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的邓小平和他的理论(全六篇）
付明泉
2010年7月
前言
邓小平在香港回归之前去世了，他90多年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我始终认可他的“国家要变革要和世界接轨”的说法（但是我并不认可他改革的步骤倾向利益集团的政策和他的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以及他的按自己为标准对错去评定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对错的历史观），我也认可他的有些魄力和胆识。邓小平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从1978年他被华国锋平反开始到80年代初期掌权到1997年他的去世前的这段时间。但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人而不是神仙，邓小平本人也说过，"我对自己能被半开（5分成绩，5分错误）就满意了”。而今天，我们把邓小平的一切理论奉为圣典，对改革的失误和他的曾经的决策和短视思维失误引发的其后一系列直到今天的影响视而不见，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也不符合这个执政党所信奉的"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我近以此几篇文章，算作对邓小平和他的理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使得我们更客观的看待一个人物，我们也应该反思邓小平发动的改革的失误的政策，以使得我们中国真正能实现民主科学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第一篇 邓小平的政治人生
被毛泽东临终前提名为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黯然下台的时候，邓小平等元老们说他的错误是“坚持两个凡是”，也即华国锋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然，邓小平能复出，显然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如果他真坚持了，也就没有后来这段他和邓的交锋，因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完全是华国锋同意和批准才得以实现的。
这再次彰显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权谋的现实的直接的效果。邓小平被西方媒体惊叹，被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而这些打不倒，和“官方”媒体宣传的小平绝对正确正义等无关，本质是邓的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策略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起源和发展众所周知，是十分艰苦和残酷的，这种艰苦和残酷性不仅仅体现在这个政党起源时周边的国内国际的外部以及敌对的环境，还包括党内的残酷斗争。不论是历史上清洗AB团（认为有特务组织混到党内开展的大量杀戮）还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个政策，一个党内的反对派的得势，上面组织的误判和个人恩怨而被捕被杀。这种组织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的团体在貌似和谐的气氛下，等级是森严的，出事是迅速的，矛盾是众多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广泛的人脉和实用灵活就显得无比重要。这远远超过所谓的僵化的纪律，古板枯燥的条文和望而生畏的马列理论。而邓小平天生的头脑，出生，后天的学习和锻炼，让他成为一个能适应这样一个组织和环境的高手。他如同功夫很深的打太极拳的老者，又如一个端坐紫金莲的高僧，时而活动，时而静止，时而隐蔽，时而打牌，避过了最大的风浪，直到自己安然掌权。而他到掌权的时候，又对对手绝不手软。
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总是试图不确定是否真反对他的对手批评-教育-团结的方式，他如大型比赛中场外的教练，当发现哪个队员状态不好，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换人，甚至直接永久淘汰。当然，当他做队员的时候，他会摆出很低的姿态，力求让教练认可他的球艺甚至是可以在目前这场大型比赛中迅速提高的。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邓小平除了前后大约总计学习了7个月法语以外基本就是在工厂劳动，这主要是生存的需要，显然他的几个月法语学习显然也不可能取得有什么效果，在这个工厂工作时候，邓就由于倔强和反抗丢掉了工作。邓小平的第一次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体现在在1930年左右领导的左右江起义，面对军队的损失巨大甚至全军覆灭，作为负责人的邓小平脱身去上海汇报工作，这也是后来文革期间广泛批评的邓小平的脱离队伍的事件。而从当时的实际敌我力量对比来看，邓小平采用这样的方式，对保护自己无疑是明智之举。邓小平在党内被三次打倒，一次是李维汉打倒的，之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提出离婚，随后金维映改嫁李维汉。这场打击对邓小平来说是巨大的，而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只是被派到处于前线担任观察员。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实质的参加战役，但是他的位置是特别的，是当时的军团的政治委员，这个位置类似古代的监军，是对军队起着是否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监督角色。而显然，邓小平的最大优点是一直支持毛泽东，坚定的执行了上级的路线。邓小平在解放后，和刘少奇一起，先是阻击了当时号称东北王的党内号称最会搞经济的高岗，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后来又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之后，邓小平赞同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历史记载，“这场运动让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邓小平又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并亲自主持和积极推行这场运动”。
当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试图推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邓小平被打倒后，他的灵活性再次显示，从目前公开的检讨书看，他很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抓大警小的方针，他急切的检讨了自己，批判了刘少奇并很快和刘少奇划清了界限。而在文革中，他分析毛泽东很准确，了解到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团结和左派革命的思想，试图提拔新的政治委员来取代在毛泽东看来不能继续追随他的，而和他产生巨大分歧的不可靠的老政治委员。邓小平通过反复的检讨和与毛泽东最信任的的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保持联系，使得邓小平的检讨一直能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南海，有时是通过江青转给毛泽东本人的。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某种能力和价值，而一直把邓小平视为可以制衡其他派系的后备人物。毛泽东也一直在思考邓小平是不是真的改变了，理解并能在自己身后执行自己的理论路线。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派系的强大以及和自己的长期不同的理念，于是再次提拔邓小平来制衡周恩来为代表的人物，这也是邓的第二次复出，在指定邓小平主持批判周恩来的会议上，邓小平对周恩来说出了“你和主席只有一步之遥”的话，对周恩来的打击很大，也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是他死后不执行自己路线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也许一直深知毛泽东的疑问，邓小平在1980年面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提问时候，自己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的对待毛主席”，也许现实的折射出他和毛泽东的长期心结。
