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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的时候赶上文革,没有书。逮上什么看什么。
文革抄家把家里的书抄走了,文革后期,旧书店又开了,父亲又去旧书店买文革前出版的旧书。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就是那时背的。
一本郭化若的孙子今译,我佩服的不得了,还拿来背过。父亲看我读孙子,只说了一句,我和郭化若出过差。后来,南京军区的人来做客,看见父亲大骂郭化若,我才知道这人不仅不招林彪彭德怀待见,下级也不待见他。
那时唯独不缺的就是鲁迅,我就从父亲的书架拿出来一本本读,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华盖集,二闲集。当时我也就十岁出头,怎么可能读懂,可过了三十年,书名我还记得。文革出版了一本鲁迅全集没收的鲁迅轶文集,我也拿来一个字不拉地读。
鲁迅有时大量地剪接花边,金圣叹似的加上几句评语,就是一篇文章。估计是为挣稿费养家糊口。王朔写了一篇文章谈鲁迅,说他当年专挑花边看,那是他最早的性教育。我一看就乐,敢情我成不了文豪,可性教育和王朔是一个启蒙老师。其实三十年代的花边和现在文学城的花边没区别,都是扒灰,外遇,捉奸什么的。可是,文革没有啊,只能看鲁迅。
母亲是医生,书架里放着军医护士培训教材,老中医诊案,我也拿来看。多少年后,有一次和姐姐姐夫说起来狂犬病,我说狂犬病病人临死会笑,我姐姐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姐夫马上给出个专业名词,笑样疼痛什么的。看见没有,大了学的知识就记不住了。
姐姐不知从哪搞到部基督山伯爵,不是正式出版的,而是出版社的校样,每页上面都有编辑改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我的朋友鲁伟借去连夜读,因为第二天要还。
文化沙漠真不是好东西。但是正因为有了文化沙漠,才有了在文化沙漠里还在汲取一点点沙漠甘泉的孩子们。后来什么书都有了,孩子们好像不把读书特别享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