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姥姥所在的村庄解放了，进驻许多解放军，有女解放军手持大喇叭，宣传地主恶霸的罪行、裹小脚的罪恶，姥姥望着这些鲜活的女兵，无比羡慕，说：“毛主席为什么不早来呢，早来我早不裹脚受罪了”。姥姥家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的神桌（相当茶几）上方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的头像，供所有的人敬仰（当时家家户户如此）。
很快，国家进行扫盲运动，姥姥每隔一天去集市上买菜，在菜市口入口，有几名工作人员把守，旁边放一个小黑板，姥姥报出姓名：郑古玲。工作人员给写好，用小树棍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教，姥姥很兴奋，50多岁的人了，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名字是这样的，买完菜回来，报出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给写在黑板上，自己用手指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念，算是过关，可以回家。下次买菜，教人口手，如此等等，姥姥能把在外工作舅舅的家信知道个大概齐。
50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姥姥很困惑，怎么做了祖祖辈辈的饭锅不让有了，拿去炼铁，锅铲，炼铁，家家户户不许冒烟烧火，姥姥的饭菜最好十里八乡的找不着对手，当时村干部下乡住在农民家里，姥姥家里是常客，谁不夸呀，姥姥是家庭的灵魂，家庭主妇是精髓，养大了几个大学生，还是骄傲。
天天吃食堂，水汤能照见人影来，人一个比一个瘦，姥姥最大的心愿是要是把一儿子培养的当厨师，家里肯定好过点。生产队有一头马病死了，上级让给埋了，生产队几个干部一合计，干脆，不怕死的分吃了，舅舅半夜拿回家一个马腿，让姥姥吃，姥姥舍不得吃，来到母亲和小姨跟前，悄声说：“起来，有马肉吃 ”。姐儿俩都在睡梦之中，却能准确无误的听见这句天使般的声音，眼睛没有睁开，同时坐起来：：“在哪？”一股诱人的香味飘入心肺，多年以后母亲还说，马肉最好吃。
姥姥一生干净利索，任何时候看见姥姥，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身上总是一尘不染，处理事情总是有条不紊。
可是这也挡不住的饿，一天比一天饿，1960年到了，大饥饿，村口的树皮也剥光了，榆钱树皮、树叶也吃光了，姥姥饿得气息奄奄，到娘家寻活路，娘家也什么都没有，娘家大哥给了姥姥一袋大雁屎，我想，可能跟西藏的牛粪性质差不多吧 ，姥姥开始回家，走会儿在路边睡会，远远的歪歪扭扭的走着，正在地里挖野菜的小姨看见了，叫了声娘，眼泪可就出来了，姥姥笑着说：“幺妮，来，娘有大雁屎。”全村的人都知道爱干净的姥姥都吃大雁屎了，有人吃观音土，就会安慰自己，没事，郑古玲都吃大雁屎了。
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开始回暖，家里有点稻米，姥姥用白布给包紧了，放点野菜在锅里熬，大人们喝野菜汤，孩子吃布里的白米饭；姥姥把红薯磨成面，用手拍成巴掌型，做锅贴，老家称之为耳巴子；姥姥千辛万苦的积攒儿女们寄回家的粮票、布票，过年的时候统一配给，给孩子们做新衣服。
70年代，我的一个舅舅在边疆一个部队当领导，舅妈生了孩子，姥姥去看孩子。当时的军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大概比今天的经济学家更有地位，因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拥戴，他们是守家卫国甘于奉献的一群人。
姥姥到了戈壁滩，立马发现一个至关紧要的事情，这里的男军人说不上媳妇，像《戈壁母亲》里一样，想想王震将军在新疆建设兵团给急的，姥姥开始做一件大好事，给军官说媳妇，把部队领导给乐的，年年盼着姥姥去探亲，最好的姑爷当属我的小姨父了，人帅、有地位、品德好、业务能力强，根正苗红，翻开档案，全部是鲜红的历史，小姨父在家里工资全交、剩饭全包，在外还是领导，自己省吃俭用，把媳妇打扮的花枝招展，现在我们这些晚辈一说找对象，就说：小姨父那样的就行。
人们常常把改革说成春风，真是像春天到了一样，仿佛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开始有人做生意了，有卖烧饼的、有卖糖人的、有卖粮卖菜的，有从武汉汉正街回来倒腾服装的，已经没有人再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印象最深刻的是货郎担，据说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了，封建时代都有，一个男劳动力，挑一担小百货，沿街串乡的吆喝，大概是商品经济的最原始形式吧，同时他手中还拿着个拨浪鼓，一边吆喝一边拨浪，声音非常悠扬动听，正午的阳光照着货郎的脑门，一群妇女孩子围上来，把货郎头上围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姥姥会请货郎到家里歇脚，给货郎倒杯水喝，买些针头线脑的，还给我买个花卡子红头绳什么的，货郎会小声说：大妈，我给你算便宜点。姥姥的聪明从来都是给人以尊严，让人感到温暖，做事大大方方。
姥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毕竟上了年纪。在姥姥的持之以恒的宣传鼓动下，终于把一个熟人给忽悠成了厨师，厨师做菜非常好吃，在改革的春风里乘风而去，去县城里开了一家饭馆当老板，寒假的时候，我穿着妈妈给我买的革做的棕色皮鞋咯噔咯噔的回家看姥姥，姥姥已经卧床了，打着点滴，姥姥吃力的爬起来把着窗户往外看，母亲问姥姥看什么，姥姥悄声说：厨师要给我做饭，我看他是不是没有洗手。大家都笑了，这热爱生活的姥姥，却真的离开了我们。
