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留下历史
第一期（友谊资料，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
目录
读《往亊微痕》文稿有感 谢 韬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鉄 流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万润南
王老七拉老虎 李才义
美丽的秋海棠叶 严家伟
文革轶亊之一：抄家闹剧 任蘅芳
又和秋瑾哭秋风 朱 毅
小学生的呐喊 纪增善
《往事微痕》开篇语
往者犹可鉴
,亊亊总存真;微中能见大,风雨难洗痕｡昨天的事情是今天的历史
的积累
的大事小事写出来
激励生者
,今天的事情是明天的历史｡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代一代的传承!基于此,我们几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总想让大家(也包括我们自己),能将经历过,做到讲真话､说真亊､吐真情､辨真理,恢复历史的原貌,彰显真善美的人性,以此,警示来者!起到“史鉴知兴亡,铜鉴正衣冠,人鉴知得失”的作用｡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中华民族正在回归“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2
泯灭的人性正在复苏
得更有意义
｡为此,我们愿尽绵薄之力,在不多的岁月里做点有益于的社会的亊情,使生命活!这本小册子全为自费印刷
大家都会关注它
,赠阅朋友,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怀支持:“嘤其鸣也,求其友声”!我们相信,如同关注自己的往事一样,为它添砖加瓦｡读《往亊微痕》文稿有感
谢 韬
百年风雨笼神州， 苦道凄霜染白头；
青春豪气追好梦， 晚景总为民主忧。
往亊微痕留墨迹， 生活波澜度春秋！
心底真情写实史， 坦诚反思共丰收。
87
老翁谢韬，08，6，26。“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铁 流
一，“多宝道人”陈泽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想着他。
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并交上朋友。
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双目炯炯总在思考什么。他为人
机警，深暗世态，知进知退，从无废语，好读杂书，装了一肚子学问，外号叫“多宝道人”。组长肖
青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的前身）的总偏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
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文艺组有六个人，每人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他和我的座位背靠背，转过身子就脸对脸，交
谈机会自然多一些。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若遇上拿不定的稿件，便向他请教。
他总是静静地听我意见，听完后认真想一想，然后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
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采。”
收发时每天送来不少来稿，他处理的速度比我快十倍。我忙他闲，闲下的他不是品茶就是看书，
真够清闲。我很冲（成都话好表现），几乎每天都要在评报拦上发表意见，可他从不写。不久猪肉供
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队，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
1956 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3
人民生活。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干新闻需要勇气敏感。你很勇敢敏感，是干新闻的料。”
是年
去复来看了几遍，不发表意见，老皱额头。大约一周后下晚斑，他突然何我说：“小黄，走，我请你
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
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
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制作工艺，还得
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
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答不上。他意味深长地呷了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
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
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
我哦了声，睁着双大大的眼睛：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
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还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
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谁的政策方针负责，所以很自由。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
就是新闻，是一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
他谈得有兴，我听得有味。于是，我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
应该多少人办？以及报纸的功能是什么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
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他抖出来，使他们再不
敢做坏事！”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
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民间
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
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于
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决心想今后当个真正的报人，由不得问：“解放前成都有多少家报纸？”
他稍事回忆，如数家珍地说：“从三十年代算起，到
少有二十几种报纸，先后有《工商导报》、《大声周刊》、《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
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时事新刊》、《国难三日刊》、《建设
日报》、《南京早报晚刊》、《星芒报》、《复兴日报》、《党军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
闻》、《新民报》……”
我道：“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办啊？”
他说：“那时办报不像现在，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和晚报，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
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 末了他补一句：“这些报纸有一大半是共产党办的。比如《工
商导报》就是共产党办的。它
说到这里，他添加一句：“那时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
靠别人出钱办，那绝对办不好。所以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
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
10 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公报》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 年创刊，时值清朝末1941 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1949 年12 月解放，60 万人口的成都，至1946 年4 月28 日创刊，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起来的。”4
此后，我热心于办报，力争做一个终身的职业报人，远在
提出自办一个叫《笑》的文人刊物，没有想到后来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七八个年
轻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老报人陈泽昆虽然在“整风鸣放”中从不发言，但由于特定的身分也名列其中。他作为二类处
理，工资降三级，调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去管总务。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他
没有归队，后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
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有说有笑，一路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
“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想了想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
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如果
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
他还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私人办报纸。他主张我积累资
金，到中共准许办报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试。
九寨沟一山雪，一地冰。我们住在当时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版房里，只
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大大吓我一跳，方知两地
收入有这么大差距！还和她聊起香港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你有无实力。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商讨怎样办报如何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他说：我还是那
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要把办报视为一种做人的责任与义务！，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预第一张民办报
《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尔后承办《当今农民》，再后组建《中国
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还在香港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因各种原由
皆未实现，一个字：难！
1957 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1982 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1998
这位姑娘要的是财产不是人？不久新婚娇妻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愤而跳楼自杀。
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竟不知当今社会已非
他走了，却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而今故乡成都市已有五百多万人口，报纸却少
得可怜！大概不足十份报纸，且全是官家的报纸，没有一张为老百姓说话的民办报纸。而我总想办
张自己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为贪官墨吏闻而丧胆的报纸，不知这个心愿在有生之
年可否实现？
二，情才并茂的杨蓓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相
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
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
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其离异，
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相伴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1949 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 年4 月更名
为《成都日报》），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
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
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
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
年六十五岁的他妻子死于癌症，不知为什么他竟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却不知50 年代的理想社会了！5
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
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
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
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
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
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
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
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
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
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
蹄、凌空而起，象徵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问我：“这马
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
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
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
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
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
善於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 他振振有词地
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騅马又是什麼种类的马？”他把球
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
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騅是指马的顏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
纯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苍白杂黑毛的叫騅，黄色间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驄，
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
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
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
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
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
识和精闢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
提防之心自然削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
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
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
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
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
“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
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
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
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麼会有文字狱呢？
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
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
6
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
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
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麼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歷代统治
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
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歷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
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 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
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麼起这麼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
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
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
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璣，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
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
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
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
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
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浅浅一笑。
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
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
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
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
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
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
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
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
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
学校花，校花有什麼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
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
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
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中国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 “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
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
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
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
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 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
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
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
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 年我“改正”
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
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
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
7
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
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
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好在组织上照顾，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
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
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
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
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
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
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在收笔时，突想起先烈恽代英的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
得豪情作楚囚。”杨姐一生虽无豪情，却有不尽的愤情、怨情、哀情、伤情、悲情啊！
三，一生悲愤的王畋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
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籍，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
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
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
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
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
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句子，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
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撑到解放战争，又从解
放战争到撑进军西藏，马不停蹄，胜不解鞍，値危险不顾、视死亡如归，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
舟，冲破惊涛核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己人打沉下去，一直沉
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中国广大
知识分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
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
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黝黝地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
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
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
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
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
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检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
