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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芷江庙路，楼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是“移民”到上海的。有医生，校长，处长，局长，虽然在外面的级别有高低，但到了楼里就只剩下“长辈，小辈”两个级别。我们小孩根本不知道大人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了，大家的底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一个秋天的深夜里，我在沉睡中被妈妈叫醒，糊里糊涂地归置到了大房间，妈妈让我们站在一起。有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家里翻东西，走的时候还让妈妈签了字。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风琴下面我的小秘密也被翻过，幸好，那只大头的洋娃娃还在，柔柔眼睛又回到房间里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爸爸不见了，小房间里地上堆满了狼藉的书，跨不进步子。壁橱也被敲坏了。走廊的墙上，贴上了“打倒大叛徒XX”的标语，黑体字写得工整，让我很羡慕，渴望以后能写出一手好字，长大后我果然成了公司写字的高手，从欢迎新工人进厂，到欢送老工人退休，连追悼会的挽联都出自我仿造的隶书。大家叫我才女。隔壁公司有个人，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大字，可他说他不认识字，那才叫“奇才”，在那个年月也许是保护自己吧。那条黑色标语就是我写字的启蒙。
妈妈把大家叫到一起，说爸爸被带走了，暂时不会回家。要我们不要再到邻居家去玩，可以在家里玩。这话令人兴奋，我们几个立刻就在家里捉迷藏起来。我们家有三个房间，厨房，浴室，两个大壁橱，也够我们躲藏的。我们兄妹数哥哥最聪明，总是躲得很难发现，他常常想出离奇的地方或花招，他会爬到壁橱的上层睡在里面，外面还挡上棉花胎，有时候他躲在挂满大衣的衣架后面，还给衣架戴个帽子。我们找遍了所有的门后和床底下，还以为他逃到外面去玩了，只好大叫妈妈，他才哈哈大笑着跑了出来，这世界注定是男人的世界，从小就能分辨出来。这样聪明的男孩，注定日后出类拔萃。可那走廊上的标语，让我们感到有些难堪，又不敢撕去。姐姐又想出一个主意，在走廊里永远挂着一条刚洗好的大床单，就像小表妹的长发，永远盖着左边额头，里面是一块青青的胎迹。我们的爸爸，一个残废军人，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小说中最无耻的人“叛徒”，我们感到很尴尬。
抄家后，楼下门洞口贴上一张大字报，清秀的毛笔字排得密密麻麻，肯定是父亲的罪状。每次走过那里，我都是低着头快跑过去，从来没有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心灵深度的伤是不能形成的。邻居们本来开着的门，都默默地关上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出了“大叛徒”，而是每家的革命背景都在那一年里有所改变。
没过多久，写着爸爸“罪过”的大字报，被楼下女校长的“罪行”盖上了。付校长是哈尔檳来的，讲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长得很美，像《海港》里的方海珍，严肃里充满了真诚的关爱。她总是在小事上去发现孩子们的特长，有次我和她的女儿心血来潮拾来了一大堆脏兮兮的桃核，拿回家，在她家的浴缸里放一大缸水刷洗，还加了飘白粉。校长一直微笑着观察我们，没有一句制止的话。姥姥怕我们传染疾病，让我们丢，于是连同我们尚未发掘的想象力一起被丢到楼下。
爸爸被带走关在六十中学的楼梯底下。我们偷偷去看他，他被打伤了腰，但他从小窗里丢出纸条上写的是“相信群众，相信党”。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爸爸是“叛徒”，相信他会没事的。
二楼美丽的女校长，就被学生整的更惨。铁路中学成立了“新铁中“红卫兵造反队，有个政治老师成了指导员。那个大操场是我们练自行车的地方，骑上一圈会精疲力尽。我们经常钻过篱笆的洞洞，去铁路中学玩，那天看到一群红卫兵手里挥舞着皮带，把校长和老师们排成一行，每个人的脖子上用铁丝挂一快黑板。写着“反动学术权威XXX”等类的头衔。然后就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不唱的就打。看着很可怕，拿皮带抽到身上可是很痛得。有个大人嘲笑地告诉我，“你爸爸也在大路上，头上戴着高帽子呢。”听到这话，赶紧跑着回家躲起来。世道突然变成这样，我们张大眼睛望着，却怎么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过了几天，“新铁中”红卫兵逼着女校长交出档案室的钥匙。她坚决不交，因为那是最大的机密，如果流传到外面，被“专案组”拿去，很多人就要受迫害。那些红卫兵团的学生罢课后，精力过剩，被政治老师教唆使用暴力整校长，女校长被逼着围操场跑步，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她的裤腿里，并把裤脚绑上，然后再打猫，女校长被猫咬的很惨，就这样动刑她也没有交出钥匙，她那温柔的笑容，刚强坚毅的性格，让我十分敬佩终身难忘。校长家是在大白天被学生抄的，善良的姥姥看到学生来了，拿出家乡带来的花生给学生吃，被吼到一边，大喊口号，抵制糖衣炮弹。但是姥姥祖传的红宝石戒指，却被顺手牵羊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那个“专案组长”有[历史问题]，他山东有老婆孩子，进城又重婚有了小老婆，所以他要红卫兵去抢档案毁掉。人人见他就躲，他被称为“政治扒手”邻居说他讲的十句话，有十一句是假话。女校长很英勇，回到家里依然微笑像没事一样，我觉得她就是电影里的江姐。
一楼的陈家老爷爷，有着童话般的慈祥，每次看到小孩，深度玻璃眼镜后面就笑成一弯月牙。讲话慢，礼节重。手里拄着根拐杖，很少出门。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直到有一天，家被抄了，也是白天，抄出很多瓷花瓶，书画娟秀，竟然还抄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还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存这些东西，惹来了站在太阳下被斗挨打的灾难。口号声传到我们三楼，我也不敢下楼，因为我家门上也贴着[大叛徒]。
渐渐地楼里的医生，局长，处长，校长都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本来一个[坏人]被人歧视，现在家家都是敌人了，也不知道歧视什么了。
比起邻居家的大白天炒家，大院里公开批斗，我们家那些蒙着大口罩的炒家人，就算给足了面子。本来父母被打倒，挨批斗，孩子会被歧视，幼小的心灵会有阴影自卑。随着楼里院里家家户户的炒家和批斗变成正常行事，就成习惯，什么阴影也没留下，更不说自卑了。大院里，倒是那些[专案组]的人和参与抄别人家的，被人鄙视而自卑起来。
世界日报：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it/10520466/article-%E6%8A%84%E5%AE%B6%E8%BB%BC%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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