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真实的中国，论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转帖）

                                  31年真实的中国，论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要说1931年中国，就不能不提在此之前发生的中原大战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蒋介石以各个击破策略打败李宗仁、 冯五祥后，只有阎锡山的第 3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实力，有20多万人，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京、津地区。阎锡山预感到下一个打击将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动于1930年2月10日给蒋发电，建议第1、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野，脱离部队，将军权交给党，由国民党中央征求全体党员意见， 以总投票方式决定如何解决党争。蒋介石当然不接受，于2月17日复电， 指责阎割据称兵，威胁中央，制造内乱。但阎的建议在国民党内得到广泛响应，各派代表云集太原，对阎表示支持，向阎献策。一时间，阎锡山成为各派联合反蒋的核心。

　　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15日，这57位将领又通电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否认蒋介石的地位。4月5日，蒋下令讨伐，大战爆发。双方都想拉张学良以壮大声势，张则表示中立，不参与任何一方。阎、冯的部署是：以第 3集团军主力在津浦路北段作战，目标是夺占济南、徐州；以第2、第3集团军各一部在陇海路郑州以东作战，夺取徐州，然后与第3集团军主力会攻南京；以第2集团军一部在平汉路南段作战，目标为夺取武汉；同时李宗仁部由广西出湖南，协同冯军会攻武汉。阎锡山设大本营于津浦线，冯玉祥坐镇郑州指挥。蒋介石也摆出决战架势，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节制平汉、粤汉两方面作战；蒋则亲到徐州，指挥津浦、陇海两线战事。 大战开始后，阎、冯军5、6月间颇有进展：在津浦线，阎军攻克济南，直下兖州；在陇海线，冯、阎军占领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毫县，逼近徐州；在平汉线，冯军攻占河南漯河；在南方，李宗仁也很快占领长沙、岳阳。但正当反蒋军在各线推进时，蒋又收买冯部将领刘茂恩在陇海前线倒戈，打乱了阎、冯部署，使其攻势顿挫；又令粤军将领陈铭枢攻占衡阳，切断李宗仁后路，逼李撤回广西，战局逐渐转为对蒋有利。

　　在此期间，蒋又多次派人向张学良游说，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以华北和青岛地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通电，随即率两个军11万人入关，进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平、津一线，实行武装调停，使阎、冯全盘陷于不利。10月中下旬，阎、冯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蒋再次获胜。

　　这次大战，反蒋军兵力约70万，蒋军兵力约30万，张学良东北军11万，总计各方投入兵力在100万以上，历时半年，伤亡约30万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因战场主要在中原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

　　根据上面的引用资料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中原大战给北方主省带来的伤害不是短短一年就可以平复的，何况连一年也没有,很难相信满目创痍的北方能成为抗日的后勤基地。

　　而中原大战除了造就蒋以及南京政府的权威以外就是北方势力的大洗牌。韩复渠等一批新军阀开始执掌一省大权而阎西山等老军阀们也在自己的地盘舔着伤口，休养生息。而在中原大战时取得重大利益的张学良正在整和自己新得到的地盘。而蒋以及南京政府才刚刚开始启动军队、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上上下下对于日本都没有任何防备，也没有人会知道日本将在31年9.18日吹响侵略中国的号角。

　　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已经调了11万军队入关的情况下（其中包括东北军仅有的三个炮兵旅）为了平息河北石友三的叛乱又调了2个旅进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30万大军中的精锐以及半数部队在9.18爆发时已经不在东北了。

　　大家也不要忘记东北幅员辽阔的边境线也需要部队镇守，实际留在东北军军事以及后勤基地沈阳部队可想而知会有多少。

　　而此时在北方的军阀们又会有多少人支援张与东北军呢？首先阎西山刚刚因为张学良而输掉中原大战，恨不能食其肉，可想张与日本一旦起了冲突，阎只会火中取粟决不会雪中送炭。而韩复渠执掌山东不久加之日本在青岛等地驻军，并且根据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几乎可以肯定，韩不会也不敢出兵帮助张学良抵抗日寇。

　　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根据抗日战争中中日陆军伤亡比例，中日陆军之间综合战力比为3：1应该不会是乱说。如加上日本空中优势，这种差距更明显。可以说日本一个师团与6、7万东北军战斗力相当。如张决定对日作战，毫无疑问，关内东北军精锐将会遭受日本航空兵空中轰炸。其他损失不敢说，那三个炮兵旅的火炮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东北军有防空训练？怀疑中），加上东北军的后勤以及军工企业集中在沈阳，日军占领沈阳几乎意味着东北军的补给被断，根本没有短时间消灭日本师团或者说将日本人驱逐离开沈阳的能力。而一旦旷日持久，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日军必定会支援沈阳。（也许战斗结束后日本政府会惩罚擅自发动9.18事变的军官，但是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所以增兵是必然的）。从朝鲜、日本本土经海路援助沈阳日军实际用不了多久。而失去后勤基地的东北军拿什么来战胜日本军队？

