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永不放弃
正文
这是我在国内博客上看到一篇小说, 数次被删, 以下的版本是去年年底down的一个版本。转贴于此，聊作纪念。转贴未经作者同意，小说原贴自：http://blog.focus.cn/myblog/20100266.html
by 长城饭店 于 07-02-23 22:05:01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70s&MsgID=188224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
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
P大的9月和10月是一个清新的季节，湖水与天空前所未有的高蓝。
（四）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
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这篇是不是后来那部著名的电影啊?
89,89,89,
没有想到他们受这么多苦.
谢谢长城饭店，辛苦了！
文章太长，分段转才行。
谢谢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
北大往事
(1)
我写作，是为了治疗。每当走在北京的街头，我都能从匆匆的行人当中找到一些有特殊标签的身影。在某些瞬间，他们的眼光是游离的，他们的意识是迟缓的，他们的动作是笨拙的，在这些瞬间，他们暴露出一个秘密：他们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如同幽魂，在机器和水泥的森林里游荡。但一旦他们发觉自己被注意，灵魂开始附体，他们活过来了。
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游魂。如同吸血鬼，如同聊斋，如同一切因恐惧而吸引的传说，我们读自己的历史，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和别的种群和平相处。如同每当月光出现，我们的灰暗的脸开始柔和，舌头开始灵活，四肢开始有力，眼神开始明亮，月光慢慢出来，幽魂在行动。
我写作，是讲这群人在阳光下的故事。他们是月光下的主角，却必须在阳光下生活。如同演员背好了悲剧的台词，但报幕员却报错了喜剧的剧名，四面八方的观众满怀期待笑声和轻松，你却听见精心准备的面具发出碎裂的声音。
(2)
我从来不是一个巫师，没有灵异的预言天赋。我只是像一棵植物一样经历，承受，在经过多年以后才突然醒悟，原来时间也是有神经的，它的触角伸到广袤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并非如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而是在水中游走的长蛇，感受，传导，然后反应。它迅疾如闪电，威力如魔咒，灵验如照影，过去的留存可以诡异地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点事先找到结局。我要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节点，指出这些节点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弗洛伊德说，人类的童年至关重要。
我要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准确地说，我要讲一个以爱情的名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植物般的小小往事。植物也要争夺土壤，争夺水，争夺阳光，在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司空见惯的死亡。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植物，是弱者的骄傲方式，是我行我素的象征。植物也有痛苦，也有欢乐，植物的历史比动物更悠久，既然已饱尝生的痛苦，当然不忌惮死的欢乐。
我要讲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我一直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动物性的攫取行动，而是一种植物性的本能，当生态发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将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且在那些贫穷的地方产生。那里的生命恰如卑贱的野草，没有起点，也不知道终点，它不是一个媚俗的红色经典，也不是一个高雅的小资戏剧，而是在各个历史不断重复、不断变换细节的诡异传说。
(3)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青春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末上的大学，如今已经十七年过去。对那个时代，虽然我如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但当年的那些细节仍然如在目前，成为偶尔突然让我泪流满面的脆弱回忆。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写过一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著名煽情文章，我佩服的是他能将八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上升到一种民族代言人的高度，这种差距，也就是我之所以不能触摸到和他同样的人生高度的根本所在。
当我站在窗口眺望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时，我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有一种力量能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和张发生在那个激情的革命年代、那个惨白的青春年代、那个充实的匮乏年代的林林总总的往事。这场雪把一个叫张的女孩从我内心深处勾出。
那些和雪有关的美丽往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痛苦往事，都与这个叫张的女孩密切相关，与我上大学的第二年4月的那个深夜相关。那个夜晚虽然已经被写入正史，但它只是重大事件中一个细节和链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湮没在更多的历史变革当中。而对我的爱情谱系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夜晚只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那个夜晚是被上帝控制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夜晚。
(4)
往事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意志游走，那一定是谎言。我们绝大多数是那些被牢牢固定的植物，他们的自由，只是在青春时期的尽情反抗，和青春过后仰望天空时的悲怆梦想。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生长、繁盛、衰老，接着死亡。平常这些人是沉默的树，你听不到树的声音。现在，风来了，你听见树叶的声音。
那什么是风？
风就是我用计算机敲下的文字，它们任何没有声音，吹过树的往事。在春天，新的枝条和叶子长了出来，远观繁花似锦，但靠近时，却可以听见它在冬天时冻伤的声音。在这个羞于悲伤的年代，在这个崇尚快感和成功的年代，我和张作为两个普通的小人物的二十年往事，唯一的价值在于它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只属于一小群人的点滴另类体验性历史。其实就在我在深夜里敲击键盘、郑重回忆的时候，这些往事已经永远死亡。
（一）
P大是一个具有名士风度的名校。作为名士风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晚上不睡觉。尽管同屋的兄弟们个个自诩具有超越个人情感的民族情怀，但肉眼看过去，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在深夜十一点熄灯后和其他人一样打牌，聊天，谈女人。
那个晚上我在做两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诗。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我十五岁的有限智慧，盘算如何才能拉到张那双洁白而丰满的手。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有多少人在做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张是我们系的系花，是我许多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们青春年代的梦中情人。
我和张是同班同学。我姐姐是P大的86级英语系，1988年我从家乡考上P大后，姐姐把我带到了燕园。燕园的风景干爽美丽，那些杨树孤独而挺拔，在初秋清冷的早晨里赋予我一种自信而孤独的力量。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跋涉，火车飞速的前进让我下车后仍然觉得世界在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一连三天都埋头走路、抬头看路，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头一脚踩踏实了，第二脚再跟进，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恍如隔世，却洋溢着一种诡异的幸福。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我初到P大的感觉，我想说，一切犹如童话。校园里头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女孩，花枝招展，与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的灰色着装形成了震撼性对比。刚下火车带来的头晕目眩，并不妨害我对她们表面若无其事的心潮澎湃。看着看着，萌动的生理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让我难堪而无比渴望。四年后我在张的同学留言时，写了一首描述当年入校的诗。全诗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句“在那个九月啊，穿上我的盛装，一切犹如童话，青春的欢乐瞬间绽放”之类。在那个羞涩而依旧正统的年代，诗歌是我们和缓地发泄生理欲望的唯一出口，文学也还尚未如“梨花体”声名狼藉。我在P大上的是文学系，也就是受了情诗的毒害。在P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它犹如风中之手，给了我一张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的行动地图，把我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推到了这个与电影拍摄基地无异的人生驿站。
新生到了应该先去报到，但已是大三老生的姐姐很油地朝那些欢迎的队伍笑笑，一路跟熟人打着招呼，一边直接快速地往前走。姐姐突然停下脚步，骄傲激动地说：“小虎，你看！”
