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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下班还有点时间,今天真干累了,再来说说朗朗吧。
朗朗他爸,当年只知道他儿子有点天份,能推到哪一步,他也不知道。
可以说,他们家撞了个乐透。人的才气到一定水平,以后的是就是运气了。有多少弹琴的不服朗朗,他弹的我也能弹,可就他朗朗出头了。世上比范冰冰张子怡漂亮的多了,凭什么总是这几张脸做香水广告?
现在做个假设,如果你孩子有天份,而且事先告诉你,你只要像朗爸那样逼你孩子,你孩子一定可以成为第二个朗朗。你免了朗爸最最痛苦的部分,对未来的茫然。现在要求你的,就是不停地逼逼逼,弹不好就拿着药瓶让孩子自杀,或者跳楼。 请问,有多少父母愿意这样做?
这真要看问谁。虎妈刚说对孩子严格点,就有老美说她虐待儿童了。像朗爸那样逼孩子跳楼的,在美国早进监狱了。
但是,要问我们中国父母,愿意虐待孩子前半生,享受后半生的,恐怖不在少数。
有道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才理解了,中国父母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并不是,你现在受苦,将来就享福就能解释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对人生的看法。
美国人不逼孩子,是因为对人生有乐观的看法。孩子从小由着个性发展,只要他们快乐,积极,向上,努力,劳动,就会有快乐的人生。他们小时全A,会弹钢琴,得各种奖,上藤校,当教授,当医生,当然好,但是孩子没有兴趣,没得这些东西,也不是天塌了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老美会领养残疾的孩子。他们认为残疾的孩子也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生是非常苦的事。作为孩子,你只有三个选择。现在快乐将来苦,现在苦将来快乐,现在苦将来也苦,美国人的现在快乐将来也快乐,那是做梦,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选项。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才能对孩子的眼泪无动于衷,孩子越哭骂得越厉害,越解气,因为他觉得这么折磨孩子就是孩子童年的一部分。
我是觉得,如果世上所有一流的音乐家,都像朗朗那样受过肉体于与心灵的这折磨,我宁愿世上没有音乐这种东西。
也许我不懂音乐。如果我坐在朗朗的音乐会里,我脑海里出现他受折磨的场面,会多于对音乐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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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朗朗的成功,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他的那位虎爸,这些年可能伴随着朗朗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的父亲郎国任了,朗朗是如何在父亲郎国任的严苛教导下,成为国际钢琴大师的故事,可能早已家喻户晓。
而在朗朗远离故乡、在北京和国外求学的漫长岁月中,有一位女性的心痛、隐忍、酸楚和坚强,你可能并不所知。她就是郎朗的母亲周秀兰。今天的这篇文章,是郎朗的母亲周秀兰女士所讲述的,她感动了天下无数的父母,今天我们把这篇好文送给您,敬请阅读。
夫妻、母子忍痛分离
1990年初夏,我和丈夫郎国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痛苦的、近乎疯狂的决定。儿子郎朗从3岁开始学弹钢琴,很有天赋。他的第一位老师朱雅芬教授告诉我们,如果要让孩子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到北京去我试探着问丈夫:“亮亮(朗朗的小名)想让我跟他一起去。”郎国任说:“这不可能。我们需要你挣工资,好供我和郎朗在北京生活"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意味着郎国任要辞去他在公安局的工作。这决定很疯狂,却是必须的。最后我们决定:郎国任辞去公职,陪儿子远赴北京;我留在沈阳,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不久,郎国任先去了北京,打听学校,租房子。很快,我带着郎朗来到北京。到了租住的小区,我心里一凉。这显然是一个低收入居住区,公寓楼破败不堪,街上到处是垃圾。我有点想打退堂鼓:“我们还是回沈阳吧,至少一家人可以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委屈孩子了。”郎国任大声说:“你不要影响儿子的未来。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安顿好一切,我要回沈阳了。郎朗一下子扑过来,紧紧地拉住了我的外套说什么也不肯放手。我狠心地掰开儿子的小手,冲出了房间。
