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梅俏
我接到这本书只读了前言就没有时间读下去。不久，太原的同志来电话，说他们要购100本这本书；接着，几位老同志来电话，要我为这本书写篇表扬稿，说：“这本书写得好啊！是几个年轻人写的，应该鼓励鼓励。”同志们的强烈反应，深深教育了我；我放下手头的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读罢，深深感到同志们的反应没有错，这实在是当前同志们“解渴”的一本好书。
为什么说它“解渴”呢？
第一，它抓住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就像一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乱象丛生。
可是，执政当局和主流媒体不顾这个基本事实，极力把这样一个无法挽救的病人，包装成一个健全的人，说它是“盛世辉煌”，是“新世纪的崛起”。30年的“庆典”，就是在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喧嚣声中既忽悠百姓又忽悠自己的一场骗局后收场的。这种欺骗宣传，不但不能解除群众心头的疑虑和困惑，相反，人人都在问：为什么当局不敢面对这些社会事实呢？
《事实胜于雄辩》（以下简称《事实》）就是根据人民群众这种需要来编写的。它不屑一顾执政当局和主流媒体的假宣传，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审视“改革开放”30年，抓住人们普遍关注的十四个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如果说第一章是鸟瞰式的纵览“改革开放”，那么，以后各章就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层层解剖这个快入土的病人。这样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逻辑思维的匠心排序，就使读者获益匪浅。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执政当局明明是在按照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他们还要打着社会主义招牌，高喊什么“中国特色”。这块招牌能骗人吗？否！他们虽然采取了“先干后说，只干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的伎俩，在我国城乡大搞私有化，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他们在《宪法》和《党章》里却写下“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谎言就成了他们大干私有化的护身符。其实，这里的“初级阶段论”就是为私有化开了后门的。且不说邓小平在世时，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步骤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胡温执政时期，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以及后来人大通过的《物权法》，都是私有化的重大步骤。他们干着世界上最大化的私有化，却仍然说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他们还说我国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后来连基本数据也不公布了，就靠谎话过日子。《事实》一书通过多种渠道把这方面的数据真实地、无可辩驳地统计出来，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我国已经不是公有制为主体，而是私有制为主体了；不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各种形式的按资分配为主体了。揭破这个谎言，就有根有据地回答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样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而把我国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万般罪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翻案，也不会像邓小平那么容易。
他们会改弦更张吗？就是说他们会从私有化道路上再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上来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要这样做，就要首先打倒他们那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会吗？其次，还要剥夺他们精心培育和豢养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会吗？从邓小平亲自培育“傻子瓜子”，到后来侵吞国有资产而暴富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都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吗？再次，他们还要和美国主子、西方国家闹翻脸，他们敢吗？给电脑上装绿坝这样的事，美国人不同意，就借口作罢；新疆7.5事件既然是国外反华势力有预谋的，为什么不敢点美国。既然是这样，还谈翻脸——不可能。看看国资委那些私字铸就灵魂的官员，如李荣融、王忠明之流，以“私有化”为己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叫嚷“无论有多大困难或风险，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逆转”，就可以想见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视“私有化”为他们资本主义复辟大业的命根子，他们只会沿着这条黑道走到底，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试想想，他们当初解散人民公社，让农村破产，农业凋敝，农民贫困，青壮年男女跑到城市充当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每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年，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月平均工资只有600——8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亿元。”（见《事实》134页）这样一个被超额剥削的对象，他们能舍得放弃吗？别看温宝贝亲滋滋地称农民工是他们的“亲兄弟姐妹”，作秀式地帮他们讨要工资，那不过是要把农民工更紧密地捆绑在这条任大小资本家宰割的死亡线上。走资派吸血的本性，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看看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对走资派还能抱任何幻想吗？