镜，这恐怕雪域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
出杨蓓一个头。
8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予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
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
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斑。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
室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
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
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沽”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
解，都不是一至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
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世。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
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的糜烂生活；，还有说，是讽刺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
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
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
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豁的微笑，说： “达，通达、贯穿；诂，
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
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栏，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
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象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象是
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象是堵墙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
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
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
对《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
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
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 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
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
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
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
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
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分子，没有合心合
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
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
工作上的事情。
9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
蓓请假未上斑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
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
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
默无语望着手中那只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
“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
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
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到了1957 年7 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极积
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
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
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极积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
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
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怯，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
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极积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
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积极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
走廊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分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己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分子”苏定生、孙文元、
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齐集中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
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
丁；杨蓓自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 年12 月，我“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
辑。一天，我特地骑着单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橱房、
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
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拐杖，脸上多了些黑褐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拄着拐杖，
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饶人呀！我心里在说。
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元桌。在他那
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
长长白气。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剧烈咳嗽。我
10
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把掌”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
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
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里一亮，想搭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
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
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
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万润南
◇ 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刘涛谈恋爱？此事应对得稍有不当，我便可
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
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
,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
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
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
妹妹说：
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
《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
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
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
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
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
古人所说的
“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我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11
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
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
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
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
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
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
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
因为此词的总字数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而“冰”恰好比“水”多两点，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处处都充塞着诸如此类的荒
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此
人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
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
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无可奈何的嘲讽和调侃了。
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里，在荒诞的后面则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
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
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
化和诋毁！什么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
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
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里一位青年讲师刘老师，因为老婆的
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
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
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
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
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
帮助抄中山大学同学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
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笫间使点小花招，让
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
“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混世”、“冬夜长”，“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12
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ＫＧＢ
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
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
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
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
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
身边，当时我的处境与此相似，随时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对此事格外记得清楚。后来见到解除隔
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魄，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
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成了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时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
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
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３０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
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健在，恰好１００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
(克格勃)上司的述职报告， 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简历：１９０６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１９２６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１９２９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１９３０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 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１９４８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６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１９６６－１９８０这１４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
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４０ 周年祭，也是先生
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
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 月１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
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
13
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 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每天早、中、晚的时间
都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
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
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
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
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遗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
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哇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人群。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
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
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
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
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
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
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１９７５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
“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19
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不属于政治领域，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
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
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
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
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
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
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
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
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
“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９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
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
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
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６０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
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
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
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
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
以文革正式开场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
家村
７５ 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 * ，你满脑袋……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专治健忘疹”，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三”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会。《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14
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实。他非常认真，并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了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次出头露面
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组长王光美同志无限
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
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人，
甚至让另一个处于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竟把随便支
使来一个什么女人当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
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在
那个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这样混成了蒯司令。他们两人间最得意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
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
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１９６６ 年６月的骄阳下，
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唾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
头辩论。
“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
上了，还挺形象。
……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
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还要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还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这个人就是的段某，
段某自称
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
◇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
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
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
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
充道：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老贼”，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血统论”的 “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15
蛋呀。
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一个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 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
儿好汉！！儿好汉！！！
儿混蛋！！！
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
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
员
绕口令，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摆脱眼前的尴尬局面，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
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什么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近主席台，我不仅不跟着疯狂，还趴“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上的红卫兵，对这突然嘣出来新“要革”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心里则在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这是“
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
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
