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

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中国大陆热火朝天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宝岛台湾在热火朝天地搞经济建设。经济成果颇丰的台湾，当时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中国大陆1976年结束文革动荡，又徘徊了两年之后，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困境中，再次复出政坛的中共领袖邓小平毅然主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邓小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使这个饱经风霜的亚洲穷国、大国逐渐变成经济上小康的具有一定综合实力的强国。实践证明了邓小平果断地主导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初期，身在台湾的蒋经国已经知道他这位与自己曾经留苏的同学以及昔日好友在几经政治沉浮之后下决心为中国的未来掌舵，并将中国扭转到正确发展的轨道上。蒋经国对此不仅乐见其成，还在暗中相助。 当时的海峡两岸尚延续国共斗争的惯性，台湾还没有解严，也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就连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也是后几年的事。在那时的封闭和对立的条件下，蒋经国是怎样得知邓小平的心思，以及怎样配合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并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的呢？曾经在东北领导国民党系统领导地下抗日组织以及指导地下抗日工作的纪刚（赵岳山）先生在保守这个秘密将近30年后，透露了其中一段详情。 在1978年和1979年，正当邓小平再次在中国政坛上复出并主导国家政策的时候已经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坦途还是沟壑？当时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尚不明朗，邓小平由此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虽然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已定，但怎样打这场经济战役，还需在战术上细细研拟。 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王炳乾从他派到日本研究经济学的秘书那里得知台湾知名经济学家刘建仁也在日本，并与王炳乾的秘书有同窗之交。 刘建仁年轻的时候在东北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其工作范围在黑龙江省，据点在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前，刘建仁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并参与了台湾的经济建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被李国鼎、严家淦视为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 曾为东北伪满洲国抗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刘建仁先生与当时另一位领导人纪刚（本名赵岳山）先生结下生死之交，互称生死兄弟。纪刚先生在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的长春及沈阳总部工作，受罗大愚、张宝慈、高士嘉领导。地下抗日工作进入半公开时期之后，地下抗日组织被日满军警破坏得很严重。纪刚先生随即在地下抗日组织中被认定为第四负责人。长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尤其是自己阵营的同生死兄弟，彼此无话不说，但都约定不到时机成熟时绝不对第三人透露谈话内容。 如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成果已举世瞩目，邓小平、邓颖超均已去世，刘建仁先生也于3年前病故。2009年9月，已经90高龄的纪刚先生约笔者畅叙，拿出了珍藏近30年的一份资料，嘱附我在征求国内同意的前提下，将这段秘辛整理成文字或留存或公之于世。 1979年，王炳乾的秘书奉中央之命在日本找到了刘建仁，谈起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推行改革开放的设想，还试探着问刘建仁可否秘密去大陆一趟，同时还为他提供来往进出大陆的方便条件。刘建仁虽然是位经济学家，但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还没有结束，尤其是美国已决意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结束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遭受沉重打击。刘建仁表示个人有这个兴趣，但不便立即做出决定。 随后，刘建仁回到台湾即向蒋经国报告此事。他当时也有两种心理准备，一是蒋经国闻之大怒，彻底否决，二是勉强同意，以不声张也不阻拦的方式默认。没想到的是蒋经国听到这件事，沉思片刻之后，心情复杂地说：“我们的同胞也要吃饭啊！” 刘建仁知道这是蒋经国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指示刘建仁搜集台湾这些年来搞经济建设的资料，由刘建仁筛选出认为能切实帮助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的资料和数据。刘建仁得此指示后，心情愉快并紧张地进行赴大陆的准备工作，并与王炳乾在日本的代表商定赴大陆的具体行程安排。 刘建仁在动身去大陆之前，特意找到了当时在台湾开儿科诊所的纪刚先生，兴奋地告诉了纪刚有关这次赴大陆之行的历史使命。刘建仁说，蒋经国想在暗中向邓小平提供帮助，有关台湾经济方面的资料就整理了6个行李箱，要刘建仁去大陆时带给邓小平。但这件事不能公布，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5月份，刘建仁回到台湾，除了向蒋经国汇报与邓小平、邓颖超、王炳乾等中共要员见面以及在中共的中央党校开会发言的情形之后，也与纪刚先生详述了整个过程。 刘建仁于1980年4月以经济学家的个人身份秘密抵达中国大陆的北京，并被立即安排与邓小平见面。按刘建仁的想象，进入会客厅后，邓小平见到他，从座椅上站起来打个招呼就已经是不得了的礼遇了，因为当时的邓小平在中国可谓位于九五之尊，是中国未来的实际掌舵人。令他感动的是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邓小平与邓颖超两人亲自在玄关迎接刘建仁（见照片1）。