他们雄辩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来是“集体失语”。因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已经从社会公仆完全变成了“社会主人”，但他们又不能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还要装出社会公仆的样子，在人民面前讲几句“为人民”的话。但是，公有制变私有制，按劳分配变按资分配，这样一个红变黑的事实，他们哪一个敢面对？所以，只好“集体失语”，不作回答；实在回避不过去，为首的就把《宪法》、《党章》上的谎言再重复一遍。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连诡辩都做不到，还谈什么雄辩。至于那些爪牙们，不过是代主子放言罢了，围着“私有制万岁”、“剥削有功”，各自“创造性地”赤白他们臭不可闻的剥削阶级言论。他们这么放肆，谁给他们的胆子？还不就是我国修正主义者吗？我敢说，当中国人民迎来第二次翻身解放的日子，他们不但和修正主义头子一块儿接受审判，而且还会吃农民的扁担。
《事实》抓住“改革开放”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逐个解剖，犹如抓住了它的筋，抽打起来，拳拳都在要害处。而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变更，则是痛击它的心脏致命处。
第二，它会摆事实、挖根子、讲道理。
在神州大地上，私有化土壤疯张起来的“改革开放”这棵大树，结的累累果实，对中国人民来说，都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苦果、毒果。所谓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在这累累苦果、毒果中，人民群众呼吁最强烈的三个。医疗、教育、住房给老百姓的压力，犹如当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悬在中国人民头上一样。人民群众称它们是“新三座大山”，表现了他们和“改革开放”的对立，表现了他们即将要爆发的愤懑，表现了他们将再一次发扬愚公精神，挖掉这些大山。
人民群众的感觉是一回事，从感觉到自觉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把人民群众感觉的事加以一条理化、系统化，从事物的本身规律中讲出道理，帮助群众达到理性的认识。《事实》一书就是这样摆事实、讲道理的。
且看“医疗”这座大山它是怎样摆事实、讲道理的？
凡事都有“因”和“果”。它首先给读者摆出医疗“果”的事实：9岁男孩感冒发烧因无10元钱就医，用红领巾自缢；年近七旬的朱七姥姥因无钱治病，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偷偷喝了家中半瓶农药自杀了。这一老一少的悲惨遭遇，就是今日医疗产业化的真实写照。看了这些悲惨事实，稍有良心的人，都会皱目、揪心、发指的，都会发问：这就是“中国特色”下人间发生的悲剧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我们的宣传家就是顺着读者这样一个思路，进一步摆出又一个“果”的事实：46名医院职工实名举报本院下达“创收”任务，把医生都快逼疯了的奇特故事。为了创收，医院下达了公开的、秘而不宣的任务，把医护人员的道德底线都给冲破了。就是这根底线成就了“集体举报”，让人们看到如今医院为“创收”（说白了就是“为挣钱”）是怎样不顾病人的死活，不顾医生的道德情操。
这个“果”的事实又像是前一“果”事实的“因”。正是因为医院创收，疯长了医疗费用，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但是，这个“因”对归根到底的“因”，仍然是“果”。就是说，医院“创收”是医疗产业化逼出来的。“三十年中国医改之路回放”就是刨这个根子的。
“三十年医改之路”概括起来就是他们说的“改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医院改成私有制医院或名曰公立实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医院。那个文革中被打倒后来官复原职的钱信忠部长所说“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过是邓小平市场经济导向的先声罢了。什么“经济规律”、“经济手段”，无非是私有化加金钱万能论。在“改制”的名称上，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耍尽了诡辩伎俩。他们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怕干部和农民反对，胡耀邦在办公室苦思冥想，想出个“家庭联产承包制”，欺骗世人耳目。他们要瓦解工人阶级队伍，让工人失业，甚至把工人干出工厂，这样灭绝人性的丑行，他们用“下岗”、“买断”这样不难听的词，加以掩盖。连敞开国门，勾引外资，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滔天罪恶，也用“招商引资”、“双赢”这样的遮丑布遮掩起来。但是，诡辩只能伪装辩证法，它永远也代替不了辩证法。辩证法是劳动人民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日子一长，人们就看出他们葫芦里都装的是什么货色。
不错，卫生部有些官员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的事实，明确反对市场化改革方向，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甚至下断语：“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但是为什么医改仍然按照市场化方向改了下去？因为“政府主导”和“全面市场化”两派之争，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里的派别之争（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从修正主义历届政府下发的文件可以看出，最初是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打破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到“只给政策不给钱”，逼着医院“走穴”、“创收”，乱象丛生；到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此后，卖公立医院就成了一股风。这股风给群众尤其是农民“看病难”简直是雪上加霜。