　　也许有人会提出国民政府支援，可是根据31年中国现状，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在31年与日本开战。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首先这些割据势力眼中是只有“家恨”没有“国仇”这个概念的。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居然会为了“倒蒋”而跑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支持，实在是大大的鼓舞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

　　如果说这些分裂势力还不能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不对日宣战的理由的话，那么发生在1931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就基本断绝了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31年对日宣战的可能性。

　　“1931年发生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灾情遍及川、鄂、湘、赣、皖、苏6省，淹没农田4620万亩，死亡14.5万人”虽然南京政府其实是一个地方型政府，但是作为名义上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不可能对灾民无动于衷，事实上南京政府的确也做了他所能做的全部。

　　“据8月6日《申报》报导：浔关浩渺，火车、飞机、电报均停。圩堤冲塌，田野悉成泽国，房舍牲畜农作物尽遭淹没，灾中有2000多人被淹死。80%以上灾民因饥饿四处逃荒；又疫疠流行，病患者占灾民人数的11%以上。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委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给江西包括九江、德安、星子、湖口、彭泽、瑞昌、永修在内的一等水灾区共12县，运粮拨款。各县分别举办了施粥场。”

　　在这种内有水患外、国力贫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希望国民政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无疑于妄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么说是不是认为国民政府、蒋本人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动于衷甚至是“以我国之物力，结彼邦之欢心呢？”虽然很多人愿意这样认为，但是这是和事实不相符合的。

　　“国民党军队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顿当时多达两百万的臃肿军队、统一军令事项作为当务之急。1927年4至5月间，颁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职能；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非紧要的军事机关，整顿兵站；10月，军委会决定军队编制案，审定全国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三师制。这些工作，为全国陆军整编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并颁布了一系列陆军规章制度。次年1月，又召开编遣会议，制订陆军编制方案，但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击败国民党内部其他各派系军阀后，全面开展了陆军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陆军的中央指挥系统，规范陆军的编制及其行政制度、后勤供给制度、军事教育制度等。1933年6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役法，改中国传统的封建募兵制为征兵制，实现了中国兵役的近代化。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筹建和整顿了装甲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种，筹设了步、炮、工、骑及辎重兵等军事学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拟定于1936至1938年三年中调整60个师作为甲种常备兵师和乙种预备役师。并向西方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调换部队装备，划一武器种类，改革训练方法，充实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陆军近代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海空建设。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除清未遗留下来的几艘舰船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海军几乎没有发展。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下设四个舰队。此后，海军部曾提出造舰60万吨的方案，并向德、英等国购买舰艇，整顿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0吨。

　　中国空军起步较晚。辛亥革命后，第一批飞机才进入中国领空。1914年，袁世凯曾出动飞机镇压白朗起义。1911年11月，北洋政府虽设立了航空事务处，统管全国航空行政，但空军仍隶属于陆军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陆军分开。1928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改组为航空署，隶属于军政部，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建立航空队，设置空军总站，购买飞机，开辟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至杭战爆发，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当然，国民党海、空军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逊色于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海军的总吨位，在抗战前仅为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但是，同陆军一样，国民党海、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越前辈，进入了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全盛时期。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战争中起过必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

　　上述资料很客观的告诉我们，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在1931年以后几乎是全程提速，这是和日本对华侵略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以及蒋都看见了日本对华威胁，加紧了国防建设。当然现在大家可以指责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中的失误，但是综合当时的国情，实在没有指责国民政府卖国的理由。

不但在军事上改革，在经济上中国也是在31年后加速完成了“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等改革的。虽然宋子文经济政策错误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他也是做了贡献的。

　　可以说31年9.18事变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变，对于国民政府以及蒋本人来说刺激更大。国民政府以后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在“如何不亡国灭种”这一基础上的。

　　至于遭受广泛质疑的“黄金10年”，我个人还是认为这10年对中国能坚持与日本周旋8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而在国际上31年时我们能获得像37年那样世界各国的支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27年—33年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个强国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国内经济上。而不是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事实上日本在31年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也没有侵犯各国在中国的利益。

　　而真正能在远东对我们有实质性支持的苏联（苏联在东北也有特殊利益）也因为中东路事件与国民政府、东北军交恶加上苏联国内肃反，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对31年时的中国提供支持。况且日本人聪明的没有触犯苏联在东北“特殊利益”。

　　而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为代表的西方在华军事人员普遍认为中日开战，中国最多能坚持3个月。因此没有必要对华援助，因为这些援助最后只能便宜日本。 而日本的“三月亡华”论也不是村夫狂言，而是有按照西方流行的军事观点科学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这和中国军事专家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屡次预言美国将遭受重大损失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在民族与国家到了真正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理性、科学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关键是这个民族有没有不屈的精神！

　　最后说说中国共产党，的确中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个公开提出抗日口号的政治势力，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中共抗日口号的变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旺时，口号是：抗日必先反蒋；而当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实力发生变化时，口号就变成：逼蒋抗日；而当中共军事势力大大受损，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时，口号又变成：联蒋抗日。 口号的变化，其中奥秘颇为引人联想。

　　要是国共双方能在31年就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那么大。可惜，历史就是历史，是没有也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