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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篇来源于 红歌会网| 作者：孙毅 的文章 (看后我噎住了--转载者)
很长时间以来，不时听到或看到人们对30多年前的票证议论颇多，有说它好，也有说它不好，甚至大加诋毁。我就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述说一下真实的票证。
我于上世纪1962年出生在豫南农村普通的农民家庭。从我记事起，记忆中我们这一大家子，爷奶父母和我们姊妹5个感觉生活得很充实、幸福，好像没有什么可忧愁的。爷爷和母亲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在另一个公社学校做人民教师（每月30多元工资，一年回家三五次）。爷爷虽然扬场、种庄稼是一把好手，但脚脖经常疼，不能按棒劳力记工分，出一天工给9分，比棒劳力少一分；母亲身体不太好，出一天工只记8分（还经常请假）；奶奶在家做饭，但不记工。那时工分是劳动的成果，也是分配（生产队分粮分红）的主要凭证。这样，与其他劳力多、人头少的家庭比起来，我们家一年挣的工分就不占优势了。由于人多（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单纯按工分分得的的粮食（以稻谷为主，小麦和红薯等杂粮为辅）不够吃。好的是那时不完全实行按工分分粮食（工分主要是分红的依据），主要是以人头分粮食，也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分配。这样，以人头分粮为主，以工分分粮为辅，两项结合，即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又照顾了人头多、老人小孩多的家庭。另外，队里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特长安排活计。有一个姓邢的瘸子，不能干体力活，队里就让他学篾匠手艺，常年为生产队编竹筐、竹橼子（一种挑土挑粪的工具）、修理农具，干一天记10分，相当于棒劳力；一个姓孙的结巴舌是一个光棍汉，但人实在，队里就让他为每家打大粪挑到需要的农田里，每打一挑为那家记10分（工分），他干一天记10分（我们生产队10分分值由我1968年记事起的八毛多增到1984年分队时的1.95元）。真的是各尽所能，人人尽力。每到集体劳动时，说笑声、山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但象瞎奶奶和一个七十多岁的杜大爷，没有劳动能力，是“五保户”，队里分别给她们一个人安排一大间房子养起来，按实际需要分粮食，安排人到大队机房打成米、打成面送到他们家里，每天都有人去给他们挑水，水缸里水经常是满满的。吃饭时或下雨天，她们的屋里也经常是聚满了人，欢声笑语不断。那个瞎奶奶在解放前由于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没回来，哭瞎了眼，解放后被生产队安排了“五保”（由集体保吃饱、保穿暖、保住房、保就医、保死后安葬）。她眼虽看不见，但心里亮堂，记得住我们队里每个孩子们的声音、名字（大名、小名）、谁家里的孩子，排老几。记得我13岁那年大年初一，跟父亲一起给队里每家拜年，每到一个家庭都是让喝米酒、米花茶，炒熟的花生、瓜子、板栗、爆玉米花哪个家庭都要捧了再捧，不要不愿意，上下几个口袋更是装得鼓鼓的(一直延续到1984年，之后分了田地，这样热闹而朴实的拜年风俗慢慢消失了)。等到了她家里，我也学着父亲的强调说“瞎奶奶新年好！”瞎奶奶就给我父亲说：“这孩子长大了，变音了，嗓子又沙又粗的，队里又要多个劳力啊。”瞎奶奶一直活到1979年我参加高考的那年夏天，去世了，队里按当地的风俗安葬了她，以后几年每年清明节队干部还给她上坟。
还是说我们家吧，我们虽然人多，工分少。那时生产队分粮食的程序是：先留够种子和公粮（交给国家的），然后再分别按人头和工分两项计算出分配方案。一般是先按人头分（叫口粮，根据年成不同，每人每天稻谷2—2.3斤，小麦1.5—1.8斤，杂粮不计入口粮），再按工分分红。因为生产队计划合理和集体的照顾，我们一家一年到头没觉得有啥忧虑的。我家离生产队稻场（打谷场）远，爷爷腿脚不好，妈妈体弱，分得的粮食难于挑回家，而生产队的棒劳力们往往抢着帮我们挑粮食。我妈手巧，缝制衣服、绣花、剪纸都都拿手，哪家有红白事或生小孩了，也总是乐于帮别人。那时给我的感受就是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互帮互爱是很正常的。只是分的粮食超出了工分分值，年终一结算，我们是“缺粮户”（缺粮户就是所分得的粮食多于工分，按当时的粮食平价和工分值给生产队补钱；另有余粮户，就是分得的粮食少于工分值，要分红；分粮与工分相等的叫“平户”），一年一般要补给生产队50元到100元不等。但我们也想法挖潜，尽量多干活、多出工、多挣工分。那时我家采取了几种办法多挣一些工分。1、一放暑假，父亲就带着我们姊妹几个（8岁以上的孩子）割青草、鑧草皮（连草根带土的草块），挑到猪圈沤粪，再交给队里换工分，一年下来多挣三五百分；2、我长到14岁后，放暑假替我爷爷给生产队放牛，爷爷到队里干活，一边放牛，一边拾牛粪，多一份工分；3、一到收稻谷和收麦子时，我们都去捡地上遗落的稻子和麦穗，交给队里记成工分；4、帮生产队采茶叶，打桐籽，割苎麻，种蓖麻（那时号召以粮为主，多种经营），换工分；5、冬天给生产队喂牛，能记满分。虽然这些有限，而我们心里想着不能老是占生产队的光，要想法多为集体做点什么。现在总是忘不了那个可爱又可恶的工分救了我们一大家子，我们姊妹几个是在工分的关照下得到健康成长。