我刚下了一层楼,身后就传来郎朗的琴声。郎国任已经在逼儿子弹琴了。我心神不定地回到了沈阳的家。看着散落一地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杂乱物品,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和衣柜,我瘫坐在地上,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一个女人独居,什么活都得自己干。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我踩着凳子站上去脚下不稳,连凳子带人摔了下来,膝盖磕肿了,手臂擦破了,鲜血直流。要换煤气罐了,我扛着沉重的铁罐上楼,每上一层就停下来喘半天。一年冬天,沈阳突降暴风雪。半夜时分,狂风夹杂着雪粒呼啸而来,窗户被吹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我裹紧被子,瑟缩着躺在床上心惊肉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风停雪止,我打扫地上的碎玻璃时,一不小心左脚被玻璃割了个大口子。我忍住疼痛,一瘸一拐地取来家用医药包,洗净伤口,擦上药膏,再用纱布包扎好。做这一切时,我的泪水一刻也没有停止。
这些苦和累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心痛的是郎朗。每次我去看他,离开时,他都抓着我的衣服不放,像天塌了似的大哭。我心里难过,可又不得不狠心地推开他。每次从北京回沈阳,我都像大病了一场。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恨不得儿子在睡梦中都在练琴。一次我本来准备好了去北京,临出门前郎国任打来电话说“你不要来了”我诧异地说:“我都准备好了,再说郎朗想我了,我也想他了。”郎国任冷硬地说:“正因为这个,你不要来。你一来,郎朗就会恋着你就不专心练琴了。”放下行李,我泣不成声。也许郎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琴,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不需要母爱了吗?
还有一次,郎朗和我一起坐火车回沈阳,我们母子俩坐在一起聊天。没多久,郎国任气冲冲地对我说:“够了!你和郎朗说得够久的了。他这会儿应该学英语,应该熟悉他在沈阳要弹的曲子的曲谱。”我哀求道:“郎朗和我在一起,就这么一点时间,这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一个成长中的男孩需要有时间和母亲在一起。”郎国任说:“你这么宠着他,把他弄得一点毅力都没有。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其实是害了他。”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拼命止住泪,不想让郎朗看了难过。
朗朗的目标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百般托请才为郎朗找到了一位知名教授,据说经过这位教授的点拨,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就胜券在握了。可教授教了郎朗几个月,觉得他并非天才,决定放弃他。我去北京时,看见郎朗的嘴上起了满满的水泡,心里那个痛啊:“亮亮,你嘴上怎么起这么大的泡啊?”郎朗说:“妈,我是想您想的……”什么样的思念才能让孩子如此可怜!我忍住泪告诉他,让他在日历上记下妈妈要来的日子,然后一天天画掉。我再去北京时,郎朗把一张画满了红杠的日历拿给我看:“妈您看,我想了您这么多天”我搂着儿子,泪如雨下。
处处坎坷的母爱之痛
1993年,郎朗荣获第五届“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专业组第一名。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报道了钢琴神童郎朗的成长经历。同事看到了,说郎国任逼郎朗。我大吃一惊,赶紧找来报纸看。原来,我不在北京的几个月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郎朗被音乐学院的教授拒绝后,郎国任陷入了极端的失望与迷茫之中。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儿子。一天下午,郎朗因为在学校给合唱团排练伴奏,回家稍晚了一点,郎国任对郎朗大发脾气。他把儿子拉到公寓11楼的天台上,歇斯底里地拿出一瓶药性很强的抗生素,逼儿子吃下去。郎朗拼命地躲开了他。郎国任拉着儿子尖叫道:“那你就跳楼!跳下去死!”郎朗拼尽全力才挣脱了他的手,逃回家里。此后,郎朗拒绝弹琴,有整整3个月的时间,郎朗不肯碰一下钢琴。直到朱雅芬教授从欧洲回来,他才重新敲响了琴键。郎国任怕我责备,便叮嘱郎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立刻向单位请假赶到北京,狠狠地责备了丈夫一顿。郎国任自知理亏,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怒气渐消,觉得丈夫也挺可怜的,如果不是被逼得近乎崩溃,他也舍不得这样对待儿子啊!