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年代所遭遇的千“难”万“难”、千“山”万“山”，毫无疑问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不改变这条路线，千“难”万“山”一个也解决不了。
第三，它充分运用对比，使事实和道理既鲜明又生动。
我国修正主义者原以为他们篡夺了党政大权以后，就可以控制舆论，可以用实用主义代
替马克思主义，用诡辩论代替辩证法，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何曾想，网络兴起以后，打破了他们这种复辟梦。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情景像揭幕似地呈现在网络平台上。“啊，这就是改革开放！”“啊，这就是中国特色！”
网络揭露了“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控诉了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使主流媒体的宣传相形见绌，也使修正主义者尴尬不已。据说某个会议上大头头批评负责宣传的头头对互联网监管不力，“有那么多拨款，都在游山玩水，为什么互联网上不见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头头委屈地说，现在互联网已经有了一道“防火墙”，对宣传部门的防火墙，只要是宣传性质的，舆论导向的东西，一到互联网上就受到网民围攻，宣传部几乎是节节败退，都快被赶到互联网之外了。有一位宣传部长说得更直白：“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多好啊，想让他们（指记者——引者）怎么说就怎么说，现在记者不报道大好形势光添乱。”但是，能看网络的毕竟是少数。要使网络的宣传能普及到群众中，就必须对网络宣传加以提炼，形成文字的东西，让更多的人阅读。《事实》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在浩如瀚海的网络里，他们运用马列毛主义即主要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但归类抓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而且充分运用对比的方法，使事实和道理既鲜明又生动。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还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比，是人们认识真理的捷径。
《事实》采取了以下对比方法：用典型事例横着比、竖着比，把问题在对比中讲明白。
“三农”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者在这一章里，选取了小岗村和南街村进行对比，就把问题的答案鲜明地亮了出来。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万里为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一手炮制的假典型。这个假典型“至今都是靠国家拨款和各地的支援建设新农村的”，村里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一半以上的农户借了债，连旧社会背着花鼓要饭的事也出现了。江泽民、胡锦涛都先后到这里热闹过，但仍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相反，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及时总结了包产到户的教训，带领村民重走集体化道路。结果，年年攀高，发展速度比深圳快了18倍。村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借款现象，家家户户呈现出共同富裕的祥和景象。全国几乎每天有三四百人前去参观访问，齐口称赞它是岩石上的一棵青松。这个对比，把个体农民和集体经济两条道路、两种结果摆得清清楚楚。
作者没有就此止步。在批判了土地私有化的种种谬论之后，就来了一个“竖”着比，即讲述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批判——如今成了对现实的批判。这时，作者以反潮流的气概向天呼吁：“合作化是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已经创造了无数奇迹！”接着，就举出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自1955年成立“六村高级联社”以来，集体经营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不断探索适合本乡特点的管理模式，完善了一系列的配套管理机制，既坚持集体经营，又避免吃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乡办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农、林、牧、工全面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公益事业不断投入，居民生活不断改善，被誉为“城市化的乡村”。
人们看了这样的典型，自然会问：假如没有修正主义的折腾，像周家庄这样的村庄不就遍布我国农村了吗？“三农”问题不就压根儿不会出现吗？农民的生活不就早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吗？
用两个不同的时代作对比，使读者有天上地下之感。