在1976年天安门的45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听取了汇报，最后采用了用工人纠察队大棒驱散第一次出现的他的反对派的方式。而历史惊人的相似，在1989年，邓小平也面临了反对他的反对派，但是他采用了更加暴烈的，形成他一生最不能抹去的污点的采用军队的和重火力的武力方式，这也使得邓小平的之前一切有关民主开明的谈话显得苍白无力。
历史的相似还体现在，60年代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认定是要发展大官僚资本，特权资本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多年后，等邓小平带领着很多他的追随者走出一条真正的他的路线政策，他不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给他的政治对手加上这样的罪名。不论如何，毛泽东后来执行的路线和反对邓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是不矛盾的，邓小平也是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才被毛泽东同意复出的。但是邓小平对反对派的批判，确实十分矛盾，甚至是十分滑稽的。他先是以资本主义分子的方式判刑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然后又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不当等方式批评他的执行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些的本质，依然是邓小平实用主义思想的结果，他的思想本来是没有任何体系和原则的，唯一的原则是实用，所以当赞同自己的思想，就是好的，不赞同，就是坏的，他能拿出的也依然是毛泽东的当年批判他的罪名。
在这点上，被邓小平直接提拔的完全赞同小平的总书记赵紫阳是深刻了解的，他看到了小平的所谓全部“理论”就是不论其他，现实的解决问题就行，发财致富就好，于是提出了“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一切都好谈的问题，他深刻的把握了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的实用建设主义，也即胡适早年提出的“少谈主义，多谈些问题”的实用主义。
然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毛泽东比邓小平更深远的看到了仅仅发展经济不能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仅仅发展经济甚至不能保证中国的团结统一，必须有一个均贫富的思想，必须有一个马列的大旗来鼓舞全国人民；而邓小平通过学潮后才发现，毛泽东比他看的还是远些，高谈坚持党的领导，丢掉一切理论的结果是不行的，于是转了个圈后，邓又回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
邓小平和党内很多领导人不同，比如张春桥，比如赵紫阳，他们是丢掉了一切，也拒绝承认自己当年的所谓“错误”。邓小平的每次复出前和复出后，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一次被打倒后曾经批判刘少奇，歌颂林彪。第二次复出前批判了林彪的错误，并和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即永远不会说自己被打倒是错误的），第三次复出又和华国锋保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并密切进言和高举叶剑英，让庸碌的华国锋感觉到自己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而邓小平就是帮助自己接班掌权的，从而解放了邓小平，并提高到一个仅次于自己的党内位置。而邓小平也用两个凡是轻易的逼迫了华国锋交权，在处理掉更年轻的华国锋后，邓再次用干部年轻化，将所有文革被打倒的老干部推进了“顾问委员会”去发挥余热，从而为自己选择接班人铺平了道路。在发现两个接班人的急切改革和接班之心后，邓小平再次用实用主义和高效率，解决掉了两个自己选择的改革者和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
邓小平隐匿掉了粟裕在淮海战役的巨大功绩，拒绝对自己50年代批判粟裕和反右派问题承担领导加大的主要的责任，他依然说，“那时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对于自己领导的改革开放，当出现问题时候，全部推给了两个自己的忠实执行者，回归到了保守的元老阵营，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了一场如果早些处理，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巨大民主运动，这些都能看出邓的投机的权谋的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
邓小平的很多“理论”来自他人生和生活经验，在文革中的他本人的韬光养晦，让他躲过多次灾难，他将之推广到国际关系中；他家中子女众多，需要致富，他将之推广到全国的发财致富中，他的坚持做政治委员，在帮监督，不停的活动使得他最后大权在握，让他提出“一百年不动摇”的建设方针，然而，世界是变化的，发展的，运动的，如何能够一百年不动摇？ 这本身也是违背社会发展变化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只考虑眼前实用解决问题的哲学，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毕竟是缺乏远见的，是会产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短视，而实用主义，只靠解决问题，不考虑影响和思想一贯性的人和国家，都会让人产生人格，人品和国家信誉的怀疑。邓小平的“理论”到底能否指导一个国家走的更远，更好，更稳固，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篇 “黑猫白猫论”和“摸石头过河论”－－全面摧毁中国社会道德的“理论”
邓小平的三卷本文选，我很早读过一卷和二卷，三卷是后来很晚读的，邓小平的很多很重要的文章和讲话还是集中在1978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这也是他的对毛的部分他没有参与的运动，不是全部（比如反右，因为那时他是一些专案的组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和后来实行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重要事件的进行指导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对全国影响很大的有很多话，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都是在这些文章提出的。这些被称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成了后来的邓小平理论。
但是有些话，就如数学定理一样，如果脱离了相应的语言环境，脱离了相应的前提条件，就不那么正确，甚至十分荒谬。列宁说，“真理向前迈进一小步，就变成了错误”。那么显然，脱离一个大环境的语言是传递的信息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和可怕的。其中有两句是典型的案例，一个就是黑猫白猫论，一个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那种严格的阶级论和语言的批判显然十分反感，这从他的文集很多讲话都可以看的出来，尽管早期是有些出于当时的环境十分隐蔽的表达，但都能看出他对那种大批判的理论家的愤怒和反感。基于此，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等等，都是反对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的实用主义对策。但是正如当年解读毛主席语录一样的片面，他的话被有意无意的割裂了，于是，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传遍了大江南北，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的要敢于大胆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被好意恶意的放大了。
