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世昌、朱净之先生在《中国楹联学》中曾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鲜明的民族性，强烈的时代性，严密的格律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实用性。鲜明的民族是指楹联极为鲜明地体现着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貌。强烈的时代性是指楹联象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严密的格律性是指楹联有自己的独特格律。高度的概括性是指楹联具有比其它文学形式具有更强、更大的艺术概括力，它往往能以极其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实用性是指楹联普遍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可谓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种场合，无所不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见。
傅小松的《中国楹联特征论略》则把楹联的特征概括为五个对立统一：
独特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人们普遍认为楹联是中国最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其独特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结构和语言上。楹联可称之为 “ 二元结构 ” 文体。一副标准的对联，总是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所组成，前一部分称为 “ 上联 ” ，又叫 “ 出句 ” “ 对头 ” “ 对公 ” ；后一部分称为 “ 下联 ” ，又叫 “ 对句 ” “ 对尾 ” “ 对母 ” 。两部分成双成对。只有上联或只有下联，只能算是半副对联。当然，许多对联，特别是书写悬挂的对联，除了上联、下联外，还有横批。横批在这种是对联中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画龙点睛或与对联互相切合的文字，一般是四个字，也有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或七个字的。从语言上看，楹联的语言既不是韵文语言，又不是散文语言，而是一种追求对仗和富有音乐性的特殊语言。楹联这种特殊的 “ 语言 ─ 结构 ” 方式，完全取决于汉语言及其文字的特殊性质。这种 “ 语言 ─ 结构 ” 的独特性使得楹联创作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上迥异于其它文学形式。同样的客观对象和内容，楹样总是设法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观察和描述事物，并且努力把语言 “ 整形 ” 规范到二元的对称结构之中去。
楹联具有上述的独特性，但是，楹联仍是一种文学形式，具有文学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它也是一种用语言塑造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它具有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特点，也具有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楹联可叙事、可状物、可抒情、可议论。如悼念死者，可写祭文，可写挽诗，也可写挽联，这说明楹联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形式独特而已。
寄生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所谓寄生性，指楹联本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小而言之，它就是一对骈偶句，因此，它能寄生于各种文体之中。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那一样中又没有工整的对偶句呢？但反过来，楹联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兼备其他文体的特征，吸收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尤其是长联和超长联，简直能集中国文体技法之大成。诸如诗之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之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等等，皆兼收并蓄，熔铸创新。
楹联如词者如清许太眉题上海嘉定花神庙联：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良辰美景奈何天。芳草地，我醉欲眠。崐楝花风，尔且慢到；
碧懈倾春，黄金买夜，寒食清明都过了。杜鹃道，不如归去。崐流莺说：少住为佳。
此联实可当作一首清新秀美、温软伤怀的词来读。
楹联如曲者如清佚名讽某知府联：
见州县则吐气，见藩臬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说崐几个： “ 是！是！是！ ”
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贿赠，不觉的崐说一声： “ 呵！呵！呵！ ”
此联的口语化和谐谑意味，颇有曲的味道，刻画封建官僚丑态，维妙维肖。
楹联象散文者如佚名题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台联：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 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 庸者愈庸。
甚至连经文的独特文风也运用楹联之中，试看佚名题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联：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如前所述，楹联是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一种，理所当然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它以诗、词、曲等前所未有的灵活和完美而体现了中国文字的语言艺术风采。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统一。王力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一文中说， “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 ” （《龙虫并雕斋文集》第 456 页）。对联讲究对仗与平仄，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的形式美 。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名作《浣溪沙》： “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其中， “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 ，公推是千古名句。正是这个名句使这首词成为晏殊的代表作，并跻身诗词名篇之一。这个名句实际上首先是作为对联创作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记载；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饭，谈起他一个上句： “ 无可奈何花落去 ” ，恨无下句。王琪应声对道：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晏殊大喜，于是把这个绝妙对句写进了《浣溪沙》一词。杨慎称这个对句 “ 二语工丽，天然奇偶 ” 。这就是对联的艺术魅力。
楹联的艺术性，可以当代学者白启寰先生一副对联来概括：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可以书写、雕刻、张贴、悬挂；可以撰联、赠联、征联、集联；可以用于金石书画、旅游景点、婚丧喜庆、室内设计、舞台道具、新闻标题、广告宣传、章回小说、文字游戏；有句话，它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楹联这种实用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统一是其它文学形式和应用文完全没有的。形成这种奇妙统一的原因在于楹联本身所具有的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特性。由于楹联是由对仗的上、下联两部分组成，具有外在形式的对称美与和谐美，把它书写镌刻于一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搭构物的正门两侧，就能够产生鲜明的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其用途遍及三教九流，已成为一种正宗的主要的用于庆贺、吊挽、装饰的社会生活应用文。也许有人认为，把诗词刻于墙壁碑林，不也同样可以发挥实用功能吗？不错，但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成两半，以对称形式展列出来，它不能书写于门之两侧。而 “ 门 ” ，则是一个建筑物的中心，是其黄金段位，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挂在大门两侧的楹联和刻在墙壁上的诗词，其实用功能的发挥是有天壤之别的。
通俗性和高雅性的统一：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试想，还有那一种文学形式，象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诚如前所述，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象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诗尚典雅蕴藉，如 “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 之类，只能称之为 “ 打油诗 ” 。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而楹联，至若逢年过节，家家写之，户户贴之，实为文学中之最通俗者。但是，楹联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楹联固规则简单，形式纯粹，但其对道、联艺，却博大精深，没有止境。短小隽永者，一语天然，非俗手能为；长篇巨制者则更是铺锦列绣，千汇万状，如同史诗，非大手笔不能作。那些优秀的风景名胜联，辉映山川古迹，永放异彩；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联，传播四海，流芳百世；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联，慷慨磊落，光耀千秋，岂非大雅乎？
严肃性和游戏性的统一：一般来说，文学和艺术是严肃的，人们反对游戏文学、游戏语言的那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但对于楹联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楹联历来被很多人视为笔墨游戏，虽为偏见，但也说明了楹联具游戏性的特点。由于楹联追求对仗，自然是对得越工稳，越巧妙越好。这其中既是文学创作，又包含了思维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成份。如果单纯向对得工、对得巧上发展，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语文斗才和思想斗智。事实上，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它往往借助汉字音、形、义某一方面的特殊情况，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别出心裁的奇思异构撰写而成。游戏性楹联在宋代就很普遍了。苏轼就曾经创作过不少游戏性对联，留下了许多趣闻佳话。从他以后，对对子成为文人之间乃至普通百姓中试才斗智的一种主要方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的朱元璋、刘基、解缙、清代的乾隆、纪昀、都是热衷于游戏性对联的大师。
楹联具有游戏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楹联就变成了一种游戏。事实上，楹联能谐能庄，既是一种带游戏性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具有文学的严肃性。那些极为庄重典雅的场合，如名胜古迹、祠墓碑林，如书院会馆、官厅衙署，都书挂楹联。人们以联斗智游戏，也用楹联来抒情言志、评人论史、写景状物。清末有个叫赵藩的，在成都武侯祠题了一联。
联云：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就是中国楹联，一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