我赶紧抬起头看，已到校园深处，左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右边是一个漂亮的塔，与姐姐春节探亲时带回来的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模一样。我和姐姐一样激动地说：“姐，就是那个未名湖吧！”
湖边人很少，风却很大，在湖边的那种宁静让我青春的躁动瞬间消失，寒窗苦读的岁月瞬间袭来，让我暂时忘掉了从南门到三角地那段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复苏了我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我一边默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边批判自己不要做第N个李自成，感觉自己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P大。
未名湖本是Y大的地盘，解放时P大随着司徒雷登撤离后才从红楼迁过来，所以从血统上来说P大是鹊巢鸠占。可惜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师兄师姐们在给我们讲P大光荣传统与秀丽风景时却闭口不提这段历史，似乎只在北大校史上才轻轻地带过一笔。
我当时全不知道，只是觉得P大的革命传统是如此自然地与未名湖融合在一起，在青春年代有铁血玫瑰与化骨柔情如此风花雪月的陪伴，那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
站了一会儿，姐姐说：“现在你可以去报到了！”那表情庄严而神圣，仿佛电影里的学生领袖，如果非要找一个神似的参照，那可能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尽管迄今为止，信仰唯物主义的她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袖，在遥远的美利坚靠给美国大学生讲神学糊口，每天还带他们做祈祷。于是我受到了感染，也同样表情神圣地说，“我们走吧！”
我头晕目眩地往回走，宁静清澈的湖水，沙沙做响的银杏，彻骨清凉的秋风，还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成为我对P大的永恒记忆，也成为所有人对P大的红色回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想起我和我周围同学的生活轨迹时，我越来越意识到，P大从红楼搬过来也许未必是什么好事，在这场风花雪月的诗意背后，培养了一批把诗当成生活的人，也从此造就了他们人生的幸与不幸。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我首先去报那个到而不是去这个未名湖，我是否会变得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如湖水一般的天真烂漫，我是否会依然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如此沉默而投入，是否会在一场谁也无法左右的时代巨变中如此喧嚣却边缘，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谜。
P大的新生刚入校，校园里似乎特别热闹，姐姐把我带到了宿舍，放东西，整理铺盖，就把我带出去见我的老乡师兄。在那个昏暗的楼道里，我一脚踢翻了一个水桶，于是苹果滚出了一地。师兄赶紧一边把苹果检进去，一边招呼我们坐下。带眼镜的帅气师兄给我和姐姐一人洗了一个小苹果，又很帅气地递给我们。那些苹果非常涩，我从小家境贫寒，连这种苹果都吃不上，第一次吃觉得很香。
但我姐姐吃了一口，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酸！”
帅气师兄很帅气地说：“你就知足吧，看在你弟的份上我才拿出来的，这是我们昨天半夜去静园偷的，老鸟那厮还差点被白大爷逮住了呢。”
我姐姐说：“是吗，那你再帮我们偷一点。”
师兄说：“不行啊，最近查得特别紧，不过要我们给你弟弟弄一辆自行车吗，七成新的？”
我姐姐说：“你给他借一辆，偷的不要。”
师兄有力地挥动一下大手，然后说：“放心。我们只向那些鸟人借，给他们打借条，过一段时间就还给他们。读书人只借车。”他帅呆的风度仿佛西部牛仔，成为我到P大的第一堂政治思想课。我第一次知道苹果是可以偷的，自行车是可以借的。
我遇到张是在进校的第三天。那天阳光明媚，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火车晕眩症却依然没好。当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奋斗在去图书馆办证的路上时，我遇到了张。当时我正忙于不停地抬头低头，漫不经心地磕到一颗石子。石子嗖地飞出去，发出刺刺摩擦地面的滚动声音，却以更快的速度又回到我的脚下。
这颗石头诡异的运动曲线，大大超出我的物理学常识，再加上该死的晕眩症，让我惊讶得口水都掉出来了。就在我清楚地看到口水掉在地上的同时，我看见一双女孩的脚。当时的难堪让我记不住任何其他的细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泥地面的石头、道旁的灌木（后来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紫丁香）、一双结实而洁白的脚，那双脚包裹在一双塑料凉鞋里面，成为我短暂的青春岁月里最性感的回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秋风摇曳的图书馆前，张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虽然发生在清凉秋天，却比任何一个温暖的春天都灿烂。
和外界对P大的想象大不同，P大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老巢，更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张在中学时就是预备党员，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她的服装从来都是朴素的，在大学四年里我没见她穿过什么象样的衣服。她身体极其健康，爱好运动，那颗飞而复来的石子就是她从图书馆办证回来，突然看见脚下一颗运动的石头，于是顺脚给我踢回来的。
虽然我是第三天才认识张，但她坚持说是入校的第一天。作为共产党员，她还没到校就被任命为文学系的接待员。那天她在很远的距离就从人群的夹缝里看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背着一大捆铺盖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戴副眼睛的女孩，仿佛我是她从火车站雇来的童工。我当时似乎头发很倔强地往上立，眼神恍惚如游魂，仿佛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过双重压迫，那种中国旧社会劳动者的形象让她一下子就对我印象深刻。
（二）
在我进校的第四天，我的非常非常帅的老乡师兄给我借到了一辆造型奇异的自行车。没有挡把，只有两个轱辘，风格简洁到极至，没有任何零碎。师兄说：“小东西，记着，别骑太快，嘴勤快点，看见人先吆喝，要出事了就拿脚当刹车片。”
一块过来的姐姐笑着说：“你以前不是说七成新吗？”师兄很帅地摊开大手，说：“本来有一辆，没想到老鸟重色轻友，把车先给他未来的女朋友了。现在刚开学，借辆车也不容易。对了，这把链子锁，五块钱。”姐姐给了他五块钱，笑着说：“好在你们快毕业了，P大就给你们这些人带坏了。”
师兄是我们系85级的，据说非常有才，人长得奇帅无比，还写得一手好诗。我们刚到学校，师兄们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成绩是无所谓的，只要及格就行，但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讲谁谁谁的课一定要去，谁谁谁的书一定要读。我们一边装做很认真地听，一边竖着耳朵搜集飘在楼道的流行歌曲，细心地揣摩哪个师兄的手势摆得最帅气，哪个师姐或同学的衣服最漂亮，琢磨学二的饭到六点还有没有，到哪里买到最便宜的自行车录音机这种关系到P大园计民生的问题。
在P大，自行车、录音机和白色名牌运动鞋被列入重要资产，一旦拥有即从无产阶级跨入有产者。在同学里，我是第一个得到的自行车，最先成为班上的有产者。不过，这免费的幸福失去得也最快，在一个星期后又被别的兄弟借走了。
我们班上30个人，男生女生各15人。在开学的第一周，我所心仪的女生有15人，在开学的第二周，我的心仪女生已经减少到七八人。慢慢地，张成为我在夜晚吟诵的对象。但我似乎从未珍惜过和张的友谊，还是爱情，还是经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用来形容这段感情的名词，因为我对张的感情似乎永远是暗自欢喜和事后追忆。
在我小时候，我喜欢很多东西，但我从未得到。比如说，我一直对闹钟能永远一圈又一圈地走下去非常好奇，于是我拆掉了一个，但是再也无法将它复原，母亲黑着脸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我特别渴望长大，到一个欢喜着行动的地方。在那时，大学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地方。在P大校园的连续四个秋天和春天，和我最密切的不是健康和开怀大笑的张，而是另外一个清瘦的地质系女孩。毕业临别时，我终于和张在怒放的合欢树下留下真正的初吻，我甚至依然无法去正视并把握这一段叫诡异的自由体验。
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渐渐远去，那个灿烂的秋天犹如一张渐渐清晰的底片，变得越来越温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说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爱情是一个双方同时激发的瞬间过程，时光无法倒流，当你能想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那个激情波涛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精神上可以穿越时空，但肉身的我无法用此时的欢喜来与彼时的张相处，人始终处于真实生活中一个诡异的遗憾。
张比我大两岁，来自湘西边城。我们刚进P大的时候，文学系还是P大的一块招牌。在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一位孙姓老师就说，P大气焰最嚣张的系，只有P大文学系。原因很简单，P大文学系全世界独此一家，连老美都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国文学。虽然当时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刚刚开始走红，人多势众，但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这批新生更是承担了为P大添砖加瓦，为亲人光宗耀祖，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艰巨使命。那个年代考到P大读文学系的，都有点文学救国的思想糟粕，当时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冲上讲台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有。当时还有些陪绑的87、86级学生代表，看到他们无动于衷，以为是出于嫉妒。后来到第二年我们也作为陪绑坐在一教的阶梯教室时，才领悟到那位孙姓老师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的后现代。