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可是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极力抹黑毛泽东时代，说那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言下之意，他领导的“中国特色”是够格的、富裕的“社会主义”。《事实》却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譬如，在列举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的种种罪恶之后，特别是揭露了所谓“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尴尬和困境，农村依然是“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的悲惨情景以后，作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描绘了“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医疗卫生工作的辉煌成就是改变中国人民‘病夫’形象的一座丰碑！”他列举了毛泽东六个方面的丰功伟绩：挽救了中医中药；解决了人民看病问题；发动了以除“四害”为主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消灭血吸虫病；禁娼——消灭性病的病源；培育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每一条丰功伟绩里都有感人至深的事实。读着这些事实，和现实的强烈对比，谁能不慨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真是两重天啊！
最教育人的是两条路线的对比。
腐败，是我们国家现今一个难以消除的痼疾。因为修正主义者推行“私有化”，就为腐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可是，他们又打起反腐败的旗子，招摇过市。这就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错位。《事实》在列举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和数据以后，专门批判了“腐败有功论”和“腐败难免论”、“反对清算论”，明确指出：“现在关于腐败原因的分析和解决腐败问题的种种方案，都只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分析腐败原因，解决腐败问题的最有力的武器。”接着，他就大段大段地引述魏巍《谁是最可恨的人》，从路线上讲明这个问题，使人们的认识得到升华。
“社会主义就像一棵大树，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就像虫子一样会危及大树的生命，但更可怕的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目的就是从社会主义内部扼杀社会主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这座大厦只有从它的顶端才能毁掉它。一旦修正主义路线侵蚀这棵大树，丧失了生命活力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一棵死树，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下，腐败分子的虫子就极快地繁殖起来。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所谓反腐败简直就是开玩笑，忽悠老百姓。”
“无产阶级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权力即使没有监督也不必然导致腐败，当然并不能因此忽视和否定建立监督制度的必要。但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手里的权力，即使再有形式上的监督，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
“右派反腐败是极其虚伪的”，“某些中间派反腐败是真诚的，但要害是不反修正主义，对修正主义抱有幻想。就像宋江‘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最终必然走向投降主义，变成皇帝扼杀革命的帮凶。”“反腐败不和反对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就根本不可能反掉腐败，因此，这样的‘反腐败’除了粉饰修正主义忽悠百姓以外是没有别的任何意义的。”
这些论述是在2000年发表的，经过九年多的实践检验，仍然是这么新鲜，就是因为它是从路线上分析腐败和反腐败问题，使一切为腐败和反腐败辩护的谬论都昭然若揭。
总之，《事实》这本书有很多值得总结和表彰的地方。它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又像一面战旗，鼓舞着革命战士。它立场坚定，毫不左左右右；它观点鲜明，毫不模模糊糊；它横眉冷对“改革开放”，它满腔热情面向群众。它不愧是我们当前革命者“解渴”的一本好书。
魏巍同志前多年讲过这样的话：“应该把修正主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好好地写一写，这是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的好材料。”我们也提倡过大家都来写“亲历记”，为邓氏改革留一部《罪恶史》。《事实》可以说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不是有人说青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只有他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那么，就请他们读读这本书，甚或听听读者的反应吧。不必讳言，青年一般缺少马列毛主义的功底，对纷繁的社会一时难于理出头绪。就像这本书，是在李老成瑞同志列出提纲，组织几位青年写成的那样，需要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但是，青年同志的长处也是老年人缺少的。他们普遍都会电脑，获得信息快、多，思想敏捷，没有包袱，接受新鲜事物快。因此，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不是嫌弃他们，排斥他们，而是要多看他们的长处；如果实践证明他们是对的，那就更应该虚下心来，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固守自己的偏见，让青年向自己低头。
不是有人说对改革反思就是对“改革开放”抹黑吗？那也请他们看看这本书吧。那些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黑，还是笔者“抹黑”？不是有人对毛泽东时代抹黑30年，你们不谴责，甚或还有赞同处，比如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揭露“改革开放”的真实面貌，你们就说这是“抹黑”，请问：你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一本书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事实》说明：不可小看年轻人！
