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转帖）

一些人说，“因为干部的腐化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这根本不是事实。文革究竟怎么会发生的呢？那要从1956年周恩来的反冒进说起。 　　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的苗头。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多数党中央领导人，反对冒进，主张从客观规律出发，根据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建设，但却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继1955年底提出根本达不到的粮食产量高指标后，对于已经过多的基建项目，却认为不但不能减，还应增加。由于多数人反对，毛泽东一气之下，离京南下。 　　1958年初，不肯服输的毛泽东凭借个人威望，利用政治高压对周恩来等领导人进行压服，严厉批评反冒进给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和右派攻击“两者是相关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45页）。之前，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报告，当众质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你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反冒进的！”（同上，第639页） 　　就这样，毛泽东在强行否定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后，发动了三年大跃进，结果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进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数千万人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事实证明，周恩来、刘少奇反冒进是正确的，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搞大跃进是错误的。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一些干部也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指名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指出，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在一些地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谈到刘少奇讲话时指出：“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第1196页） 　　只有林彪一人作了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辩护的发言。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9页） 　　很明显，这里所谓“修正主义”，就是指七千人大会上一些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错误的正确批评，特别是指刘少奇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正确判断。 　　江青在文革中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对林彪为他辩护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北京第1版，第16页）这说明，毛泽东确实是把党内正确意见说成“修正主义”了。这也是毛泽东最后发动文革，用林彪来代替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的远因。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在被问到“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的回答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不要夺取政权”。 　　事实是，在毛泽东提四清的目标是整走资派时，刘少奇没有当场反对，而是当场支持的。当毛泽东提出“不要提阶层”，“只提党、党委”时，“刘少奇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走资派），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69页）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并没有“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修养》中明确提到当时民主革命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买办势力”，“我们党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修养》没有“说不要夺取政权”，而是明确指出，“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在取得政权以后。” 　　1965年2月，毛泽东背着党中央，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革的序幕，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背后涉及更多的中央负责人。可是从文章起草到发表，毛泽东却向中共中央保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宣部负责人，全都不知道，都由毛泽东个人决定。（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北京第1版，第37页） 　　1966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保密了八个月之后，由上海《文汇报》抛出，编造谎言，捏造罪名，攻击北京市副市长吴唅，欲以此作为打倒刘少奇的文革的切入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质问上海方面：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1966年3月下旬，康生向毛泽东透露了此事，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44页）两个月后，文革就爆发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有着诸多环环相扣的必然因素。 　　由于抗美援朝、恢复经济、三大改造这一系列大事都取得胜利，毛泽东骄傲了，不谨慎了，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了，官僚主义滋长了，这就必然犯错误，这个大错误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带来灾难性后果，毛泽东虽然也对已经认识到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别的领导人的批评和正确意见，却不能容忍，就说那是修正主义进攻，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发动文革的舆论准备，并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对被他称为修正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进行反击。 　　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到文革，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必然在党中央处于极少数地位，甚至无人支持，这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年5月1日）。既然无法用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达到目的，就必然背着中央政治局组织这种反击。而当这种反击遭到党内健康力量抵制和质问时，毛泽东只能冒着“准备跌得粉碎”（《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的风险孤注一掷，利用个人崇拜的能量，私自调军队进京驻守要害部门，并诉诸红卫兵暴力，全面开展文革，先发制人，把批评他错误、了解并有可能揭发他错误以及支持他不力的人先行统统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