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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功的文学城博客：驰纵骋横，谈今博古，飞花扬月，行文交友
转贴：万里与中央党校年轻教授谈话全文
本文综合编辑自以下两个网络来源：
【人民报消息】（文／万里）http://news.renminbao.com/204/10484g.htm
凤凰博报——问计安强国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572477.html
[注：本文难知真假，读者自酌]
建国60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
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导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60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60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60年大庆的宣传报导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60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60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
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60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我的话没有人听。这60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60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
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
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
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
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
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
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这种制度，鬼都会腐败！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受到双规以后，面对义正词严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我觉得，就这句话，我值得专门用一篇文章来留此为念。
跟这类似的话还有，浙江杭州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对买官者说：“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做过云南麻栗坡县委书记的赵仕永说，“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说，“做到副省长这个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栏关猫、天马行空了，没人敢管你了。”
还有，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还有……
有人问我“凯达”是什么？就是组织。有人问我“纳粹”是什么？也是组织。有人问我“组织”又是什么？
组织就是团伙呗。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想混的比别人更容易更轻松，想混成人上人，于是向前迈出一步，从人堆里冲出来，结成“团伙”的那一伙人呗。
其实，世界大同的终极目标就是人人平等，消灭一切组织，不允许你们无才又无德，就想图轻松结起伙来欺负人。理解了这个，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再附上大贪官文强说过的十一句话。有人可能不信，反正我信了。
文强的十一句话：
1、“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不杀我后患无穷。我死对他们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赔上。都说我是个恶魔，但我为人父，为人夫，还不至于对自己的家眷那么狠毒。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强马上去死。我会的，但有几句话在我走前要讲清楚。 ”
2、“都说我贪污那么多的钱，玩了那么多的女人。我不否认这些。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当然我的责任更大。不管谁放在我那个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的钱，玩那么多的女人，甚至更多。那些女学生我不去玩也是别人去玩。说我文强强奸，我那算强奸吗?我有把人家奶头给咬掉吗?我有把人家扔到楼下去吗?我不过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
3、“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单单把我一个文强搞臭、杀掉，又解决什么问题?”
4、“我还要说的是，老子从巴县的一名小片警做到直辖市的公安局副局长，不是靠贪污一路走过来的。老实说我文强比那些整天拿钱不做事的干警要强一万倍。我是工作在前，贪污在后。”
5、“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
6、“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说白了：我贪的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但我替那些人办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办的，有些还要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没有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7、“我文强也是读书识字的。以前北京菜市口砍头也有很多的民众拍手称快。可这拍手称快后还不是一切照旧？中国人几百年变了吗？我看什么也没变。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昨天重庆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当年我办了张君案后重庆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吗？我看三年后他们还要不要放鞭炮。到那个时候那些出卖过我的人恐怕会念叨我的好处了。到那个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会觉得还是我文强好一点。”
8、“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许我走前该给他们道个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这都能怪我吗？我跟那些百姓有什么仇？我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他们吗？他们是受害者，难道我文强就不是受害者吗？”
9、“我文强30年前有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贿赂？当年他们说我是英雄，我其实只是在卖力地工作而已，但他们叫我当英雄我就不能不当。现在他们又说我是罪犯，我敢不去当这个罪犯吗？ ”
10、“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我还是负主要责任的。 ”
1．灾祸频繁的国度
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中国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宋史.仁宗本纪》载“地震，吏民压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据《洪荒启示录》的统计，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仅鲁北就饿死了200万人）。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50～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中华民国38年间饿死的人数达2亿。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毛统治的27年饿死的人达1.2亿。
农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统治，长期屈服于各种天灾人祸，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徙，造成农耕族群的性格整体较为懦弱，养成服从、逆来顺受的习惯。所以农耕文明更容易产生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而游牧、狩猎文明则强悍得多，他们与大自然更多的是斗争和迁徙。而迁徙和殖民的组织需要由某个首脑或家族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往往是由选举产生，不可能独裁，领导所做的各个重大决策必须与全体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来共同通过这个决策，否则他的决策因为不能服众而不会产生任何效力。早期的希腊正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希腊地区形成的一个个殖民点，而慢慢形成的一个个城邦国家。早期罗马也是如此。而后的日耳曼同样是游牧民族。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权制度很难产生，一旦某地出现了集权和暴政，人民就会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这和中国的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国独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从，当过了某个临界点时，则会带来农民起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举世无匹。