我接到这本书只读了前言就没有时间读下去。不久，太原的同志来电话，说他们要购100本这本书；接着，几位老同志来电话，要我为这本书写篇表扬稿，说：“这本书写得好啊！是几个年轻人写的，应该鼓励鼓励。”同志们的强烈反应，深深教育了我；我放下手头的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读罢，深深感到同志们的反应没有错，这实在是当前同志们“解渴”的一本好书。
为什么说它“解渴”呢？
第一，它抓住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就像一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乱象丛生。
可是，执政当局和主流媒体不顾这个基本事实，极力把这样一个无法挽救的病人，包装成一个健全的人，说它是“盛世辉煌”，是“新世纪的崛起”。30年的“庆典”，就是在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喧嚣声中既忽悠百姓又忽悠自己的一场骗局后收场的。这种欺骗宣传，不但不能解除群众心头的疑虑和困惑，相反，人人都在问：为什么当局不敢面对这些社会事实呢？
《事实胜于雄辩》（以下简称《事实》）就是根据人民群众这种需要来编写的。它不屑一顾执政当局和主流媒体的假宣传，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审视“改革开放”30年，抓住人们普遍关注的十四个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如果说第一章是鸟瞰式的纵览“改革开放”，那么，以后各章就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层层解剖这个快入土的病人。这样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逻辑思维的匠心排序，就使读者获益匪浅。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执政当局明明是在按照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他们还要打着社会主义招牌，高喊什么“中国特色”。这块招牌能骗人吗？否！他们虽然采取了“先干后说，只干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的伎俩，在我国城乡大搞私有化，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他们在《宪法》和《党章》里却写下“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谎言就成了他们大干私有化的护身符。其实，这里的“初级阶段论”就是为私有化开了后门的。且不说邓小平在世时，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步骤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胡温执政时期，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以及后来人大通过的《物权法》，都是私有化的重大步骤。他们干着世界上最大化的私有化，却仍然说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他们还说我国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后来连基本数据也不公布了，就靠谎话过日子。《事实》一书通过多种渠道把这方面的数据真实地、无可辩驳地统计出来，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我国已经不是公有制为主体，而是私有制为主体了；不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各种形式的按资分配为主体了。揭破这个谎言，就有根有据地回答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样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从而把我国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万般罪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翻案，也不会像邓小平那么容易。
他们会改弦更张吗？就是说他们会从私有化道路上再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上来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要这样做，就要首先打倒他们那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会吗？其次，还要剥夺他们精心培育和豢养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会吗？从邓小平亲自培育“傻子瓜子”，到后来侵吞国有资产而暴富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都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吗？再次，他们还要和美国主子、西方国家闹翻脸，他们敢吗？给电脑上装绿坝这样的事，美国人不同意，就借口作罢；新疆7.5事件既然是国外反华势力有预谋的，为什么不敢点美国。既然是这样，还谈翻脸——不可能。看看国资委那些私字铸就灵魂的官员，如李荣融、王忠明之流，以“私有化”为己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叫嚷“无论有多大困难或风险，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逆转”，就可以想见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视“私有化”为他们资本主义复辟大业的命根子，他们只会沿着这条黑道走到底，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试想想，他们当初解散人民公社，让农村破产，农业凋敝，农民贫困，青壮年男女跑到城市充当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每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年，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月平均工资只有600——8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亿元。”（见《事实》134页）这样一个被超额剥削的对象，他们能舍得放弃吗？别看温宝贝亲滋滋地称农民工是他们的“亲兄弟姐妹”，作秀式地帮他们讨要工资，那不过是要把农民工更紧密地捆绑在这条任大小资本家宰割的死亡线上。走资派吸血的本性，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看看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对走资派还能抱任何幻想吗？