我们那里，还有一个习俗，每到春节前，大部分家庭（一般是五口人以上，其他家庭不杀猪，买肉过年）都要杀一头猪准备过年（一般一个家庭喂两头猪，一头完成统购即平价上交给国家食品站，一头自用），一到我们家杀猪时，奶奶总要让我去叫生产队里一些长辈到我家喝“猪血汤”。杀了猪，往往20几个人围住一张大桌子，吃着几个大盆装满了热腾腾的大肉块、猪血和罗卜粉条豆腐大烩菜，大人们喝着老白干，小孩们大口大口地嚼着肉。杀猪的人家，除过年外，一般还要炼一些大油，腌制一些腊肉，一直吃到农历六月初六（当地有“六月六，叫出门的姑娘回来吃腊肉”的风俗）。每每回忆少年的生活，总忘不了每年杀年猪的镜头。但我更是忘不了那时的水渠绕山流、堰塘清幽幽、水稻绿油油、社员争上游的画面和劳动时社员们欢歌笑语、山歌响彻云天的情景。由于我们生产队社员心齐干劲大，每年生产的粮食（上交给国家后）自给有余，农闲之时，修堰塘，挖水渠（配合大队在淮河头修一道坝，沿两边山坡开渠，与各堰塘贯通，一到发水季节自流注入到各堰塘，再灌溉五千多亩良田。还开垦荒地荒坡种茶、种油桐、花生、蓖麻等，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生活。那时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力量真的不可低估。
我今天看1月11日《大河报》一则短文《“峥嵘岁月——回望三线”邀您讲述往日故事，说说你记忆中的“三线”》，透露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人民群众集体力量的威力，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所取得的伟大的建设成就。请看该文中的一段话：“提起‘三线’，70后的人已经知之甚少。……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前后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三线’建设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吧（它可不是用于房地产的投资哦）。有些人不会又说毛主席不懂经济，那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说“毛主席搞的是独裁”吧？
再说说我小时候经历的其它票证，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这是常用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根据物质供应变化而发的其它票证。
正因为有了这些票证，我们这些处于无权无势最底层的老百姓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手里有了这些票，就可以去买自家所需要的物质，不怕那些当官的或有钱人多买多占。至今还忘不了1974年春节，我奶奶让我到供销社去买白糖，碰到一个公社干部求着营业员多称十斤白糖，营业员向他要糖票，他说没有。营业员就说：“你是公社领导，但没有票，我也不敢多给你啊。”还记得我们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当时公社的一把手）姓韩，和我们一个大队，他家属也是普通社员，参加队里劳动。由于他家男孩子多，穿衣服费綬（不耐穿），每到给孩子们添新衣服时，布票不够用，他家属就到处借布票。好的是有些家庭穿衣服节省，有多余的布票能借给她。那时的票证，一般是按人头报计划，特殊情况的，是大队和生产队经过集体讨论后报上去。如哪家添了人口或有重病号，都会根据实际需要多领到糖票、油票、布票什么的。如还不够，一个生产队里其他社员还可以转借一些。
现在说起这些票证，无论有人怎么诋毁它、污蔑它、攻击它，我年少时不懂什么经济理论，现在很理性地认为她很可爱，有神奇和伟大之处。
第一，那时的票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象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要手段。国家就如一个大家庭，每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做好计划，量入为出，能使社会资源和财富得到合理有序的分配，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优于任何私有制无序经济的地方。有人闭眼不看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反而污蔑这是“独裁”、“专制”；