这句话干脆被人解读成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行。我想这应该是离开上下语境，错误解读一句话的最典型的案例。解读的的人有那么笨么？显然没有，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一是也许邓小平当时也是希望宁右不左，他曾在他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历史上受左的影响太大了，可见，从他的出发点，他是反感左的；其二是如毛在过去领导革命的想法一样，开始宁可过之，不可不足，也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其三，各级执政者，忽然一个大转身，理解是不足的，他们在做具体工作和指导的时候，只能采取更精炼的传达和指示，于是这个割舍上下文的语言就这样在大众中流行了。其四，就是干脆有人浑水摸鱼，更喜欢这个解释，便于他的利益操作。于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再次产生了，有人发现自己早就懂这一点，甚至不需要最高领导人指出。于是有人感觉不仅仅黑猫白猫花猫，狗能抓住耗子也行。还有人干脆觉得不抓耗子只要貌似抓耗子也行，有人觉得干脆抓假耗子只要上级以为是真耗子就行。
总之，这样解读之后，这句话对中国的道德冲击是巨大的，实际上，我和很多年轻一点的人交谈，他们似乎知道全部小平的理论，除了开放（还是个模糊的宏观词），就是这个黑猫白猫论了。于是昔日做好人的理论坍塌了，做明白人，做聪明猫的理论诞生了，如果抓到耗子是好猫，那显然，不论假耗子，真耗子，不论是别人抓到的耗子，还是自己的，总之，只要达到目的，自己是好猫，别人也说自己是好猫了。于是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千年来的道德观，荣辱观，美丑观，都被现实主义的利益观所替代了。这种小作坊主的利润至上，落井下石，诚信全无，只是为达到目的的观点恰恰正是100多年前马克思批判西方资本家的“永远希望只是倾销他们的商品，而不考虑社会效益和不择手段”的思维成为一致。
“摸着石头过河”同样是一个文选中让人费解和让人误解的语言。如果说，邓小平说的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可遵循，就如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理论一般都是高屋建瓴的，是有预见和计划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中曾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无法算出未来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事实预测到未来的结果，…他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趋势）这是东方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这是海边可以看到桅杆的帆船，这是母腹中躁动的要成熟的婴儿。” 显然，摸着石头过河是经验主义的东西，是在摸索的感性主义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主义的认识阶段，就如康德讲的感官的东西，也是辩证法讲的认识的第一阶段，既然如此，这如何能成为理论的一部分呢？这不是一个悖论么？
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偏向实用主义的居多，他的思想很多和胡适，杜威的实用主义更加接近，只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聪明睿智的回答记者的提问，更多是一种辩论术，而不能做为理论和科学。比如，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对自己的评价时说，“我对自己半开就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是都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一个指导全国的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全面的，兼顾人们理解力和具有继承性的，但是不幸的是，小平的经验主义的总结和毛的高屋建瓴的系统理论，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壁垒。 我不知道一些研究家是如何衔接和搭起这经验主义的概括和毛的系统理论的桥梁。在我读了多次毛的四卷，邓的三卷后，我只是感觉，我们的各个时期的“理论”除了名义上的继承，很难于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这也许正是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篇 似是而非的理论（一例）一论邓小平理论 评邓小平1979年的一访谈
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的三卷文集为代表，集中了邓小平一生的重要思想和讲话，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独特的东西更多反映在邓小平二卷中，因为这是邓小平正式和毛泽东思想不同的部分。官方说法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更多人认为，这是邓小平全面修改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壁垒。我将在以后中全面引用邓的文章，本文我仅仅对邓小平的一个访谈加以分析，即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的一部分。我在此引用的原文采用了划线区分我的评注。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
吉布尼：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
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
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
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
“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
本主义，那是荒谬的。
评注： 我读历史，始终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张春桥等人的文章中真的有“宁要贫穷，也不要富裕”的口号。而这里有一个问题，贫穷的定义是什么？谁是贫穷的主体，是官僚阶层，广大民众还是少数“有本事”的人士？改革32年来证明，这个主体从开始就是模糊的，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全民所有国民经济的建设，实现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现了很多人耕者有其田，工人有工厂的状态，老人要老年保证金的状态。但是解放民众和建立的新的国家，绝对不激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如果那样，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未必发展的不好，其他党派也未必不去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配制度，是全民的福利和全民的发展，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剥削和压迫，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的社会是为了建设一个人民基本平等的社会，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发展生产力的社会。
原文：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
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
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
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
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
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
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
，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