他们雄辩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来是“集体失语”。因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已经从社会公仆完全变成了“社会主人”，但他们又不能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还要装出社会公仆的样子，在人民面前讲几句“为人民”的话。但是，公有制变私有制，按劳分配变按资分配，这样一个红变黑的事实，他们哪一个敢面对？所以，只好“集体失语”，不作回答；实在回避不过去，为首的就把《宪法》、《党章》上的谎言再重复一遍。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连诡辩都做不到，还谈什么雄辩。至于那些爪牙们，不过是代主子放言罢了，围着“私有制万岁”、“剥削有功”，各自“创造性地”赤白他们臭不可闻的剥削阶级言论。他们这么放肆，谁给他们的胆子？还不就是我国修正主义者吗？我敢说，当中国人民迎来第二次翻身解放的日子，他们不但和修正主义头子一块儿接受审判，而且还会吃农民的扁担。
《事实》抓住“改革开放”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逐个解剖，犹如抓住了它的筋，抽打起来，拳拳都在要害处。而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变更，则是痛击它的心脏致命处。
第二，它会摆事实、挖根子、讲道理。
在神州大地上，私有化土壤疯张起来的“改革开放”这棵大树，结的累累果实，对中国人民来说，都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苦果、毒果。所谓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在这累累苦果、毒果中，人民群众呼吁最强烈的三个。医疗、教育、住房给老百姓的压力，犹如当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悬在中国人民头上一样。人民群众称它们是“新三座大山”，表现了他们和“改革开放”的对立，表现了他们即将要爆发的愤懑，表现了他们将再一次发扬愚公精神，挖掉这些大山。
人民群众的感觉是一回事，从感觉到自觉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把人民群众感觉的事加以一条理化、系统化，从事物的本身规律中讲出道理，帮助群众达到理性的认识。《事实》一书就是这样摆事实、讲道理的。
且看“医疗”这座大山它是怎样摆事实、讲道理的？
凡事都有“因”和“果”。它首先给读者摆出医疗“果”的事实：9岁男孩感冒发烧因无10元钱就医，用红领巾自缢；年近七旬的朱七姥姥因无钱治病，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偷偷喝了家中半瓶农药自杀了。这一老一少的悲惨遭遇，就是今日医疗产业化的真实写照。看了这些悲惨事实，稍有良心的人，都会皱目、揪心、发指的，都会发问：这就是“中国特色”下人间发生的悲剧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我们的宣传家就是顺着读者这样一个思路，进一步摆出又一个“果”的事实：46名医院职工实名举报本院下达“创收”任务，把医生都快逼疯了的奇特故事。为了创收，医院下达了公开的、秘而不宣的任务，把医护人员的道德底线都给冲破了。就是这根底线成就了“集体举报”，让人们看到如今医院为“创收”（说白了就是“为挣钱”）是怎样不顾病人的死活，不顾医生的道德情操。
这个“果”的事实又像是前一“果”事实的“因”。正是因为医院创收，疯长了医疗费用，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但是，这个“因”对归根到底的“因”，仍然是“果”。就是说，医院“创收”是医疗产业化逼出来的。“三十年中国医改之路回放”就是刨这个根子的。
“三十年医改之路”概括起来就是他们说的“改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医院改成私有制医院或名曰公立实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医院。那个文革中被打倒后来官复原职的钱信忠部长所说“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过是邓小平市场经济导向的先声罢了。什么“经济规律”、“经济手段”，无非是私有化加金钱万能论。在“改制”的名称上，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耍尽了诡辩伎俩。他们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到户，怕干部和农民反对，胡耀邦在办公室苦思冥想，想出个“家庭联产承包制”，欺骗世人耳目。他们要瓦解工人阶级队伍，让工人失业，甚至把工人干出工厂，这样灭绝人性的丑行，他们用“下岗”、“买断”这样不难听的词，加以掩盖。连敞开国门，勾引外资，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滔天罪恶，也用“招商引资”、“双赢”这样的遮丑布遮掩起来。但是，诡辩只能伪装辩证法，它永远也代替不了辩证法。辩证法是劳动人民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日子一长，人们就看出他们葫芦里都装的是什么货色。
不错，卫生部有些官员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的事实，明确反对市场化改革方向，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甚至下断语：“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但是为什么医改仍然按照市场化方向改了下去？因为“政府主导”和“全面市场化”两派之争，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里的派别之争（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从修正主义历届政府下发的文件可以看出，最初是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打破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到“只给政策不给钱”，逼着医院“走穴”、“创收”，乱象丛生；到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此后，卖公立医院就成了一股风。这股风给群众尤其是农民“看病难”简直是雪上加霜。
