猛击，肋骨顿时披打断数根。他翻倒在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凶恶的毒打，和狂妄的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他昏了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猛踢他的头颈，狠狠地吼道：‘触及触及你的灵魂！’”（六中北京公社的揭发材料）次日又对他数次毒打，直至打死。死后很久后，他们才去通知家长，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打死了，还跟家长要了28元火葬费，并骗走了他的自行车。

 

据该校外出串连的学生说，火车上有北京红卫兵组织的临时纠察队，逐车厢检查串联的学生是否“红五类”，凡不是“红五类”的，通通赶下车。他们知道北京车站被西纠把持，害怕被打，只敢在丰台下车。

 

还有一位曾国藩的后人、“名媛”聂光锡，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火车上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

 

所以，在“红八月”里，北京城是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他们布置了天罗地网，甚至向全国派员追逃。只有他们是克格勃，是冲锋队，是太上皇，是阎王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另外系统的红卫兵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弄出血雨腥风。
 
当然话不可说绝。《记忆》曾登载范世涛文章，说在“红八月”里崇文区的一桩命案不是红卫兵所为，是一支工人“赤卫队”干的。这当然是可能的。另外，在高干子女的西纠系统之外，是否还有个别工农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参与，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现在看来，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要的。
 
但是尹敏生所说的后来的“四三”、“四四”派组成人员，在“红八月”里是绝对不敢乱说乱动的。再说，在“红八月”里被冲击的被抄家的，绝大多数家庭都属于中产。许多“四三”、“四四”派就来自这样的家庭，即使他们去抄家，他们能下得了毒手吗？
 
 
每一个知道或研究“红八月”历史的人都会发出疑问：这些十几岁的红卫兵为什么能那么残酷呢？ 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呢？
 
这是文革前十几年学校教育和社会熏陶的结果。雷锋叔叔不是也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吗？“红八月”的红卫兵就是在演绎这个冷酷无情。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冷酷无情，这种非人性，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泄出来，绝对不可能是红卫兵自发产生的。
 
这就是当今西纠诸君的愤懑所在。
 
大规模死亡事件的直接导因是抄家。抄哪些家呢？名单是派出所给的。
 
为什么抄家导致死亡呢？因为抄家导致刑讯，刑讯导致死亡。
 
为什么要对被抄户刑讯呢？因为要他们交出枪支。
 
西纠红卫兵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他们被告知，隐藏在中南海附近的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一旦造反，被害的就是我们的父兄。这如何不能激起红卫兵们的愤怒呢？
 
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能痛痛快快交出吗？不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不往死里打，他们能老实交待吗？因之，刑讯是必然的，大规模死亡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这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通过派出所和红卫兵实施的。这红卫兵必须是靠得住的、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只有高级干部自家子弟才符合这个要求。我们看看，在9月初，该抄家的“黑户”已抄的差不多了，该驱逐出北京的也已经赶走了，于是北京市打死人的数目嘎然而止。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然，对大多数抄家行动，所用的借口不是搜查枪支而是针对西纠发明的“黑六类”。“黑六类”包括资本家，而他们把资本家扩展到房产主、小业主，这就囊括了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只有撒这样的大网，普遍追查“变天账”和金银财宝，才能使隐藏的阶级敌人和他们的枪支不致漏网。
 
所以，北京“红八月”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的。现在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你说的是哪一个环节的“武斗”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武斗”，只有虐杀。
 
对中产阶级这一驱逐和杀戮事件是官方蓄意组织的。这在许多高级干部事后的讲话里并不像现在的西纠诸君那样隐晦。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人的讲话里都对红卫兵的这一成果表示满意，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讲话还透露了“黑户”这一名词，指的就是被抄家的“独门独户”。从他们的讲话也可感知，虽然他们交待给红卫兵的抄家目的是搜查枪支弹药，但根本目的是给予这些中产阶级以一次打击，使他们身败名裂，被逐出北京。
 