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
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
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
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
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
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评注： 什么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富裕的资本主义？什么是富裕的社会主义？ 除了党的领导，我们已经看不到任何区别。而邓小平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核心。如果这样讲，只要生产力发展好的国家就更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呢？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本质的除了生产力发展以外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的区分标准，显然，小平把这个给完全去掉了。后来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起源和依靠力量，中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处于西方的本质的封锁之中，中国当时靠向苏联，是不得已的选择，并非是自己喜欢孤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直努力打开联系世界的大门，正是执行长期的统一战线，才使得中国进入联合国，才使得中国打开了中美，中日建交的大门，才使得独立的中国被西方国家逐渐承认，邓小平割裂了中国的近代历史来谈中国的封闭，仿佛中国是从满清帝国一下进入到了1979年，我相信，如果没有原子武器，没有中国建国后靠向苏联的国家建设积累，没有当时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总统的长期制衡苏联的战略考虑，没有毛泽东建立的团结一切亚非拉国家迫使美国让步的考虑，中国不会实现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建交。
原文：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
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
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
，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
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
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
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
是了不起的力量。
评注： 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和以前的人并非不知道中国的资源可以开采，如果不知道，就不会有大庆油田等的开发，但是他们知道不能过度开采，不能没有计划的开采，不能不给子孙万代留下更长远的发展资源，这些力量开发，很了不起，对方拿走了，我们吃的好了，享受了，就可以了么？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计划呢？
原文：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
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
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
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评注： 我始终觉得邓小平这话讲的很不好。30年，做了很多蠢事么？1949年到1979年，真的做了很多蠢事么？原子武器算蠢事么？国防体系建设算蠢事么？发展国民经济算蠢事么？后面他列举了很多数据，证明了中国从基本没有工业的封锁状态，到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油田煤矿的建设，到今天依然是在用1979年前基础建设。
原文：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
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
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
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
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
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
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
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
，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
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
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
”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
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
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
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
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
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
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
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
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
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
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
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
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
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
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评注： 邓小平说30年做了很多蠢事，又说50，60年代风尚是非常好的，这本身有很大矛盾。风尚为什么是好的？因为有当时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毛泽东的，民主党派的长远的建设思想。而不是黑猫白猫论。现在的社会风尚好不好呢？我想每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不用去说了，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小平说，多年来，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那么中国的卫星是如何上天的呢？中国的原子弹是如何爆炸的呢？32年来，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又有什么值得夸奖的伟大功绩呢？除了教育产业化，全民经商，教授买茶蛋，还有什么更美丽的传说呢？
原文：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
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