第二，那时的票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广大劳动人民是集体和劳动财富的主人，保证了社会公平，从根本上杜绝了特权者和有钱的人多占多得，保证了每个人应该得到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权利。有人却对这如太阳般的大恩德、大实惠故意污蔑歪曲，反而要什么“扑屎价值”；
第三，毛主席时代实行低物价、按票证双制供给（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运行，是最科学、最公平、最民主的物资分配供应办法。低物价，是让人人都能买的起；按票证供应，是抑制特权者、有钱人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只购买到生活必需品，不能按欲望和金钱多吃多占，挥霍浪费有限的资源。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和贪心是无限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毛主席用他无量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和铁面无私的制度，不但确保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而且保证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延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人因此不能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和无尽头的私心，反而污蔑为“短缺经济”，借以达到满足他们自由地侵占、掠夺、挥霍国家的资源和人民创造的财富之罪恶目的；
第四，那时的票证，只是保证每个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是用来满足人们无尽头的私欲，从而杜绝了挥霍浪费和骄奢淫逸，节约了有限的资源和大量的资金，用以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而有人把这种勒紧腰带搞建设、好钢用在刀刃上的伟大举措和伟大建设成就污蔑为“穷过渡”、“穷折腾”，却要什么“自由生活”、“自由经济”、“以市场无形的手调节经济”；
第五，那时的票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供给一直赶不上人民需求的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正是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虚假繁荣而老百姓因困难需求不旺即供大于求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弊端。有人反而诬陷、污蔑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大发展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搞什么“分田到户”“国退民进”“市场经济”“私有化”，正像人民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真是一点不为过。
不可否认，毛主席时代是票证时代。有人说票证可恶，有人说票证可爱，我要大声呼唤社会主义的票证时代快快回来！
孙毅于2012年1月11日草，12日成稿
很长时间以来，不时听到或看到人们对30多年前的票证议论颇多，有说它好，也有说它不好，甚至大加诋毁。我就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述说一下真实的票证。
我于上世纪1962年出生在豫南农村普通的农民家庭。从我记事起，记忆中我们这一大家子，爷奶父母和我们姊妹5个感觉生活得很充实、幸福，好像没有什么可忧愁的。爷爷和母亲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在另一个公社学校做人民教师（每月30多元工资，一年回家三五次）。爷爷虽然扬场、种庄稼是一把好手，但脚脖经常疼，不能按棒劳力记工分，出一天工给9分，比棒劳力少一分；母亲身体不太好，出一天工只记8分（还经常请假）；奶奶在家做饭，但不记工。那时工分是劳动的成果，也是分配（生产队分粮分红）的主要凭证。这样，与其他劳力多、人头少的家庭比起来，我们家一年挣的工分就不占优势了。由于人多（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单纯按工分分得的的粮食（以稻谷为主，小麦和红薯等杂粮为辅）不够吃。