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案之我见：武汉大学最不可赦！

一向怀疑武汉大学是一所管理混乱的腐败学校，杨元元案又是一明证。本科生（10年前的）住宿条件能怎么样呢？已经很拥挤的宿舍还要多一个学生家长，显然校方是根本不拿那些跟杨同宿舍的学生的人权当回事。我读本科的时候，系里把一个上一级因精神病休学的学生安排到我们寝室，我们还对学校意见极大呢，这么个妈成天老呆在那儿，其他人就不用说受干扰了，连起码的隐私都没了。学校不成学校。

如果杨在武汉大学没能带着母亲读书，她今天不至于死。杨的悲剧在于，她在人生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段比较温暖的成长阶段，被剥夺了成长为健康人的机会。大学是人生最后一次可以跟同龄人发生广泛的真挚交流，以不太刺激的方式了解社会的阶段。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有非常类似的母亲。我妈不是单亲，我父亲是对她百依百顺的模范丈夫，两个人相亲相爱，所以当我离家远走去读书的时候她没有跟着。万幸啊！我相信杨的母亲不是自私不是不爱女儿，而是心智不成熟，就像我的母亲。她们对女儿的感情，与其说溺爱，不如说是依赖。我母亲说过的一句最夸张的话是：“这个社会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们只剩下儿女了，如果你不对我们好，那我们这一辈子可太惨了！”听起来不是没道理吧？说这个话有道理的人，你们没经历过这样的妈。要是经历过这样的妈，就明白杨元元了：死几回都可能的。我11岁就得负责给她做头发后来发展到理发，为她按摩挥汗如雨；18岁以后，我妈所有的衣服鞋子乃至眼镜都是我买（在我没挣钱时是她出钱我去办总之她的事情我来办可是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我承担奉养父母责任(需知我有弟弟而且她很宠这个弟弟)这一意向是在我12岁时她向我正式提出而获得我同意并且执行至今的（我早就宣布放弃继承她们的财产全部留给弟弟，并且对每一个约会我的男生说我得带着老妈过一辈子）；我在上海读书期间可以谈恋爱但绝不许嫁人以免留在上海不能回来陪她，因此我离开了一生最爱，终生铭记而大家都说是绝配的人（不准批判父母的人请小小地想象一下那种感受）；我毕业后在北京住时每天晚上只要没有应酬就要陪她散步至少一小时陪她聊天若干时间而她还抱怨我没有男朋友；如果我有一整天没给她打电话（我们住一起时）她就不开心，可能会打电话来骂我，即便在我留英期间也得天天打电话给她；我到30岁才读研因为显然我得先承担家庭经济包括供弟弟读书；最近我们不同住，但她几乎每天（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我叫去商量鬼才知道为什么竟然需要商量的鸡毛蒜皮，而她从来不亲自处理一切事务（因而不知道事情怎么办）但保有对一切的指挥权，我在新西兰的家自从把她接来从此天下大乱我几乎和先生离婚。。。。

我想我和杨元元的本质区别，在于我成长了，我自己是一个能在社会上混的人，至于对病态的母亲绥靖，我跟她是一样的。18岁离开北京去往举目无亲的上海，给了我离开她不被继续洗脑的机会，给了我成长以后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低头俯视永远也长不大的母亲的机会，我知道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底线。我做了牺牲，前提是我知道自己在牺牲而且这牺牲我能承受。我是能给农村来的婆婆洗脚的人，不在乎在病人的跟前服侍所以我同意给父母养老；但是我不容忍精神折磨使我自身扭曲，如果那样叫孝那我就选择不孝，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杨则不同了。那些批评她30岁还读书找不到工作（读书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是一种出路么？她已经利用了她自己仅有的长处了我认为她做得对）自杀精神脆弱的人，怎么不想想，她根本是个没有长大的畸形人啊！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从而几乎等于被剥夺了生命（生命如果没有自我那还有什么意义）的人！连我都幻想自杀无数次呢何况是她。她已经挣扎得很吃力了，至死还想着没给妈妈带来好日子，至死还背负着荒谬的十字架。她没有机会看清楚她背负的是什么。如果她有生时明白她背负的只是个可怜的累赘，如果她明白她对母亲应有的只是怜惜而非愧疚，那她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人生。可怜啊，她没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机会看真实的世界，而她的母亲，估计也不是故意毒害女儿，她自身蒙昧扭曲罢了。很多女人依赖感强，正常情况下可以依赖丈夫，不幸的是杨母依赖到的是女儿。不提杨的单亲背景也罢，单身母亲往往坚强独立，占有欲有余，而似杨母的，实不常见。

可怜的杨元元啊！我曾经不断地逃离母亲，逃到上海读本科，逃到英国读研究生，逃到新西兰寻找自己的终老之地，她呢？无路可逃。当一个人尽了自己一切的努力而走投无路的时候，难道还要让她继续捱着？如此人生，完全是痛苦折磨，而她是无辜的啊！死是最终的解脱。我敬佩她的抉择，起码这一次（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她使用了她的天赋人权。责备她死得不负责任的人，我觉得很冷漠很残忍。

海事大学真是冤大头，费力不讨好。其实不该赔钱，花了属于所有学生的钱，堵了以后的穷孩子的路。为什么不能坚持原则呢？给钱就等于承认了莫须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