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
让执政者换班，或者让执政者通过下台接受再教育，接受权利丧失后的考验，经过一番风雨的洗礼后再执政，永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防止官本位思想持续蔓延。杜绝各种各样的腐败意识萌生。这就是毛泽东从1949年进北京城就一直思考的问题，这就是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与与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王卓超（时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等人多次谈话的要点和实质意义，这就是毛泽东1966年必须与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公开摊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国家领导层进行大洗牌，让下层的优秀杰出的工农兵替代，可以永远保持艰苦奋斗，远离贪图享乐，与大多数人民同心同德，这样打下的江山才永远不会丢失，变色，垮台，灭亡。这就是毛泽东自翔为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仅次于打下江山的第一件大事。严格地说，这件事比第一件大事更难，因为，＂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用黄炎培的话说，打江山时,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守江山时: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没有对立面了。惰性自然地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了干时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资治通鉴·唐纪》记录：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对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译成现代文字：唐代初期，唐太宗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保持已有的业绩哪个难？”房玄龄回答说：“国家开始创立时，我们与各地豪强竞相起兵较量使他们称臣，创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在艰难的时候取得天下，而在安逸的时候失掉天下的，保持已有的业绩难啊！”
毛泽东一再讲防修反修和艰苦奋斗（其实就是防止干部走向腐败，防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跌入周期律），这让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也从心里排斥。在共产党内，只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中共元老谢觉哉说: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儿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助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要坐我的小车，吃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是非常危险的。”
"打天下"的第一代战将, 开国有功, 但大多数仍然有农民意识。很难处理. 如果毛泽东不处理这个问题，没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