虽然P大文学系早已没落，但当年确实荣耀过。在当年上街的大队伍中，敢打出系院条幅的只有P大中文和P大物理两个。如今的小青年听说我曾经是P大文学的，赶紧附和说，哦，那个系很有名，出过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我赶紧更正海子不是文学系的，是法律系的。1989年海子自杀，他的兄弟们在三角地摆了一个摊位为他捐款。我捐了一块钱后很快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去了。
在那年的五月，诗人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悲伤。我们的中心议题依然是革命，民主，自由，海子描绘的那些史诗天堂跟我们毫无关系。海子想拥有一所房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情结逐渐走红并被误读，只能属于一个在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全部被推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物质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能懂得海子，懂得海子思想的土壤所在，懂得海子这朵奇葩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当时，北岛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诗人，海子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眼里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反社会分子。我们的史诗，其实更类似于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格瓦拉，萨特，加缪，而不是神秘遥远的西藏和星空，直到如今我仍然保留这种看法。在1988年，整个社会都涌动一种燥热的气息。很多人都感觉中国会出大事，就像一场地震，说不好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不过在1988年的9月，我和张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上午，却依旧是谈情说爱的季节。
在当年的P大，只有周末才开放舞会，跳舞是男生与女生接触的最重要手段。入学的第二个周末，我姐姐笑容诡异地带我去跳舞。我姐姐是个超级舞棍，曾经每周末都混在学二，直到她的功课全面飘红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从大三开始，她的优异成绩一直保持到毕业。
饭厅里，师傅们忙着把油腻的饭桌和条凳支起来，摆放在饭厅的四周。条凳是跳舞时休息的座位，饭桌是用来喝水和放学生的衣服，中间自然是由饭桌围起的舞池。舞会开始了，在拥挤得转不开身的饭厅里，姐姐每隔三分钟就对我大喊：“小虎，怎么又踩着我了！”当我终于掌握了节奏回到宿舍，张的笑容在九月初凉的黑暗里慢慢浮现，让我失眠。
那个夜晚，估计有无数我的兄弟们和我一样，在性幻想的对象。
到了十一月，燕园的气氛急转直下。深秋悄悄来临，银杏叶落满一地，湖心岛上的枫叶随风吹过湖面，吹到。在肃杀的萧萧秋风中，无数的学者，作家，狂人，疯子还有野心家开始到P大来发表演说。我记得有一个叫何故的，给了我一个极其震撼的开篇式演讲。他说：“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是一只报丧鸟，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动乱！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即将走入一场危机……”
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还是非常封闭的，精神食粮意外地少，在课堂上能学到的新鲜东西极其有限，只有师兄师姐们传授的秘籍才多少让我们激动，而那些东西是如今早已不读的存在哲学、美学、经济学、法学之类。这些东西在别的学校更难觅到，每个讲座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校的人。阶梯教室里从讲台到最后一排，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日光灯下一看过去，到处是眼镜的反光。由于这些东西始终犹如秘籍而非被公开讨论的作品，神秘而难以讨论，它们对P大的学生犹如张对我，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幸福。比如说，民主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它们究竟怎么搞，是广场式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元老院的精英政治，我们的师兄和师兄的前辈都没有实践过，犹如只见过猪跑却没吃过猪肉的乡下屠夫，缺少目标性、行动性和彻底性。
对一个刚刚入校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危机。作为对中国政治的唯一修养，就是我小时候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反复抄诵的社论，比如《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比如《不怕鬼的故事》，又比如毛选里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滂薄于世界，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类的气势如虹的宣言。这些词句，我如今虽不再信仰，却依旧如童话般珍爱。在当时，虽然鼓噪的多是民主自由的口号，但真正参与的却多数是我这种共产主义的半忠实信徒。
十二月的P大，天气越来越冷，气氛却越来越热。人来人往，三角地上的小字报越来越多。燕园原先几天才有一个讲座，那时激增到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讲座，我忙得连课都不去上了，每天奔走于这些讲座之间。当时对我来说，这些讲座要比课本上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尽管听不大懂，仍然很激动。
有一天从32楼刚下去，突然迎头撞见了姐姐。她拿着热水瓶打开水，一看见我，很高兴地说：“小虎！正要找你呢！有好消息！”我一楞，还来不及回答，姐姐就说，“吃燕春园的涮羊肉。”我从来没吃过涮羊肉，从来都觉得羊肉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这虽然能吃上一顿免费的饭，对我顽固的胃口却是一个挑战。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姐姐是吃大户。她有个疑似boyfriend是83级的，疑似boyfriend的同学刚刚分配到浮想公司，一个月可以挣600块到1000块，如今衣锦还校，大宴宾朋。我喜气洋洋地混在里面吃完了，虽然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化纤毛衣，我三天之内都感到特别暖和。我第一次知道，物质上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P大食堂恶劣的饮食虽然不能维系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的身体，但至少能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维持一个起码的颜面。我父母都是教师，后来教而优则仕成为当地的教育局长，但仍然坚持教学。在我毕业那年，那个清廉的教育局长立即调到一个三流大学当教授，结束了他为官的沉重心理负担。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两姐弟寄100元钱，此外还要维系一个大家族的巨大开销，日子非常窘迫。
很小的时候我和母亲出去挖野菜，在春风吹彻的田野上，我尽情地奔跑，抬起头却看见我母亲一脸牵强的笑容，那种牵强的笑容对我的人格影响非常大。
多少年以后，当我终于能挣钱请我妹妹来北京吃一顿好饭时，我妹妹对我说，哥，你知道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心愿？我说不知道。我妹妹说，我看见你从来吃不饱饭，每次只吃两小碗饭，看看锅里，然后就放下筷子出去不吃了。所以我想以后我挣钱了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好饭。我心里哭了，却笑着对妹妹说，没事，哥哥以后永远养你。让你永远吃好饭。那年是1998年，我姐姐早已远在国外。
1989年的春节，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欢乐片段。我和姐姐经过长途跋涉，火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偏僻的家乡。在火车站，父亲母亲推自行车来接我们。他们的眼睛里那种期盼的光，我终生难忘。母亲看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眼睛里含着泪花，只说一句话：“回来了。回来了。”到家以后，母亲一改往日严厉的态度，待我们温柔如婴儿。瓜子、糖果、饼干、干黼摆满茶几，家里所有的美食神奇般地对我们开放，连妹妹也大大沾光。我们家是那种大家庭做派，讲究长幼尊卑，上下有序，妹妹在家里最小，平时最受气，待遇也最低。作为P大的高才生，我们经常出去见同学，或者被父母拉出去骄傲地展示，所以整个春节她在家里吃得最多。她奇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怎么不吃，其实她没有学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不知道人的需求是阶段性的，我们作为P大高才生在外已经多少有些见识，自然不再与妹妹抢食，所以后来我总结说，我妹妹当时的阶级觉悟，决定了她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在P大的大户里不停地吃。
春节回来以后，由于清醒地看到P大给我带来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与小城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开始真正向一个P大学生开始进化。我给妹妹写信，开始带着一种优越感，讲我平淡的大学生活。在我的信里，大学生活是那么的快乐，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求知快乐和生活快乐。
(三)
转眼间就到了4月。H去世后，P大一片骚乱。在那个夜晚，谁也谁不着。午夜十二点，以往的喧嚣突然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起身，站在楼道里。楼道里开始有人走动，低声地交谈。突然有人说，二十八楼陈波老师在那里！这话低低如同符咒，于是很多人纷纷下了楼，排成队，小队成大队，大队成纵队，慢慢地由西郊向东走去。
张和我都在里面。走到中途，我们讨论起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问题，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起，我对张说：“假如你死了，我给你送终。”张则死劲地点头然后又摇头，没有说话，整个路途上不再理我。
我们达到目的地后，坐在一大片平地上，清晨的北京还很冷，大片的方格子水泥地将有限的几个人显得分外渺小而孤寂。在那种时刻，就觉得自己坐在一堆棉花上，塌陷而不到底，尽管手指摸在地上，是刺骨的凉和硬。