在热情的寒暄之后，随即进入正题。邓小平安排与刘建仁单独见面详谈。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为他们拍照留证之后，也走出会议室。这时，在会议室内，只有邓小平和刘建仁（见照片3）。邓小平开言道：你我都做过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规矩我们都清楚……刘建仁接下话茬：出了这个门，我没见过你。 随即，两人哈哈大笑。 刘建仁回忆说，邓小平非常诚恳也非常客气地与他交谈，开诚布公地介绍中国前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当时要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还简述了他准备推动的经济改革计划。刘建仁问：您是只想听好听的？还是不拒绝听难听的话？邓小平答道：要是听好听的，我们的人民日报可以天天讲我爱听的，那就不需要你来了。“我想听真实的。”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刘建仁说：那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说了难听的话，您也不要生气。 刘建仁表示，中国大陆前几十年走过的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邓先生推动改革开放，以经济为先，确是必须走的路。虽然前景如何不好一一预测，但总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一定有危险，但也有生机。邓先生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就是一种一边摸索一边前进的想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预测不到的事。出了事，再说出事的解决办法，但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 刘建仁向邓小平透露了蒋经国对此的态度，乐见大陆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表示将台湾这些年的经济建设资料提供给邓小平做参考。这次带来了6个行李箱的资料。如果大陆方面需要更多的资料，可以再由刘建仁回到台湾之后整理出来向大陆提供。 刘建仁在与邓小平的单独会谈中还特别提及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也是蒋经国的意思。刘建仁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滞后太久，因为两者既有别，又有关联性。即便两者不能平行地同时改革，也要考虑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和谐性与适应性。 与邓小平单独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安排邓颖超和时任财政部长的王炳乾一起与刘建仁合影留念（见照片3）。刘建仁又被邀请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会上发言。在发言中，刘建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台湾经济发展成功过程及策略，并建议大陆在经济改革中采行台湾经济建设模式。二是阐述自由市场的经济功能，并建议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刘建仁原计划在北京停留10天。 就在刘建仁准备次日启程离开北京的时候，邓小平的机要秘书来到了刘建仁住的宾馆，请他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 刘建仁当时心里没底。心想是不是共产党要算我的老帐？因为国共斗争时期，尤其是三大战役中的东北战役时期，刘建仁若是不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一定会被林彪当成革命对象来处理。多留几天意味着什么？确实没有答案。但这个疑问又不好直接问邓小平的机要秘书。然而，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似乎懂得刘建仁的心思，向他说：多在北京留几天不是他个人能做主的，这是邓先生的意思。 刘建仁问，多留几天做什么呢？邓小平机要秘书答，邓先生希望刘建仁在省级干部会议上再讲一讲同样的内容。 由此，刘建仁在北京期间，除了单独与邓小平密谈之外，还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省级干部的经济改革会议。 在离开北京之前，邓小平的机要秘书送给刘建仁三张照片，并转达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表示，由于这是一次不公开的安排，文字的东西不必要存留。回到台湾后，蒋经国看到这几张照片，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2009年9月，纪刚先生约谈笔者，叙说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还谈起了他对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的看法。纪刚先生说，蒋介石没有领袖的肚量，他容不下张学良，更害怕东北有地方武装。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没有放弃三民主义，始终有民族情怀。而蒋经国则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好些。尤其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有政治家的气度。国共之争是政权之争，不是国土之争，当然也谈不上民族对立。所以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蒋经国有他的主张和底线。 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出于民族大义，将来也对历史有个交代。将来人们的写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中国国民党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是参与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决策。 纪刚先生还说，现在台湾的国民党由马英九领导。马英九非常在意选民的选票，在一些问题上让人看得迈不开步。其实，马英九既然领导着国民党，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宣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也是三民主义的精髓。蒋经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动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