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国时期饿死了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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