坐了一会儿，学生们开始喊饿。我于是站起身来，推开别人递过来的钱，用身上仅剩的一百元钱买了一堆早点回来。这一百元是十张十元的，出发前下午我刚收到母亲从遥远的江西寄来的生活费，却没想到全花在一顿早饭上。我和张一家家去敲还未开张的店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户勤快的早点铺。张那天晚上没有穿高跟鞋，是穿了一双拖鞋出来的。看楼门的大妈试图阻击他，但她很勇敢地夺取了大妈的钥匙，于是无数云鬓散乱的娇小姐们从里面轰地出来，大声叫喊他们的情人和同学老乡的名字。张在乱哄哄的人堆里找到了我，于是噼里啪啦的穿着拖鞋就跟我一路前进了。
我和张的感情迅速发展，但仅仅限于秋波互递而已。每次长距离的走路，我们的面包和方便面都不会独享，甚至包括汗水浸透的“工作服”。矜持的双方都不屑于主动进攻的方式，于是只能像两军对垒一样，弄得双方筋疲力尽。
五月份的一个早晨，学生们难得地休息了一天，我和张在后湖的石径上相遇。密密的野林子掩饰着狭窄曲弯的小径，湖上鸭子吃着阳光照耀下的浮萍。我们都有些冲动，但长时间的凝眸对视使得激情又一次溜走。
张同时长叹了一口气，改口谈起上课不上课的问题。我连忙说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老师没水平，根本是尊尊庸言，张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课还是要上的，……，不过，现在乱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张，都坚信理想贵在坚持，尽管开始是没有理想的，但坚持下去，理想就会保佑那些上天下地求索修远的人们，到时自然而然地掉下一个理想国来。时程渐移，她那张秀丽的白面晒得黝黑，而她对理想国的怀疑色彩也日渐涂黑。
一天正午，热烈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在当初的那片平地上，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张突然对我发问：“你说，理想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我不否认有理想国，我是说，也许上帝根本没把摩西派来。”我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平素手口不离子曰诗云，偶尔也读读李金发的印象派诗歌的李维，突然来到城东来看我们。李维皮肤本来白净，许久不见，与我们这一大堆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声音也不是嘶哑的，相对的异常甜美，毫无破损。我从心里产生一种对他的鄙视。他至少讪讪地与张搭话。
张说：“学校还好吗？”
李维说：“大伙儿都不上课了，我也跑出来了。”
谈到最后，张请李维回学校带一本《依天屠龙记》给她看。筋疲力尽的我们已经无法再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能看些通俗读物或短诗什么的，这使我们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悲哀。当然如今我庆幸没有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使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不至于过于偏离，这已经是后话。
李维走后，张沉默许久，突然对我说：“他正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据说他是受到我们的影响，要冷静研究我们的这种现象。”
我们都已开始意识到实践者和理想研究是相距很远的，就像我和张之间的关系一样。后来回想起来，从开始相互的好感到始终难以接近，原因大概就是存在一到鸿沟，上帝已经给你挖好，你再努力想跳过去也是枉然。在具体的进程上，我们当初从被封闭的堡垒里欢呼雀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漂流到遥远的地方，虽然看不清楚方向，但至少感觉出前方并没有北极星圣洁的照耀。我们这些所谓的先驱因坠入盲目的实践无法自拔，而先前的沉底者已经很自然地泛起，上升，接替了我们思考的位置。
我对张说：“喂，你听我写首诗怎么样？”于是我用低沉的语调念了起来：
鲜花开在浮萍之上，
骄傲地迎着太阳。
人们却说：
既然你已经开花了，
那就去吧，
到那为人造福的猪口中去，
在咀嚼中将你的爱释放。
我和张都是南方人，知道浮萍作为猪草，一开花就要割去煮给猪吃。而以开在俗气的猪草上的鲜花自比穷乡僻壤中挣扎出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张和我的父母都是清贫的中学教师，平生郁郁不得志，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张有一个弟弟，正在念高中。而我的校友姐姐此时也忙于汪洋人海之中，不知迹象。
张哭了，哭过后，她忧郁的面庞像非洲出土铜俑般精美而圣洁，在我的眼里使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在这个太阳照耀的深夜里，我们背靠背相互取暖，背诵一些使人感动的诗句。夜晚真正降临时，张睡熟了，然后她在深夜又突然惊醒过来。
她推醒我，说：“喂，再读一首诗吧。”
我说：“不用了，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没有这个必要。”
我站起来，向圈外的一个男人要一根烟。他看了我一下，把烟盒给了我。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二根。我把烟分给周围的人，张也分一支。我们都不会抽烟，但深夜的严寒使抽烟成为抵御严寒和提神的有效工具。张点着了烟，并不吸，只是笑着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把烟凑上去，并不吸，只是让相触的两根烟静静燃烧。香烟的接吻随着它们生命越来越短促而结束，而我和她终于相遇在冰凉的嘴唇上。
我和张的眼睛里都放出一种光，互相盯着看。老实说，我和张的眼睛都算是非常漂亮的，称得上是秋波流转。那天晚上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我和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至今想起来，可能是一种饥饿的光。中国人有善于将苦难化为幸福的天性。饥饿如果源于理想，于是刹那间带些美丽，带些凄凉。
注视良久，张问我：“你害怕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我还有些感觉。你还有感觉吗？”
张回答说没有，可能人也快了。她美丽的眼睛里突然柔情阵阵，没有了往日大声的争吵和风风火火，瞪着鹿一般的眸子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你喜欢我吗，周？”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扭头向天空看去。天上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泪眼模糊的眼里全成了一片银海。周围的灯光很多，使人平日不易发现这么宁静遥远的天域。我们周围身边的一些人多半面目黎黑，双目呆滞。
远处一个叫林的女人在哇啦哇啦地叫，做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手势和符号，闪光灯打在她的身上，惨白得有些狰狞恐怖。周围的世界漂浮起来，但我真切地感到，面前那个柔弱待救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们赞叹鲜花的美丽，只是因为它的短暂。如果四季常开，人们将会诅咒这个只有花没有果实的世界。花该谢的时候就让她凋谢吧，因为平凡的幸福是与美丽飘渺的事物无缘的。
我强忍着泪水，回头对张说：“张，我想好了一首歌，唱给你听吧。”我唱道：
“花儿们哪里去了？
花儿结成果实了。
果实哪里去了？
果实给农民摘走了。
农民哪里去了？
农民为天使祈祷去了。
天使哪里去了？
哦，天使们刚刚吃饱，
正在为花儿歌唱。”
歌还没有唱完， 叫林的女人已经踩着断断续续的欢呼走了过来。她板着脸对我说：“周，你去一趟燕园，有个重要的东西请你捎去，记住务必在七点以前赶到。”
这个叫林的女人我认识，最初就是她那带有嘶嘶露气声的演讲将我从惰性的胡萝卜地中拔了出来。等我和她面对面守着夜寒时，我才发觉原先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如泣如诉竟然是由一种简单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当时我是否感到失落已经回忆不起，因为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声势，已经足以让你无暇反思，只能跟着潮流走。我们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渺小，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将对后代造成伟大的影响。
我接过那件东西，看了张一眼，犹豫地将手放在张的袖子上。张不动，说：“我累了，不想动了。”
林握了握我的手，说：“把她带走。你既然爱她，就要对她负责。我们已经没有希望，而你们还有希望，要把路走出去。”
我拉起张，跌跌撞撞地跨过人群，挤到路边拦了一辆公交车，就往西去。当时的公交车已经不用买票就可以上，只要学生拦车，就随时停靠。汽油味使空腹翻江倒海，难受得想吐。车上的人挤来挤去，我和张的身体软得像煮熟的面条，连抓住扶把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到学校时，校门的守卫朝我们讨好地一笑，紧接着套问东边的消息。我说：“不行了！有大人物要来，我们只好让开地方。”
信件送到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平常的食品，刺激着我们的胃口。张已经惨白如纸。我狠了狠心说：“张，你吃。吃完我送你回宿舍。”
张说：“那你呢？”
我说：“你别管我，我要赶回去。”
话音未落，张已经睡了过去。我把她托给一位不认识的人照顾，至今没想起那人是男是女 ，又拦了一辆车赶回东城去。人群已经为那位大人物转移地方了，而我的证件业已失效，于是我就像大海中溅甩出去的一颗浪花立刻瘫软了。我拖着脚步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家饭馆，我走了进去。店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革命小将辛苦了！革命万岁！要点什么？”
我说：“来四两水饺，一盘拍黄瓜。”
当那新鲜而滚烫的食物囫囵下肚时，我流下了滚滚的热泪，说不清是因为突然进食造成的腹疼，还是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在为伤口呻吟。我坐了一会儿，于是拦车回去找张。
我没有找到张，据说她送进医院了。那时进医院的人太多，根本无法查询。休息了一天，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我姐姐。她也变成了一个黑人，正说说笑笑地与几个黑黑的男孩子从食堂里出来。我们彼此打量了一会儿，仿佛对对方都很满意。
姐姐说：“小虎，你有事吗？”
我说没有，你忙你的去吧。姐姐刚走出两步，又转过来对 我说：“我宿舍里有一包鸡蛋，是周艳红给的。我来不及吃了，你就去拿一趟吧。”
我想起来什么，就问：“家里有信吗？”
姐姐回答说：“有一封，就在身上，还没打开，你先看吧。看完放我桌上就行。 八角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去。”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信，才发现北京和北京之外是两个世界，犹如1871年的巴黎和外省一样。但北京所能做到的，恐怕连巴黎的一半都达不到。五月的北京在浩热狂歌中悄悄地变成了一座宁静的城市，只有梦游般的人群在假想的舞台上表演。