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年代所遭遇的千“难”万“难”、千“山”万“山”，毫无疑问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不改变这条路线，千“难”万“山”一个也解决不了。
第三，它充分运用对比，使事实和道理既鲜明又生动。
我国修正主义者原以为他们篡夺了党政大权以后，就可以控制舆论，可以用实用主义代
替马克思主义，用诡辩论代替辩证法，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何曾想，网络兴起以后，打破了他们这种复辟梦。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情景像揭幕似地呈现在网络平台上。“啊，这就是改革开放！”“啊，这就是中国特色！”
网络揭露了“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控诉了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使主流媒体的宣传相形见绌，也使修正主义者尴尬不已。据说某个会议上大头头批评负责宣传的头头对互联网监管不力，“有那么多拨款，都在游山玩水，为什么互联网上不见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头头委屈地说，现在互联网已经有了一道“防火墙”，对宣传部门的防火墙，只要是宣传性质的，舆论导向的东西，一到互联网上就受到网民围攻，宣传部几乎是节节败退，都快被赶到互联网之外了。有一位宣传部长说得更直白：“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多好啊，想让他们（指记者——引者）怎么说就怎么说，现在记者不报道大好形势光添乱。”但是，能看网络的毕竟是少数。要使网络的宣传能普及到群众中，就必须对网络宣传加以提炼，形成文字的东西，让更多的人阅读。《事实》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在浩如瀚海的网络里，他们运用马列毛主义即主要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但归类抓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而且充分运用对比的方法，使事实和道理既鲜明又生动。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还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比，是人们认识真理的捷径。
《事实》采取了以下对比方法：用典型事例横着比、竖着比，把问题在对比中讲明白。
“三农”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者在这一章里，选取了小岗村和南街村进行对比，就把问题的答案鲜明地亮了出来。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万里为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一手炮制的假典型。这个假典型“至今都是靠国家拨款和各地的支援建设新农村的”，村里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一半以上的农户借了债，连旧社会背着花鼓要饭的事也出现了。江泽民、胡锦涛都先后到这里热闹过，但仍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相反，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及时总结了包产到户的教训，带领村民重走集体化道路。结果，年年攀高，发展速度比深圳快了18倍。村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借款现象，家家户户呈现出共同富裕的祥和景象。全国几乎每天有三四百人前去参观访问，齐口称赞它是岩石上的一棵青松。这个对比，把个体农民和集体经济两条道路、两种结果摆得清清楚楚。
作者没有就此止步。在批判了土地私有化的种种谬论之后，就来了一个“竖”着比，即讲述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批判——如今成了对现实的批判。这时，作者以反潮流的气概向天呼吁：“合作化是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已经创造了无数奇迹！”接着，就举出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自1955年成立“六村高级联社”以来，集体经营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不断探索适合本乡特点的管理模式，完善了一系列的配套管理机制，既坚持集体经营，又避免吃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乡办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农、林、牧、工全面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公益事业不断投入，居民生活不断改善，被誉为“城市化的乡村”。
人们看了这样的典型，自然会问：假如没有修正主义的折腾，像周家庄这样的村庄不就遍布我国农村了吗？“三农”问题不就压根儿不会出现吗？农民的生活不就早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吗？
用两个不同的时代作对比，使读者有天上地下之感。