我说过，在特定意义上，红卫兵也是受蒙蔽的，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有一位先生在网上骂我替红卫兵说话，就是替纳粹说话。他根本没弄懂我的意思。
 
 
1966年的“红八月”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是由一连串环节构成的。这一事件又是更大时间尺度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件。
 
这一连串事件也许是从彭真要把北京办成“水晶石”开始的，但文革开始后主要是由新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实施的。
 
第一件事是将犯错误的高级干部逐出北京，包括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
 
第二件事是将社会上一些“敌我矛盾”分子收捕逐出。例如胡风已被释放，又重新收监并放逐到成都。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美学家吕荧则被关押到茶淀劳改农场，在那儿悲惨地死去。
 
第三件事是将在押犯人包括劳改人员向内地转移，例如将葛佩琦等人从北京监狱押往山西大青山煤矿劳动。
 
第四件事是以支边为名将北京市的社会青年或有小过失的青年骗往新疆。剩下的社会青年在“红八月”里被当作“小流氓”打死不少。
 
第五件事称为“西公”专案，是清理一些单位内部，将政治上不可靠人员予以处理，其中一些人押送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个集中营。此事因文革爆发未能完全施行。
 
剩下的不安全因素就是那些不好监视的深宅大院里不是地富反坏右也没任何前科的居民了，就是叶剑英所说的一万多“黑户”。如何清理他们是个难题。恰好这时红卫兵诞生，于是借助于红卫兵暴力做这件明知违法的事。一万多户，近十万居民，将他们驱逐出祖祖辈辈居住多年的家园，没有极端残忍的私刑和死亡的威胁不可能做得那么干净利落。于是大规模屠杀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就是血淋淋的“红八月”的由来。
 
现在把“红八月”的罪责推给抽象的“红卫兵”，意思是辨不清来源的红卫兵在混乱中干的。其实，局面完全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没有漏网之鱼。
 
9月16日，异于老红卫兵的中学生造反派《首都兵团》成立。9月下旬，抄家风已过，当地派出所找到他们的东城分部，以为他们是原来的“东纠”，说有一家居民有特务嫌疑，叫他们去抄家（胡庄子《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四四派》，《记忆》100期，也见胡庄子博客）。这家“特嫌”就是一万多“黑户”的漏网之鱼，终未能逃脱被抄。
 
这个例子说明，派出所的任务，即使是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诸君不肯将此事算在自己的帐上。但是，派出所在交待任务的时候，一般不会明确叫他们把人打死。国务院领导在交待任务，叫他们到派出所领取名单时，也不会明确叫他们打死人，至多有个暗示。这个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兴县的集体屠杀事件可以作为参考。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治安科张副科长召集会议布置抄家事。有红卫兵问，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张答：“打死就打死吧！”（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2期）
 
所以，如何执行，是有个自己选择的空间的。正如苏东剧变后，审判对逃往西柏林的居民开枪的东德警察时，指责他们，尽管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你完全可以把枪口调高两厘米。所以刑讯致死如此多的普通居民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陈小鲁作为西纠领导应对此负责任。你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上，几位北京市教育界领导干部在你面前被皮鞭抽得头破血流。你坐在主席台上去阻止了吗？
 
但是，死人的事，中央领导是预见到的，他们有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听取吴德汇报时，林彪说，不要打死人，就是他预料会打死人。
 
所以提起此事时，西纠诸君都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种心情我很理解。但我刚批判过的李慎明文章中的一句话我很赞成：“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澄清对毛泽东的几个误解》）在“红八月”和西纠问题上，周恩来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1966年“红八月”里，北京城区和近郊区1772人惨死的悲剧至今真相不明，死者的灵魂得不到安息。我根据已知的零星有关文献，力图拼凑出事件的完整轮廓。其中一些是我推测的，原因是缺乏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对此文和我的有关几篇文章，我希望得到文革史学界的指导，也希望作为当事人的西纠诸君和其他有关人员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