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亮，黄黄的，嫩嫩的，像一块入口即化的黄酥饼。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人散步，一下子远离几步之遥的喧嚣天地，体会出一种深刻的分离感。
朋友的面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放过，但都显得十分飘忽。只有张的面孔是那么真实，像东城的月亮一样即可触抚。月亮挂在湖边的博雅塔上，周围翻滚着些许轻柔的雾纱，好像情人的心意在互相柔声轻诉。
(四)
之后的二十多天，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我们四处在京城游荡，一开始是在西山，后来是在卢沟桥，没事的时候，我就想想张。对张的思念好像昏黄的灯光下模糊的字，无形而又有形。
当我和姐姐一同去江南杭州游西湖暂时修整时，我们得到不能再回北京的消息。我们听到了无数的谣传和谰言，每一个新的都会否定前一个，以至于北京的情景变成一种无法描述和证实的想象。父母既然望眼欲穿地将我们诱盼回来，就不再允许我们出去。母亲搜去了我和姐姐身上所有的钱，将我们反锁在屋里。当时无法判明真实情况，而北京的诸多朋友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挥之不去。我们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与曾经同甘共苦的人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们必将追随而去。义无返顾的姐弟俩把还在读初中的妹妹叫过来，让她向我的一个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开始了我们的逃亡过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近的道路，以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昌，再从南昌转火车到北京去。这是第一次从家庭中出走。过去只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竟然梦寐般重现。汽车司机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的生意不太好。确实，汽车上只有几个人，两个老农，一个中年乡村女教师，再加上我们姐弟俩。中途零星地上下了几个乘客，都是短程的，司机以便收钱数着毛角票一边骂着粗俗难听的话。汽车在崇山赭石中穿行，不时地闪过几块稻田和破旧的房屋。我们惊异地发现，在如此落后的农村场屋上竟然也刷着“支持北京”的字样。
车开到高地平原后，从窗外看下去，真美啊！大块大块的梯田顺着丘陵爬了上来，整齐划一，一望无际。河水和湖泊像镜子一样闪着明亮的光泽。山坡上的牛羊遍野，悠闲自在地吃草。祖国的锦绣山河使我们暂时忘掉了不敢想象的忧愁。青年无忧的天性再次活跃起来，我朝姐姐笑了一笑，姐姐撇撇嘴，说：“你大概又要写诗了。”
我说：“啊呀，你怎么知道的？”
姐姐说：“每次你想问题时，笑起来总怪怪的，像只狐狸。”
我说：“让你猜准了。”于是又念给她听：
“爱情河，
我驶进死去的源头
江底流沙安栖你的专卧。
当年你肤色黝黑
体态健美，
将金色的阳光带入黑夜，
看起来像金色的流沙
像飘动的皇袍
披在我年轻的眼睛上。”
姐姐听完，笑着说：“肤色黝黑？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我嬉皮笑脸地说：“晒黑的，跟你一样。这样吧，我再给你的那个boy做一首吧！”我接着念道：
“唯有那桃花的颜色
令我想起这份上帝的赠品。
那时我无忧无虑，
享受着你天堂般的面容。
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是满岸的风，
悄声蹑过湖畔的问候。”
我姐姐是欣赏我的诗材的，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示意车厢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说官话的青年学生。我打了个寒噤，赶紧闭口不说了。
我们中途到一户同学的父母家借了三十元钱，除去车票钱，还剩下五十元钱。
我们到南昌后，先探头探脑觉得四周没有人跟着我们，才像两只老鼠一样蹿出了车站。我们找到了赣大尚未离开的几个学生，虽然素不相识，但我们一报出我们学校的名字，并且表示要北上时，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信任了我们。我们都是文学系的人，所以很多事就变得十分熟悉亲切，不需要交流争论太多的东西。
他们为首的人叫黄新，井冈山人，个儿不高，容貌端正，一望就是那种颇富正义感的书生。还有一个叫尹桂林的，黑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喜爱运动，说话也十分有趣。他们两个人给予我们逃难南昌中以最无私的帮助。我和姐姐至今感谢他们。在全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垂危局势中，没有勇气和责任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在中途下车借钱的时候，走漏了消息，于是全省都知道有两个学生要上北京。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以后，当我邂逅到真正表达过爱意的女孩时，她以惊讶的口气说：“真没想到，那一年来的就是你……”
江西是个美丽但贫穷的地方。地势北低南高，东西南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北面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五条河流分别从不同的高地虎跃而下，养育着下游抽摸稠密的人口。江西只有一条铁路横穿东西，但货流量不大，照我看来，铁路对于江西的真正贡献在于年复一年地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人才大批地送走，而这些精英分子一去不回头，告别了父老乡亲，再也不愿意回来。他们不愿意再踏上家乡的路，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走得太累了，并且对它彻底失望了。
就像一切文明落后的机体一样，江西对文明抱有既羡慕又害怕的“发展中”情绪。北京的风波虽然在震撼全世界，在江西却鲜矣反响。我们读书人的理想取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取向往往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对，它只是反映了最适合新兴精英分子的生存的理想，仅此而已。当我在赣大校园深夜难眠时，我就想，新兴精英分子如果长期处于依附状态，那么它的任何理想和要求都将被曲解变形，直至最后成为某种牺牲品。我们强加给中国的理想国就这样跌碎了，尽管它像天堂的鸟一样，曾经出入于迷茫的烟水之间。
天明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窍门声惊醒。姐姐冲进来告诉我说：“小虎，赶紧走！爸爸妈妈找我们来了！”
我猛地一激灵，跳起来就往外跑，连招呼也没给黄新打一个。这是我们出走的第三天，父母终于找到南昌来了。我和姐姐出走前，由我执笔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慷慨激昂地讲着大人们年轻时已经讲过的大道理，是用文言体写的。信中表达了不惜捐躯的决心：
“……国运维艰，与子同仇。奋匹夫之勇，惩独贼之心。身虽殁兮何足惜，士将去兮母伤悲。儿等离家，如蹈茫茫，幸勿牵挂。从今后，倘有不幸，亦将化作梁祝，月台孤冷，霜露浠浠，而日夜游于其承台之上，以告父母大人也。……”
我们逃跑日后被父母称作“一次丧心病狂的谋杀行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父母下班回家后发现人去楼空，再看到那封颇似遗书的信时，就登时傻了眼。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发动，以阻止我们去北京。
在我们刚到达南昌的晚上，他们亲自驾驶一辆摩托车往南昌飞驰，时速高达一百公里。江西的国道是出名的坏，柏油路、水泥路不多，大部分是铺上沙子的马路。不仅简陋，而且颠簸，只要稍出点情况，都可能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滴血，悲痛，愤怒以及一切负面情绪的集合。如果我们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是亲手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谋杀。但我们当时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革命的热情与家庭的亲情相比，号召力要大得多。我们对于他们是全部，他们对于我们却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整个县城，在整个江西，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流传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事隔多年，我才想到，万事有因必有果，前世与今生皆如此。在后面我会讲，这种全国性事件影响到千千万家庭，但这种悲壮的场景为什么只发生在我们家。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已经打听到我们的消息，派人来拦我们。来的人是我父亲的学生，赣大文学系的教师，我姐姐坚决拒绝后，就赶紧来找我。
我和姐姐凄凄皇皇地在街上乱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赣大是回不去了，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也失去了，回去向父母投降不可选择，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回北京去。尽管盛传那里情况不好，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理想之翅既然在那里升起，也应该在那里凋陨。
这时，我西裤的拉链突然坏了，敞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我虽然感到很羞愧，但无计可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有限的钱全部花在买一条裤子上。姐姐替我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军书包放在我胸前，这样走路虽然晃荡，但至少可以遮掩一阵子。军书包里有姐姐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和我的一本《西西弗的神话》，还有一个小半导体。至于衣物，行程仓促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所以在闷热的南方六月我们大受其苦，只好忍受一身的汗臭和酸味。
到南昌的那个晚上，我们把内裤洗掉，赤身露体地睡觉，清晨干了再穿，而外衣是来不及洗的，数日风尘奔波中显得触目的脏。只有此时，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相依为命，什么叫离群的散鸟。我们既然已离家出走，头脑中就不允许我们再回头。两只高傲的鸟儿此时已伤痕累累，它们仍然不得不互相鼓励：“飞啊，飞，家乡已被我们亲手毁灭，也许湖泊就在前方。”