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可是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极力抹黑毛泽东时代，说那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言下之意，他领导的“中国特色”是够格的、富裕的“社会主义”。《事实》却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譬如，在列举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的种种罪恶之后，特别是揭露了所谓“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尴尬和困境，农村依然是“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的悲惨情景以后，作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描绘了“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医疗卫生工作的辉煌成就是改变中国人民‘病夫’形象的一座丰碑！”他列举了毛泽东六个方面的丰功伟绩：挽救了中医中药；解决了人民看病问题；发动了以除“四害”为主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消灭血吸虫病；禁娼——消灭性病的病源；培育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每一条丰功伟绩里都有感人至深的事实。读着这些事实，和现实的强烈对比，谁能不慨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真是两重天啊！
最教育人的是两条路线的对比。
腐败，是我们国家现今一个难以消除的痼疾。因为修正主义者推行“私有化”，就为腐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可是，他们又打起反腐败的旗子，招摇过市。这就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错位。《事实》在列举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和数据以后，专门批判了“腐败有功论”和“腐败难免论”、“反对清算论”，明确指出：“现在关于腐败原因的分析和解决腐败问题的种种方案，都只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分析腐败原因，解决腐败问题的最有力的武器。”接着，他就大段大段地引述魏巍《谁是最可恨的人》，从路线上讲明这个问题，使人们的认识得到升华。
“社会主义就像一棵大树，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就像虫子一样会危及大树的生命，但更可怕的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目的就是从社会主义内部扼杀社会主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这座大厦只有从它的顶端才能毁掉它。一旦修正主义路线侵蚀这棵大树，丧失了生命活力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一棵死树，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下，腐败分子的虫子就极快地繁殖起来。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所谓反腐败简直就是开玩笑，忽悠老百姓。”
“无产阶级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权力即使没有监督也不必然导致腐败，当然并不能因此忽视和否定建立监督制度的必要。但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手里的权力，即使再有形式上的监督，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
“右派反腐败是极其虚伪的”，“某些中间派反腐败是真诚的，但要害是不反修正主义，对修正主义抱有幻想。就像宋江‘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最终必然走向投降主义，变成皇帝扼杀革命的帮凶。”“反腐败不和反对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就根本不可能反掉腐败，因此，这样的‘反腐败’除了粉饰修正主义忽悠百姓以外是没有别的任何意义的。”
这些论述是在2000年发表的，经过九年多的实践检验，仍然是这么新鲜，就是因为它是从路线上分析腐败和反腐败问题，使一切为腐败和反腐败辩护的谬论都昭然若揭。
总之，《事实》这本书有很多值得总结和表彰的地方。它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又像一面战旗，鼓舞着革命战士。它立场坚定，毫不左左右右；它观点鲜明，毫不模模糊糊；它横眉冷对“改革开放”，它满腔热情面向群众。它不愧是我们当前革命者“解渴”的一本好书。
魏巍同志前多年讲过这样的话：“应该把修正主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好好地写一写，这是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的好材料。”我们也提倡过大家都来写“亲历记”，为邓氏改革留一部《罪恶史》。《事实》可以说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不是有人说青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只有他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那么，就请他们读读这本书，甚或听听读者的反应吧。不必讳言，青年一般缺少马列毛主义的功底，对纷繁的社会一时难于理出头绪。就像这本书，是在李老成瑞同志列出提纲，组织几位青年写成的那样，需要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但是，青年同志的长处也是老年人缺少的。他们普遍都会电脑，获得信息快、多，思想敏捷，没有包袱，接受新鲜事物快。因此，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不是嫌弃他们，排斥他们，而是要多看他们的长处；如果实践证明他们是对的，那就更应该虚下心来，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固守自己的偏见，让青年向自己低头。
不是有人说对改革反思就是对“改革开放”抹黑吗？那也请他们看看这本书吧。那些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黑，还是笔者“抹黑”？不是有人对毛泽东时代抹黑30年，你们不谴责，甚或还有赞同处，比如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揭露“改革开放”的真实面貌，你们就说这是“抹黑”，请问：你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一本书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事实》说明：不可小看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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