很快，国家进行扫盲运动，姥姥每隔一天去集市上买菜，在菜市口入口，有几名工作人员把守，旁边放一个小黑板，姥姥报出姓名：郑古玲。工作人员给写好，用小树棍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教，姥姥很兴奋，50多岁的人了，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名字是这样的，买完菜回来，报出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给写在黑板上，自己用手指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念，算是过关，可以回家。下次买菜，教人口手，如此等等，姥姥能把在外工作舅舅的家信知道个大概齐。
50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姥姥很困惑，怎么做了祖祖辈辈的饭锅不让有了，拿去炼铁，锅铲，炼铁，家家户户不许冒烟烧火，姥姥的饭菜最好十里八乡的找不着对手，当时村干部下乡住在农民家里，姥姥家里是常客，谁不夸呀，姥姥是家庭的灵魂，家庭主妇是精髓，养大了几个大学生，还是骄傲。
天天吃食堂，水汤能照见人影来，人一个比一个瘦，姥姥最大的心愿是要是把一儿子培养的当厨师，家里肯定好过点。生产队有一头马病死了，上级让给埋了，生产队几个干部一合计，干脆，不怕死的分吃了，舅舅半夜拿回家一个马腿，让姥姥吃，姥姥舍不得吃，来到母亲和小姨跟前，悄声说：“起来，有马肉吃 ”。姐儿俩都在睡梦之中，却能准确无误的听见这句天使般的声音，眼睛没有睁开，同时坐起来：：“在哪？”一股诱人的香味飘入心肺，多年以后母亲还说，马肉最好吃。
姥姥一生干净利索，任何时候看见姥姥，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身上总是一尘不染，处理事情总是有条不紊。
可是这也挡不住的饿，一天比一天饿，1960年到了，大饥饿，村口的树皮也剥光了，榆钱树皮、树叶也吃光了，姥姥饿得气息奄奄，到娘家寻活路，娘家也什么都没有，娘家大哥给了姥姥一袋大雁屎，我想，可能跟西藏的牛粪性质差不多吧 ，姥姥开始回家，走会儿在路边睡会，远远的歪歪扭扭的走着，正在地里挖野菜的小姨看见了，叫了声娘，眼泪可就出来了，姥姥笑着说：“幺妮，来，娘有大雁屎。”全村的人都知道爱干净的姥姥都吃大雁屎了，有人吃观音土，就会安慰自己，没事，郑古玲都吃大雁屎了。
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开始回暖，家里有点稻米，姥姥用白布给包紧了，放点野菜在锅里熬，大人们喝野菜汤，孩子吃布里的白米饭；姥姥把红薯磨成面，用手拍成巴掌型，做锅贴，老家称之为耳巴子；姥姥千辛万苦的积攒儿女们寄回家的粮票、布票，过年的时候统一配给，给孩子们做新衣服。
70年代，我的一个舅舅在边疆一个部队当领导，舅妈生了孩子，姥姥去看孩子。当时的军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大概比今天的经济学家更有地位，因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拥戴，他们是守家卫国甘于奉献的一群人。
姥姥到了戈壁滩，立马发现一个至关紧要的事情，这里的男军人说不上媳妇，像《戈壁母亲》里一样，想想王震将军在新疆建设兵团给急的，姥姥开始做一件大好事，给军官说媳妇，把部队领导给乐的，年年盼着姥姥去探亲，最好的姑爷当属我的小姨父了，人帅、有地位、品德好、业务能力强，根正苗红，翻开档案，全部是鲜红的历史，小姨父在家里工资全交、剩饭全包，在外还是领导，自己省吃俭用，把媳妇打扮的花枝招展，现在我们这些晚辈一说找对象，就说：小姨父那样的就行。
人们常常把改革说成春风，真是像春天到了一样，仿佛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开始有人做生意了，有卖烧饼的、有卖糖人的、有卖粮卖菜的，有从武汉汉正街回来倒腾服装的，已经没有人再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印象最深刻的是货郎担，据说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了，封建时代都有，一个男劳动力，挑一担小百货，沿街串乡的吆喝，大概是商品经济的最原始形式吧，同时他手中还拿着个拨浪鼓，一边吆喝一边拨浪，声音非常悠扬动听，正午的阳光照着货郎的脑门，一群妇女孩子围上来，把货郎头上围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姥姥会请货郎到家里歇脚，给货郎倒杯水喝，买些针头线脑的，还给我买个花卡子红头绳什么的，货郎会小声说：大妈，我给你算便宜点。姥姥的聪明从来都是给人以尊严，让人感到温暖，做事大大方方。
姥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毕竟上了年纪。在姥姥的持之以恒的宣传鼓动下，终于把一个熟人给忽悠成了厨师，厨师做菜非常好吃，在改革的春风里乘风而去，去县城里开了一家饭馆当老板，寒假的时候，我穿着妈妈给我买的革做的棕色皮鞋咯噔咯噔的回家看姥姥，姥姥已经卧床了，打着点滴，姥姥吃力的爬起来把着窗户往外看，母亲问姥姥看什么，姥姥悄声说：厨师要给我做饭，我看他是不是没有洗手。大家都笑了，这热爱生活的姥姥，却真的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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