我从半导体中收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平汉铁路工人学生卧轨而暂时停开。一种陷入泥沼的没顶之感彻底笼住了我们。我望着头发蓬乱的姐姐，她原先胖胖的圆脸已经削成了枣核，亮晶晶闪着白圈的深度眼镜就显得大了几号，在小鼻子上就要垂下来了。
我问姐姐：“咱们该怎么办呢？”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五）
两个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在根本不懂得人世艰辛的时候，突然被玩笑似的抛到了风口浪尖。后来才知道，整个江西都在动员寻找我们。比如说传说这两个北京学生四处流窜，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跑到山里了；又有的说这两个在安福的一座矿山里躲藏的时候被发现抓到监狱里去了，但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种种可能性都被夸大的想象力逐一讨论过了，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北京风声这么紧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去。这也可能是我们能顺利回到北京的根源。
我们从小就是读书，从校园到校园，有限的校园外的生活就是在我和张曾经走过的街道和平地上，而且只有几个月。那些日子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活在天上的革命者。饿了自然就会有面包和水，好的时候能碰上捐赠的牛奶，对一个从江西贫穷地区走出的山娃子简直是一种慷慨的馈赠。尽管北京如此动荡，我的生活费依旧如数寄来，似乎就像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那样自然。我们的生活费，在动荡的年代里，自然多数是与其他人分享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心。我当时手里有很多的钱，印象里曾经有几万甚至一二十万。似乎是在我手里存放了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就立刻跑到二十八楼把它们上交了。
当时我已经和张走散很久了。同学见不到同学，老乡找不着老乡，只知道肯定是在街道上和大平地上见面的概率可能是最大的。我曾经见到我的一个老乡，比我小一个月，他在不进食的队伍里待了五天，最后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进食还是不进食，在开始时非常严格的，只能喝盐水，其他的严格禁止，每个小分队中有一个选出来的头头负责监督。学生们穿着自己最干净、最漂亮的服装，庄严、肃穆，带着深刻的恐惧，选择要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的路程。歌声、掌声，是平地的主旋律。但到后来，衣服渐渐地脏了，脸渐渐地黑了，女生和男生只能根据衣服的款式和声音来识别，平地上被炽热太阳烘烤出的馊味，我们都已经闻不到，救护车每隔一会儿就响，队伍重新组合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基本没有了自己是谁的意识，就像一种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
幸好当时我和张一直在一起，当我和她发生完人生的初吻时，我们并没想到身体的进一步接触。多年以后我想起张丰满而白皙的身体，那种感受真是冰火两个世界。我可能会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生身体的进一步接触，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任何性的冲动都被饥饿偷走了。但对于两个还是一张白纸的当事人来说，这种解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钱的世界，没有压迫和阴谋的世界，只有青春的不知疲倦，和可以随时为伟大事业献身的冲动。
南昌的夜晚蚊子非常多，只要稍微站一会儿，蚊子就和人发生亲密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放在包里的那本《西西弗的神话》就是一个逃亡少年的精神支柱。我看不大懂那本书，吸引我的是开篇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自杀，但我知道这种想法肯定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所以它就像我的《圣经》一样，始终放在我的包里，甚至陪伴我的后十年。我毕业那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加缪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懵懂的知识少年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象征，就像宗教和图腾一样。如果非要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形容那本书的话，我只能浮现出张那精致而黝黑的脸，像平地每天的烟圈一样，滋润了我的神经。每当我感到落寞的时候，我就摸摸那本硬硬的小册子，于是就平静地入睡了。在梦里，依旧是张的形象，她在圆明园的荒草中欢快地走着，高高的草将我们都掩埋在黄色的水粉画一样的迷雾当中，我曾经在草丛中默默地说过：“我爱你，张。希望你吻我。”但这个秘密，只有草知道，甚至如今，张也根本不知道。
（六）
回到现实来看，《西西弗的神话》并不能帮我什么忙，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增加了我的行动负担。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当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童年时期看到的抗日电影和小说时，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胜利的结局，我们根本看不到斗争的残酷。我们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阅历有限，所以我们才如此乐观，才会有如此丰富的欢乐的源泉。我们要活下去，要回到北京去，哪怕是凭我们的本能。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想起，那些在草地上、在雪山上，在我们家乡孤独的深山老林里，默默度过青春和寂寞的革命者们，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我想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无知。他们没有学问，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借鉴，只凭着青春这一本上帝颁发的护照，格外眷顾这些人做完这些事。在作为老区后代的我和姐姐，这种血脉被延续下来了。
尽管形势危急，姐姐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十七岁的她要保护小她一岁的弟弟，亲情的本能促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此刻，我们在患难中相濡以沫，像战友一样互相鼓励，说些安慰的话。
我对姐姐说：“姐，实在不行的话，我先回赣大看一看，再想办法。”
姐姐说：“不，还是我去，你小孩子，不懂事，还是我老练些。”
姐姐从裙兜里掏出几张十块，又放了进去，再摸索出五角钱，飞速地踱到街角拐口的一家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又飞速地踱回来，把两个给我，说：“小虎，你在这里吃，我先走了。”
我说：“姐，你吃完再走吧。”
姐姐说：“事情这么急，一边走一边吃吧。万一我被警察或爸妈抓走了，你就要沿着铁路线走，到野外去，好心的农民或许会同情我们的。记住，两小时以后，我不来，你就走。”
姐姐把钱放进我的军绿书包，手里拿了她《英国文学史》，也没握手，扶着她亮晶晶闪着白光圈的大眼镜努力地迈走了。我的喉头哽咽，酸酸的，但早已没有眼泪，因为几个月的辛劳早将眼泪榨干了。我倚靠在街角的柱头旁，看着路人匆匆走过，看着汽车飞速开过，它们都在耕耘自身的生存之野，而我们此刻连飞累歇脚的锥土都没有。街上几个吊儿郎当的烂仔逛了过来，看了看我，又毫无兴趣地走了，将这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少年在他们眼里就像随处可见的一粒灰尘，从感官中忽略出去。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看见姐姐来了，大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着快乐的光。
“小虎，行啦！我们回去吧！”姐姐悄声告诉我，“我找到了黄新，他答应给我们另外安排地方。爸爸妈妈暂时找不到我们。”
我们把钱重新放入姐姐的裙兜，蹑手蹑脚地溜进了空寂无人的赣大校园。时当正午，日光酷烈，浓荫匝地。我们拐过两栋楼，在第三栋楼的一棵合欢树下，尹桂林在等着我们。他笑道：“真他妈的不容易。黄新去买饭了，过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去吧。”
我们潜进了教师宿舍，黄新也来了，带的饭是辣子炒鸡丁和辣椒黄瓜。我和姐姐吃得很香。
黄新也是一脸的疲惫，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父母来过了，非常想见你们。
我和姐姐坚持主张不见，黄新没有坚持，静静地等我们吃完后告诉我们说：“我恐怕很快见不到你们了。系里叫我去办公室写检查。你们有事就找尹桂林吧。”
我们之间已无须说些安慰的话。同在一条漏水行将湮没的船上，谁先溺水都不见得比后溺水的坏多少。我和姐姐没有吭声，等黄新走后，对尹桂林说：“我们走了，不连累你们了。”
尹桂林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那你们去哪里呢？”
姐姐说：“再说吧，只要火车一开通，就好办了。”
由于尹桂林的坚决请求，我们又留住了一天，并意外地听到了平汉铁路修通的消息。父母料到我们一定会去火车站，就日夜派人在售票口等我们。我们不敢去火车站买票，只好再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和姐姐溜达的时候，我遇见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文学系老乡，宁都人，也要坐火车回去赶写他的论文。我们喜出望外，把所有的钱交给了他，请他买两张回京的车票。
（十）
北京的动乱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一趟宽敞的列车。拥挤的列车是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典回忆。在平汉铁路这条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上，学生和民工是最大的假期使用群体。在我上学的四年里，有一次一直从家乡站到了北京，整整三十四个小时。车上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站着，或半蹲着，或者挂在货架上，组合成各种奇怪的艺术形状，就像一堆没有知觉的珊瑚虫。如果谁要上厕所，就只能从一堆智慧的脑袋上踩过去，留下些粘连的屎尿和骚臭。人在空中，要注意身体精妙的平衡；而下面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用手护头，而是紧紧抓住身下的旅行包防止被贼拿走。