1993年,1l岁的郎朗远赴德国参加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一名。郎朗跟父亲一起回到沈阳后,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我说“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是用我的奖金买的。”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黄金项链,吊坠是水蓝色的宝石,非常漂亮。我激动得哽咽了:“儿子,谢谢你。你赢得了这么大的荣誉,妈妈该给你买礼物才对啊!”郎朗认真地说:“妈,我特别想要一个礼物。”我赶紧说:“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妈妈一定给你买!”郎朗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妈妈,我就想让您好好地抱抱我!”我热泪横流,把郎朗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下巴抵着儿子的小脑袋。
郎朗在我怀里轻声说:“妈妈,我受点苦都没啥,我最难受的是,妈妈不能抱我……”我哭出了声。在郎朗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不断地哭喊着寻找妈妈,渴望妈妈抱着他……这骨肉分离的漫长3年,是儿子成长岁月中最天真烂漫的时光,我却不在儿子身旁。儿子一天天长高的身体,我不能看见;儿子一天天变粗的嗓音,我不能听见。而最令我痛不欲生的,也正是无法拥抱儿子,不能体会母子连心的温暖与快乐,而这种缺失是永远都无法补救的!
1995年,郎朗赴日本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在郎国任的坚持下,郎朗选择弹奏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位权威专家觉得郎朗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情绪,郎国任对郎朗说:“你弹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你对你妈妈的爱,为你妈妈好好弹!”朗朗弹奏时,心里眼里只有我,只想着我的拥抱……他找到了一份灵动的满怀孤寂的诗情,他的弹奏充满了温暖他赢得了第一名!这次比赛彻底改变了郎朗的命运。3个月后,他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从此走上了职业演奏家之路。
郎朗在美国求学的3年间,我没有见过他一面。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尚不稳定,所以我不敢辞去工作,依然兢兢业业地上班,生怕失去这份不多却稳定的收入后,父子俩衣食无着。1999年夏,郎朗应邀在芝加哥“拉维尼亚世纪明星音乐会”替补演出,与郎朗同台的是世界一流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者是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演出结束后,3万观众同时起立,掌声如雷。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惊呼:“一个世纪巨星诞生了!”之后,美国许多著名交响乐团纷纷向郎朗发出邀请。郎朗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等待他的是一场接一场的音乐会。2000年初的一天,郎朗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妈妈,我要接您来美国。”这时,我正在医院打点滴。我的工资都用在了他们父子身上,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患上了低血糖。那天,我突然直冒虚汗,两脚发软,栽倒在地。由于长期孤身一人,我的内分泌失调,还患上了胃溃疡,这些我都没跟父子俩说过…我做这一切时,从未想过回报,但此刻听到孝顺的儿子发出的邀请,内心真是前所未有地激动。来到美国费城后,儿子直接将我带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前,然后把一串钥匙放在我的手心:“妈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我觉得像是做梦一样,眼泪潸然而下。
驱散迷惘,拥抱暖阳
成为职业钢琴家的郎朗有了固定的收入,我也辞去了工作,陪伴郎朗在世界各地巡演,其实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郎朗的演出非常频繁,一年要演l00多场,像空中飞人一样满世界飞,光是倒时差就够我受的了。但我坚持陪伴在郎朗身边。儿子的童年我已经缺席了,现在我不想再失去与儿子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哪怕是千山万水,哪怕是千辛万苦,我都要和儿子一起担当。郎朗的每一场演出,他都要为我留下最好的座位,我坐在台下听儿子弹琴,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每一次我都被儿子的琴声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儿子的琴声中,我能看到自己在沈阳孤守时的悲怆身影,能听到自己在夜半时分伤感的轻声啜泣。儿子在台上的荣光有多么巨大,我这个母亲内心的酸楚与感慨就有多么深重。