好的是那时不完全实行按工分分粮食（工分主要是分红的依据），主要是以人头分粮食，也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分配。这样，以人头分粮为主，以工分分粮为辅，两项结合，即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又照顾了人头多、老人小孩多的家庭。另外，队里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特长安排活计。有一个姓邢的瘸子，不能干体力活，队里就让他学篾匠手艺，常年为生产队编竹筐、竹橼子（一种挑土挑粪的工具）、修理农具，干一天记10分，相当于棒劳力；一个姓孙的结巴舌是一个光棍汉，但人实在，队里就让他为每家打大粪挑到需要的农田里，每打一挑为那家记10分（工分），他干一天记10分（我们生产队10分分值由我1968年记事起的八毛多增到1984年分队时的1.95元）。真的是各尽所能，人人尽力。每到集体劳动时，说笑声、山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但象瞎奶奶和一个七十多岁的杜大爷，没有劳动能力，是“五保户”，队里分别给她们一个人安排一大间房子养起来，按实际需要分粮食，安排人到大队机房打成米、打成面送到他们家里，每天都有人去给他们挑水，水缸里水经常是满满的。吃饭时或下雨天，她们的屋里也经常是聚满了人，欢声笑语不断。那个瞎奶奶在解放前由于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没回来，哭瞎了眼，解放后被生产队安排了“五保”（由集体保吃饱、保穿暖、保住房、保就医、保死后安葬）。她眼虽看不见，但心里亮堂，记得住我们队里每个孩子们的声音、名字（大名、小名）、谁家里的孩子，排老几。记得我13岁那年大年初一，跟父亲一起给队里每家拜年，每到一个家庭都是让喝米酒、米花茶，炒熟的花生、瓜子、板栗、爆玉米花哪个家庭都要捧了再捧，不要不愿意，上下几个口袋更是装得鼓鼓的(一直延续到1984年，之后分了田地，这样热闹而朴实的拜年风俗慢慢消失了)。等到了她家里，我也学着父亲的强调说“瞎奶奶新年好！”瞎奶奶就给我父亲说：“这孩子长大了，变音了，嗓子又沙又粗的，队里又要多个劳力啊。”瞎奶奶一直活到1979年我参加高考的那年夏天，去世了，队里按当地的风俗安葬了她，以后几年每年清明节队干部还给她上坟。
还是说我们家吧，我们虽然人多，工分少。那时生产队分粮食的程序是：先留够种子和公粮（交给国家的），然后再分别按人头和工分两项计算出分配方案。一般是先按人头分（叫口粮，根据年成不同，每人每天稻谷2—2.3斤，小麦1.5—1.8斤，杂粮不计入口粮），再按工分分红。因为生产队计划合理和集体的照顾，我们一家一年到头没觉得有啥忧虑的。我家离生产队稻场（打谷场）远，爷爷腿脚不好，妈妈体弱，分得的粮食难于挑回家，而生产队的棒劳力们往往抢着帮我们挑粮食。我妈手巧，缝制衣服、绣花、剪纸都都拿手，哪家有红白事或生小孩了，也总是乐于帮别人。那时给我的感受就是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互帮互爱是很正常的。只是分的粮食超出了工分分值，年终一结算，我们是“缺粮户”（缺粮户就是所分得的粮食多于工分，按当时的粮食平价和工分值给生产队补钱；另有余粮户，就是分得的粮食少于工分值，要分红；分粮与工分相等的叫“平户”），一年一般要补给生产队50元到100元不等。但我们也想法挖潜，尽量多干活、多出工、多挣工分。那时我家采取了几种办法多挣一些工分。1、一放暑假，父亲就带着我们姊妹几个（8岁以上的孩子）割青草、鑧草皮（连草根带土的草块），挑到猪圈沤粪，再交给队里换工分，一年下来多挣三五百分；2、我长到14岁后，放暑假替我爷爷给生产队放牛，爷爷到队里干活，一边放牛，一边拾牛粪，多一份工分；3、一到收稻谷和收麦子时，我们都去捡地上遗落的稻子和麦穗，交给队里记成工分；4、帮生产队采茶叶，打桐籽，割苎麻，种蓖麻（那时号召以粮为主，多种经营），换工分；5、冬天给生产队喂牛，能记满分。虽然这些有限，而我们心里想着不能老是占生产队的光，要想法多为集体做点什么。现在总是忘不了那个可爱又可恶的工分救了我们一大家子，我们姊妹几个是在工分的关照下得到健康成长。
我们那里，还有一个习俗，每到春节前，大部分家庭（一般是五口人以上，其他家庭不杀猪，买肉过年）都要杀一头猪准备过年（一般一个家庭喂两头猪，一头完成统购即平价上交给国家食品站，一头自用），一到我们家杀猪时，奶奶总要让我去叫生产队里一些长辈到我家喝“猪血汤”。杀了猪，往往20几个人围住一张大桌子，吃着几个大盆装满了热腾腾的大肉块、猪血和罗卜粉条豆腐大烩菜，大人们喝着老白干，小孩们大口大口地嚼着肉。杀猪的人家，除过年外，一般还要炼一些大油，腌制一些腊肉，一直吃到农历六月初六（当地有“六月六，叫出门的姑娘回来吃腊肉”的风俗）。每每回忆少年的生活，总忘不了每年杀年猪的镜头。但我更是忘不了那时的水渠绕山流、堰塘清幽幽、水稻绿油油、社员争上游的画面和劳动时社员们欢歌笑语、山歌响彻云天的情景。由于我们生产队社员心齐干劲大，每年生产的粮食（上交给国家后）自给有余，农闲之时，修堰塘，挖水渠（配合大队在淮河头修一道坝，沿两边山坡开渠，与各堰塘贯通，一到发水季节自流注入到各堰塘，再灌溉五千多亩良田。还开垦荒地荒坡种茶、种油桐、花生、蓖麻等，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生活。那时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力量真的不可低估。