整个一节列车就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把《英国文学史》放在脑袋后枕着，一个人躺三个座位，我也跟着她在躺在对面的座位上，舒服地闭上眼睛，第一次享受如此宽敞的待遇。一路的奔波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体面的姿态，我中途醒来时看见姐姐的眼镜掉在地上，一个女孩子打着轻微的鼾声。我俯身下去把她的眼镜拣起来放在餐桌上，看见车窗外的月光，却再也睡不着。
每一次旅行，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北京，从旅客、亲人和同乡那里，我和姐姐都能找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社会仰视的对象，是注意的焦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十七岁的少女，虽然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却被认定是主角。现在猛然被从舞台的中心甩了出来，在台下茫然四顾，显得无所适从。戏依然继续上演，我们却穿着另一场戏的服装，念着另一折本的台词。这次奇异的旅行就像树根被拔出，就像小船被抛到大海，让极度困倦的我一夜难眠。一种渺小的失败感和伟大的反抗者的感觉相互交织，随着列车越来越北进，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对是错。
姐姐一路睡得特别死，一动不动，不吃不喝。月光黑了，淡了，太阳升起来了，就这样在正午时分回到了北京。列车一停，姐姐突然醒过来，说：“小虎，我们到了！”那时其实我刚刚睡着，在做一个特别奇怪的春梦。青春的躁动如同拔节的竹子不可阻挡，宏大的哲学思考和沁骨的疲倦并不能掩盖我十六岁的生理问题。
我梦见我和张在做一种让我心潮澎湃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拉手，然后再吻她。也许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期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一直很苦恼，怎么才能拉住她的手，然后进一步做小说里描写的动作。迄今仍然让我自卑的是，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我仍然掌握不好吻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舌头，和另一个人一起达到那种忘我的境界。尽管在梦里和在白日梦里，我已经无数次采用各种手段蹂躏了张，但见面时仍然停留在彬彬有礼的问候和谈论。这种焦灼持续的结果是我彻夜失眠，让我大学四年和高中阶段一样痛苦不堪。如今现在问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成长期，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需要指导，更要为他们在生理上找出路。那种黑暗中摸索生命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将我小小的生理压抑放大成更大的错误，一直将我耽误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经过几天持续的奔波，我西裤的拉链已经完全破坏，口子越来越大，内裤特别显眼，如果我当时确实梦见了张，想必那个部位应该已经高高地支起来了。我连忙把衣服整理一下，就跟着有限的几个旅客下车了。
五月的北京是一片喧嚣，但如今空城墓地一般的寂静。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解放军手持钢枪，交叉站在高位，逆光下根本看不清钢盔下黑色的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铁拳这个词第一次被我从中学政治老师的课堂上重新找出来，迄今为止仍然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词。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感到自己在打抖，这种感觉真实得连我自己都不愿意面对。我不由得捏了捏军绿书包，那本《西西弗的神话》虽然还在，但在那一刻，任何振臂一呼的想法都被抖碎了，散成在风中的纸屑。我唯一的想法是赶紧回到学校。虽然仅仅相隔不足一个月，情形已经是天壤之别。与亲人决裂，没有了欢呼的群众，唯一可以庇护我们的，只剩下那个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六人间宿舍。我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组织，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生涯。在我唯一看到的地下斗争书《红岩》里，我并没有记住渣滓洞大部分烈士的壮烈牺牲，但我只记住了那个逃出来的人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游击队的枪声会响，我会在最后关键时刻被解救下来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姐姐是否会这么想，但对我来说，所有不同寻常的行动都来自一个丰富而有圆满结局的想象。这种想象支配了当时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虽然现实是如此贫乏甚至让人愤怒。
虽然也可以乘坐103到动物园，然后再倒332到中关村，但我们觉得地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于是我们花一块钱买了两张票坐上了空空荡荡的地铁，然后乘空空荡荡的375回到了学校。售票员和司机都不说话，也不报站，只管停靠，然后启动。
下车以后，我们还要走一点才到学校的西门，那段路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如今却似乎极其漫长。大槐树上的吊死鬼偶尔撞在脸上，惊恐的鼻子闻到的却是花香。惨淡的太阳压着两个小小的人影，犹如猎物落在猎人之前的一场濒临死亡的游戏。为了排除这种恐惧，我努力去想一些让我感到强大和幸福的事情。但此刻，任何声势浩大的场景都不能让我幸福和强大，本能让我联想起了张。我想起有一次张和我两个人去人艺看戏剧，坐375的末班车回来，似乎也是这样两个人并排走着。她欣赏我，我是知道的，于是我装得更加骄傲，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幸福的感觉涨满了全身。人在危机时刻总是想到向喜欢自己的人求助，这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当年我却觉得非常诡异和可耻。
（十一）
从西门一直走到宿舍，杳无人烟，喏大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连风都一丝不动，P大往昔如此喧嚣繁华，如今了然似梦，非身临其境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半梦半醒，何人何地。我和姐姐坐在她的宿舍里算了一下，我和姐姐身上才剩下十块钱。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三毛钱，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块钱，也只能维持十天。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北京，生存的危机却如此现实，姐姐说：“小虎，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路奔波的疲倦，几个月来的迷茫，连同眼泪掉在我破到几近寒酸的衬衫上。
哭归哭，饭还是要吃的。我和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学一食堂一看，里面居然还有人，空荡荡的食堂里就一个师傅，既卖菜又卖饭。我们到北京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白菜。我一边吃一边安慰姐姐说：“姐姐，没事，我有办法养活你。”这次是姐姐的眼泪顺着眼镜框滚了出来，一颗颗像滚动的露珠。
我和姐姐都以为，我们做了如此决绝的事情，父母是断然不会再理睬我们了。姐姐每天都在P大附近的大街小巷，看有没有谁做英语家教的。在那个时期，居民对学生都很好，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期请家教。姐姐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好吃的饼干，糖果甚至蔬菜萝卜，那些东西是好心的居民送给姐姐的。我们仔细地吃一些，再藏一些。我和姐姐开始在北京相依为命。
如同鼹鼠一样，我开始从各个地方搜集任何可以储藏的东西。学二的大白菜，28楼废弃的衣服，图书馆工地上的大木板，以及一切我可以搜集到的东西。我把它们都扛到32楼。多年以后，当我想起一个瘦小孱弱的身躯是如何扛起如此沉重的木板，心惊胆战地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P大校园，我才意识到那个6月和7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深刻。从那个月起，我已经意识不到我变得是多么的不安全感。我喜欢搜藏任何莫名其妙的东西，烟，酒，罐头，水，纸条，甚至有时对自己近乎病态的苛刻和吝啬。我喜欢把整个屋子堆满东西，哪怕已经凌乱而拥挤不堪。
有一天，我从工地上淘出一个电炉，非常快乐而仔细地带回来。姐姐回来的时候，从博雅塔的树下采到了一大把蘑菇，我和姐姐煮着蘑菇相对而吃，吃了好几天生冷的食物，我的脸吃得越来越青黑，姐姐的脸越来越菜白。我们吃得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脸色都亮了许多，感觉生命无比幸福。姐姐说：“小虎，蘑菇还真的挺好吃。就不知道有没有毒。”我其实也非常害怕，但壮着胆说，没事，你看圆明园里多得很，肯定吃不死。姐姐放下碗，把大眼镜从汗晶晶的鼻尖上扶起来，高兴地说：“我们这三天才花了五毛钱，这样就能撑到这个月底。”
我从小经常做梦发生地震，被压倒在房子里的桌子下面，靠一点储备延续生命。没有想到现在我和姐姐真的是在废弃的战场上延续生命。每多活一天，我都很高兴。《西西弗的神话》我扔在那里好几天没看了，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找生活资料，一是思考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资助，我还能靠什么办法活下去。P大校园里可供发掘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两个人如果要上完大学，姐姐还要一年，我还有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到哪里去挣，我一想起心里就充满焦虑。
我和姐姐在吃豆腐汤的时候，姐姐说：“小虎，我们要挣钱。我这几天出去摸了摸底，现在还不需要家教，但过一段时间就肯定需要。做家教一个月40块钱，我做两份就出来了，我们就不发愁了。”我说：“姐，你好好读书，我先休学一年，我可以出去做小工，挣得比你多，你毕业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复学，不行的话反正我回去再考回来。不用发愁。”