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
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
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
用了三个问号：
则公然开骂：
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我觉得自己是
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
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
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
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１９６７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
《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 遇罗克和马丁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
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
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
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
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8.20 讲话时，更感觉到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翻身贫”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 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第一”。但因为出身不•路德•金16
说《出身论》是中国６０年代的
克说：
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
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
明：
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
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
概不承认。
话一点也不假。
别呢？
“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对此遇罗克并不买账。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
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
马克思的话吗？
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吗？
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
演说：《我有一个梦》； １９６７年１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１９
６４年，马丁
月，黑人牧师马丁
９７０年３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
马丁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
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
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
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
后来还一起进了
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话催人泪下：
只用
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
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 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
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路德•金。１９６３年８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１９６８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１９６８年３•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３９岁；１“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２７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宣告无罪”，仅仅是 “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父亲‘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在17
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
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
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
梦，每年的３月５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
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
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
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 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
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
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
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到８月２２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２０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４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
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一
次是８月２２日，中间８月１８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
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
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
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
毛也。
话说８月４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
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
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
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２３天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历
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 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
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
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
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
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
后来的那些日子里， 我的肺被气炸了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
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
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
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
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
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
革理解没有？
８月１８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
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
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１９８９年，我不“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老官僚”；去“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N 次。“为”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18
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
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
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
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
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
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
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
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
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
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
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
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
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８月２２日夜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
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
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
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
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
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８月４日周的博闻强记，到８月１８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８月２２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
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 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
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
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
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
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
“
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
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
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温柔。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
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
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
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
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
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
是西安
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清华党委是延安、不”。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19
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
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
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
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
是独来独往，从北京
一起从北京
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
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 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
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
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
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
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
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
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
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３３２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
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
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
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
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
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
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
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
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
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
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
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
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
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 同江青有关的
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
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
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
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
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
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
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
“大帅”。—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他在南京“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SARS 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切肤之病”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同学们～，”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20
部
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
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８月４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
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
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
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
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
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
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
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
袖标
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
东西！！
哭了。
了一副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显然老蒯的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
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
受同平常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
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
我为她得过一种
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
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
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本人，
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
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
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 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
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处贴上电极
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检查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
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
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
议：
于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地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
有。由于心情好转，我让那个妖精在心里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
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
有
◇
”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红”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学起了江青的腔调，声音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出国能不能戴项链？ ’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大串联时回到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切”。“脏话”，“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不要打人！”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21
有网友加了个批注：
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
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
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
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
能免俗。有几位
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
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
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
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
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
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
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
“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1949
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
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
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邻家婶婶欲盖弥彰，反而弄得我母亲觉得
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 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
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
一个人的路。
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
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
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
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时候，那天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这一天应当明定为
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
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
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
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
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
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
腿已被打伤了，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奋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
上书
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 每一次抽打都带着
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
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
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校耻日”。以“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22
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
一共死了２９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
“
我参观过华盛顿
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
难者的名字。
◇ 空望月儿明
从
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DC 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1970 年197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