我今天看1月11日《大河报》一则短文《“峥嵘岁月——回望三线”邀您讲述往日故事，说说你记忆中的“三线”》，透露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人民群众集体力量的威力，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所取得的伟大的建设成就。请看该文中的一段话：“提起‘三线’，70后的人已经知之甚少。……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前后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三线’建设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吧（它可不是用于房地产的投资哦）。有些人不会又说毛主席不懂经济，那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说“毛主席搞的是独裁”吧？
再说说我小时候经历的其它票证，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这是常用的，还有一些是临时根据物质供应变化而发的其它票证。
正因为有了这些票证，我们这些处于无权无势最底层的老百姓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手里有了这些票，就可以去买自家所需要的物质，不怕那些当官的或有钱人多买多占。至今还忘不了1974年春节，我奶奶让我到供销社去买白糖，碰到一个公社干部求着营业员多称十斤白糖，营业员向他要糖票，他说没有。营业员就说：“你是公社领导，但没有票，我也不敢多给你啊。”还记得我们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当时公社的一把手）姓韩，和我们一个大队，他家属也是普通社员，参加队里劳动。由于他家男孩子多，穿衣服费綬（不耐穿），每到给孩子们添新衣服时，布票不够用，他家属就到处借布票。好的是有些家庭穿衣服节省，有多余的布票能借给她。那时的票证，一般是按人头报计划，特殊情况的，是大队和生产队经过集体讨论后报上去。如哪家添了人口或有重病号，都会根据实际需要多领到糖票、油票、布票什么的。如还不够，一个生产队里其他社员还可以转借一些。
现在说起这些票证，无论有人怎么诋毁它、污蔑它、攻击它，我年少时不懂什么经济理论，现在很理性地认为她很可爱，有神奇和伟大之处。
第一，那时的票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象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要手段。国家就如一个大家庭，每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做好计划，量入为出，能使社会资源和财富得到合理有序的分配，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优于任何私有制无序经济的地方。有人闭眼不看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反而污蔑这是“独裁”、“专制”；
第二，那时的票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广大劳动人民是集体和劳动财富的主人，保证了社会公平，从根本上杜绝了特权者和有钱的人多占多得，保证了每个人应该得到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权利。有人却对这如太阳般的大恩德、大实惠故意污蔑歪曲，反而要什么“扑屎价值”；
第三，毛主席时代实行低物价、按票证双制供给（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运行，是最科学、最公平、最民主的物资分配供应办法。低物价，是让人人都能买的起；按票证供应，是抑制特权者、有钱人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只购买到生活必需品，不能按欲望和金钱多吃多占，挥霍浪费有限的资源。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和贪心是无限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毛主席用他无量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和铁面无私的制度，不但确保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而且保证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延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人因此不能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和无尽头的私心，反而污蔑为“短缺经济”，借以达到满足他们自由地侵占、掠夺、挥霍国家的资源和人民创造的财富之罪恶目的；