2．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年正当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一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一篇文章，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适以为，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一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大狂，他说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反驳之一，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堕落了。
对此，胡适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胡适沉痛地说，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
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胡适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3．中华文化的低劣性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画地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31 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停滞的，甚至至今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存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J.密尔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原封未动”（J.密尔：《论自由》第77页），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压制个性，“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恶。
中国从宋代后就进入停滞型社会，一日本社会学者写的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昔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猪狗不如的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各路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是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礼杀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一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正义，那时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这是因为：①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文化之谓也”。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
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过一个主张“无君”的鲍敬言，只能根据东晋时的葛洪的《诘鲍》，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中国原来还有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之贫乏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悲哉！20世纪的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全球伦理准则，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一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一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14世纪就普及了有着复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一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一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波普说过：“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4．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朝廷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思想文化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人们的精神活动被扼杀、被愚弄，民众长期被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于对帝王权力提出质疑，便会立即遭致杀戮；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绝路。
黎鸣说：中华民族充满了阿Q，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标准的阿Q；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时曹刿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一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上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中国人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愚蠢。
中国人的愚蠢是专制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说是马；你明明听到了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你只能顺他的意，否则就要诛九族；或者你装聋作哑逃过一劫，这叫“难得煳涂”。结果，中华民族消灭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隶、成了阿Q。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能不愚昧？一个民族的堕落从关闭大脑开始，一个不能自由思考、象猪一样生存的民族怎能聪明起来？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说中国人心“厚黑”，柏杨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个“大酱缸”，黎鸣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因“愚蠢”而“白活”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即：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面地丧失了人类智慧自然发展的天赋权利。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专制统治者对中国人教育思想的彻底的垄断。
在专制社会，人们在“听话、敬上”的教条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识不到平等博爱；他们只知道等级、特权和服从，“人上人”的帝王意识根深蒂固，把野蛮当文明，理性被关闭，人们普遍愚昧，社会在腐败贫困中崩溃倒退、再崩溃再倒退。
我们落后，是因为愚昧；我们愚昧，是因为丧失了理性；我们丧失了理性，是因为不懂得逻辑思维，不懂得自由平等，在专制的恐怖下丧失了理性思维能力。一个不会理性思维的民族，不可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们落后，是因为野蛮；我们野蛮，是因为丧失了天理良心，丧失了对神的信仰。我们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神圣，在苦难的折磨下丧失了爱的能力。一个不懂得珍爱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说成是追求“先进”，权力崇拜，维护权势，帮穷人有啥好处？轻视弱者的生命，说被轧死的人是闯了红灯，连起码的悲悯心都没有，甚至为生命的丧失而幸灾乐祸，何来良心？何来理性？
专制体制、背离上帝是中国文化野蛮的主因。在专制政治下，人们绝对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没有批判的权利。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人类如何能拥有真正的独立创造、客观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识？只要中国不断持续专制体制，中国文化就不具有独立自主与自由创造力的可能。只要专制体制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沉沦。中国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变文明沉沦的命运，首先必须推翻专制政权，否则永远无法挽救中国文明沉沦的命运。
89年在邓小平的淫威之下噤若寒蝉就够说明问题了，万里也就是一个见机行事的政客罢了，还不如赵紫阳，至少还敢坚持自己的立场。
万里最好多管管自己的丑孙女万宝宝，别让她在西方丢爷爷的脸，丢中国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