朗朗演出结束回到酒店,他住的房间总是和我相邻。他让我给他沏家乡的茶,熨烫衬衣;每天他都要我陪他散步,在散步时他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仿佛他要把空缺了近10年的爱全部找回来——这时,他不再是叱咤乐坛的钢琴大师,他只是我的儿子,我的宝贝。
然而,我觉得郎朗的脸上有时会有一抹淡淡的忧伤。在成功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耀的同时,也带给他些许迷惘。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妈妈,会不会有一天我不能弹琴了?比如说,要是我病了呢?”儿子的话让我目瞪口呆,半天不知如何回应。郎朗居然一语成谶。2003年5月的一天,有人把一架霍洛维茨大师用过的钢琴借给郎朗,他非常高兴。那架钢琴的琴键已被磨得很薄,他弹的时候便格外用力,没想到弹着弹着,他的右手小指突然剧痛起来,疼痛很快蔓延到整个右臂医生诊断认为,这是他练琴太过频繁、手臂过度劳累所致,得休息一个月,否则右臂可能瘫痪。接下来的日子,郎朗再也不敢碰钢琴,安排好的音乐会也取消了。可郎朗显然无法适应没有钢琴的日子。
休息的第一天,他坐立难安,六神无主。我知道我得找点什么事让他做,要不然他会疯掉。我每天领他出门,去博物馆、电影院、商场…我还给他买来一大堆莎士比亚的书,和他一起读;又特地邀来他的同事和朋友,在家里给他举办聚会…起初他被迫跟着我的节奏走,但慢慢地,他对这些钢琴之外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妈妈,我现在才知道,就算没有钢琴,我也能过得很好。生活是一个平衡体,它像一架钢琴一样,必须有很多不同的音阶才能弹出完美的曲子,而不能只由一个单一的琴键构成。”一天,郎朗对我说。儿子的话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也让我陷入了深思。
两个月后,郎朗的手终于恢复了正常,但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震动。从儿子3岁起,我们一家人就围着钢琴转,以郎朗练琴为中心,以他成为钢琴家为目的。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郎朗成功了,我们一家人就会幸福快乐了。如今,郎朗的确成功了,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幸福快乐在哪里呢?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我终于做出了决断。丈夫长年奔波,精神长期高度紧张,身体早已透支,医生多次要求他休养,他却担心影响儿子的事业,一直硬撑着,现在是让他退居幕后的时候了。至于郎朗,以他现在的名气和影响力,除了演奏钢琴,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传播古典音乐、做慈善。
我对丈夫和儿子说出自己的想法,父子俩沉默半晌后同意了。多少年来,都是郎国任为我和儿子做主。他的坚定顽强、不屈不挠,成就了今天的郎朗,可是也造成了郎朗某些生活元素的缺失。多少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做主。从现在开始,是该我们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从2004年起,郎朗开始不定期地为不同学校的孩子们上课,给他们介绍古典音乐。他还和斯坦威合作,推出了斯坦威钢琴的“郎朗系列”,每架钢琴都配有小白板,学琴的孩子弹琴的时候如果灵感来了可以在上面写或画。2004年8月,郎朗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亲善大使,出访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
2006年,他出任中国环境大使,关注日益严重的水源短缺、土壤流失和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而我和丈夫也在改变。丈夫开始每天花一两个小时打乒乓球,这对以前争分夺秒的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则开始学英语和钢琴,以便能像儿子一样完全融入国际新环境。每当我们一家三口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每当儿子亲吻着我和丈夫的脸颊深情地说“我爱你们”,每当注视着儿子快乐而纯净的笑脸时……我欣慰地意识到,孤苦和迷惘已经远去,郎朗也好,这个家也好,我们像当初约定的那样,努力寻找着属于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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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世上没有父母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