第四，那时的票证，只是保证每个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是用来满足人们无尽头的私欲，从而杜绝了挥霍浪费和骄奢淫逸，节约了有限的资源和大量的资金，用以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而有人把这种勒紧腰带搞建设、好钢用在刀刃上的伟大举措和伟大建设成就污蔑为“穷过渡”、“穷折腾”，却要什么“自由生活”、“自由经济”、“以市场无形的手调节经济”；
第五，那时的票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供给一直赶不上人民需求的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正是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虚假繁荣而老百姓因困难需求不旺即供大于求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弊端。有人反而诬陷、污蔑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大发展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搞什么“分田到户”“国退民进”“市场经济”“私有化”，正像人民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真是一点不为过。
不可否认，毛主席时代是票证时代。有人说票证可恶，有人说票证可爱，我要大声呼唤社会主义的票证时代快快回来！
孙毅于2012年1月11日草，12日成稿
您咋看都不看清楚张口就骂人呢?
是那时受刺激太多?还是受教育太少?
老兄搞错了，仔细看看楼主的题头。
"那时的票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共党执政以来人民什么时候当过家作过主,你可真能睁眼说瞎话,真是懒得逐条批驳你的谎言,你这样的人应赶紧移民北韩,呆在北美屈才了.
毛主席那时候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的城镇人口的生活根本不是你所描绘的那样的. 农村人有土地, 靠工分分配, 比起城市有正式工作的在职职工是要艰苦些, 土气点儿, 城乡差距,有户口的城市人和农村乡镇人是有差距, 差距还很大,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一直都说是发展中国家嘛. 邓的三中全会包产到户,对农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很大提高, 搞活经济嘛,那会儿全国形式还是好的,可后来搞的让城镇居民大量下岗, 搞股份制等等戏法就太不厚道了, 完全是乱整了, 腐败就开始了.
乞丐不要5毛钱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比二三十前好很多了，至少肚子是饱了。现在的乞丐大多是自己选择的一种职业；二三十前的乞丐多数是不得已，很多是老实勤劳的农民，因为乡下闹饥荒或征粮征得太厉害了，再呆在乡下要饿死了，才出来要饭。而且我听说有整个生产队有队长领头出来讨饭的，还开得有介绍信。
那时候，能吃上一包大白兔可以让我开心一星期。
你要送我儿子一包大白兔，他保不准问我大陆这玩意能吃厶？有没有三聚氰胺？
那时候我们一家被扫地出门发配乡下，不懂事的我只记得青山绿水，记得河沟里的水是可以喝的，今天河沟里的水你敢喝吗？
那时候要饭的很多，你给1分钱半把米四分之一个馒头人家都会感恩戴德，如今你给要饭的五毛钱那狗*日的一定会问候你家老母亲。
这些事情喝着农药水三聚氰胺奶粉啃鸡腿长大的小畜牲们当然不懂。
“感觉生活得很充实、幸福，好像没有什么可忧愁的。” 肯定不是真话！农村每年都缺几个月的口粮，必须南下要饭一两个月以上，这已是他们那儿的习惯。也说充实幸福？！
美国很富吧，到现在一直有着补贴需要家庭的食品卷。
相当于粮票和日用金钱了。感受到对社会整体稳定，西方也下了真心在做着事情。
5保户听说现今似乎依然有的。这点人情不错，值得称赞。
以及低保户政策等，也在慢慢做的吧。没有那些年那么实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