我从来没做过小工，我只在家乡的工地上，在学校的工地上见过那些建筑工人。有挑砖的，有垒砖的，有打管道的，以前的建筑队需要人把大量的砖挑到工地，条件差的还要在脚手架上挑上去，小工就是那些卖力气的挑砖活。我小时侯在上劳动课时挑过稻秧，在细雨蒙蒙的天里走在高高的田埂上，由于挑子几乎比瘦小的我还高，我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整个人带挑子全摔进水田里，那天妈妈没有因为我把唯一的棉袄弄脏了打我，只是抱着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担过挑子。姐姐听我说要做小工，惊讶地扶了扶大眼镜，说：“你行吗？”我胸膛一挺，说：“这样最好，你只剩下一年，我还有三年。你读完以后我再读呗。”
我和姐姐制订的这个谋生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一个月后我们接到了家里的五十元汇款。家里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人海生死茫茫，只是尝试着给我们寄了一次，据说妈妈那时眼睛都快哭瞎，站都站不住了。多少年以后我走在街头，每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我都觉得我和他们的命运是如此之近。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插曲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即使我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会病态地拒绝手套、厚衣服之类的温暖，因为我觉得，上帝对任性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厚道，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玩笑，生活真是玩笑。
（十二）
在回P大的第七天，当我在废弃的教室里翻找东西时，我看到了一个叫老孟的男生，他似乎是上帝派来的一位诡异使者，决定了我成人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的所做所为对我所有的人生悲喜剧都有绝对直接的相关性。
老孟比我大四岁，青海人，皮肤白皙，嘴上留着日本人似的小胡子，还带副抗日电影里日本参谋才带的金色眼镜，第一眼看上去像大坏蛋。他因为在各种秘密录象里给安全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学以后被劝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鼎鼎大名的人物，第一反应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剩余物资本来就日益稀少，怎么又多了一张跟我抢食的嘴。老孟在昏暗的灯光下，朝我笑了一笑，很统一战线地把手伸了过来。那手势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同志。
我定了定神，一边把手递出去一边问：“你是哪个部队的。”老孟说：“以前是平地总部的。平地三道防线，两道是我管，以前你们这些散兵游勇都归我管。”
我问，那你怎么还不走，老孟说：“走到哪里去，没地方走，也没钱走。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问：“那你怎么不回家呢？”老孟用眼睛的余光瞄着四周，说：“呵呵，回家！回家！家里太远，路费不够。”
我张了张嘴，没想到原因是如此简单。晚上临睡前想起我和姐姐的困境，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走到一起，不管是黑是白，是胖是瘦，都要去面对相同的生存问题。这几天的生活对我的改造是如此的具体，当我趴在臭烂物资里寻找生活来源时，什么斯文体面加缪萨特都被我抛在脑后。那个时刻，从思想到肉体上，我都和任何一个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叫花子或流浪汉没有任何区别。每天睁眼醒来时，我都快忘记我居然还是一个P大学生。由于前几个月一直半饥半饱中度日，回P大后这种延迟爆发的饥饿感，使我每个夜晚都睁眼到天亮。
老孟每天的工作基本和我一样，在这片本来已经贴了封条的教室里寻找生活物资。没有他把教室的门踹破半扇，我是进不来的，也发现不了这片物资丰饶的领地。由于P大几乎成为一座空园，尽管我和老孟每天都在此地活动，但花了整整七天才撞车。根据老孟的估计，整个P大不会超过30个人。
晚上，我和姐姐的炉边晚餐改为三人聚餐。老孟做了鸡蛋西红柿汤，还加了一点紫菜，盐，一小滴香油，我吃得有点头晕，真有点找到组织的感觉。老孟的录音机低低地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如此绵软的小曲，在死静死静的校园里显得气氛如此诡异，32楼的216宿舍犹如反动特务秘密接头的一个据点。随着我青春岁月的成长，我常常鄙视我们父辈的修养学识，厌恶他们的尊尊教诲，想方设法逃学。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样子，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失望，而且不喜欢。当我们终于能踏着他们卑微的肩膀进入一个新世界时，他们如何的欣喜是可想而知，可如今，我们以这样一种倒退的姿态来对待父辈的期望，真不知究竟是谁的错误。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时代的力量犹如一种席卷性机制般专制而有力，足以碾碎任何个体的反抗意志。
6月的北京连续下了几场雨，比秋天还寒冷。晚上又睡不着，一个人走到未名湖，看见月亮托在博雅塔上，黑云密布。路灯也全部关了，湖边一个人都没有，如同鬼蜮，只有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我开始领悟到《西西弗的神话》里为什么说自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饥饿，孤独，迷茫，活着就是痛苦，欢乐只是短暂的，痛苦尾随而来，活着就是为了承受痛苦，不能承受痛苦就选择自杀，所以我宁肯选择如同河蚌为包裹住粗砺的沙砾而忍受一切痛苦。我后来坚硬无比的乖戾性格就是在一次次对痛苦极限的挑战中捶打而成的，谁曾想到当年我曾经如少女般在晴日下祈祷浪漫的幸福，曾经如绵羊般温和柔顺，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转变绝非我所愿。在如此狰狞的月色下，在冰凉的石船上，我静静地站到半夜，听着凄凉的水声，犹如前世今生的孤儿。
（十三）
最早拿回的东西没几天就消耗掉了，P大28楼封了好几个教室，于是老孟又踹开了另外一间。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间要远比那间大，东西还很多，特别是许多肉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我们高高兴兴地背了回来。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久违的节日，革命士气随着卡路里的增加而瞬间高涨。老孟是68年的，比我大四岁，父母在青海做公路养护的，常年见不到。吃到高兴处，老孟讲他的革命史。他是在平地做内保的，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和姐姐虽然很积极，其实都是最边缘的分子，在我们的眼中，能和那些人物打交道的老孟真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觉得事不宜迟，应该再扛一些回来。老孟用热水涮了涮盆，说：“你们就别去了，白天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说完就找了两个军书包，拍了拍，说：“别看它小，能发挥大作用。”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床头忐忑不安地等他。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P大派出所见到了老孟。我去一看，老孟和他的两个军书包一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们。我说老孟，你怎么啦。一个中年人很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注意点，封条不能再撕了。”原来他们听到老孟那一脚巨响后，赶过去，把封条又给贴上。当老孟的第二脚再次响起，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我羞愧地把老孟领回来。P大空寂无人的校园里，我朦胧地感受到秩序正在恢复。自那天起，P大不再是荒岛丛林，偶尔开始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学生们也开始有回校的了。学二原先只供应一盆菜，现在增加到两盆。
尽管生存的危机一波一波，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仍然很感谢那个不知名字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从信仰的边缘拉了回来。老孟的那一脚，惊雷一般地打开了我的世界观。原来门是可以破的，还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很多好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也许骨子里对梁山好汉的生活方式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在当时，这种自我的自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我还笃信自己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我反对破坏秩序，我相信禁忌的存在，相信很多神圣自由庄严的华丽修辞。即使它们后来基本被证明是错的，我依然如儿童般偷偷地珍惜。在P大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老孟的一抓一放，正好让我良心得以平静。因此，种种种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使我今天依然驯服地活在规矩当中，我喜欢坐在舒适的转椅上，思考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这种暴力话语。我是一个善良怯懦的流氓无产者。
很多年以后当我无意翻出张的照片时，阳光下风吹起张的长发，如同奔向2000年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少年。她洋溢活力的丰满躯体下，却深深地埋藏了一个脆弱而伤感的精神世界。而所我知道的张，始终没有向我们开放这一面。她是如此充满活力，乐观，给这个世界如此多的欢声笑语。我根本不知道，张也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年一样，在没有多少血色的青春中寂寞而骄傲地成长。那个清贫的理想主义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却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航标；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却没给我们足够的生存智慧；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什么都给了我们一点，却什么都没给全，我们被懵懂地推着往前走。一切都不充分的物质加上不充分的精神食粮，决定了我和张之间一开始就没有上同一辆车，而且永远无法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