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
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
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
在应该利用起来。
评注： 我们从收归官僚资本，公私合营的改造民族资本家，没收地主土地的土改，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不是利用自己的资源么？现在我们出卖矿山，被外资兼并，搞合资，上市，甚至骗财，出卖国有资产，甚至走私，官倒，甚至官僚直接席卷财产外逃，这些都是算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来搞国际合作么？
原文：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
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
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
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
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
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
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
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
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
，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
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
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
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
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
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评注： 邓小平讲的中国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对的。这实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千年官场的特点，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一直在试图“精兵简政”，但是效果甚微，而邓小平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没有解决，更改革后的政府更添加了“腐败”，“巨额腐败”还不处理的一大特点。
原文：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
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
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
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
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
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
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
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
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
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
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
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
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
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评注： 邓小平总算承认了一点中国改造资产阶级的成功性，我想很大程度是不是因为他参与了这段的领导工作，对于自己领导和参与的，积极评价，否则就是漆黑一团的评价，是邓小平的历史观的一个特点。
原文：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
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
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
，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
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
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
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
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
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
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
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
，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
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
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
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评注： 不论小平如何想，中国的剥削阶级已经彻底形成，而且我始终不认为小平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样搞下去，不会出现剥削阶级，他实际是不反对，也认同剥削阶级的出现是必然的，既然如此，这样的讲话，就是误导全国舆论，就是误导全国人民的。
原文：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
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
，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
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
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
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
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
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
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
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
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
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
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
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
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评注： 邓小平这段谈话，丝毫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因为他的政策本身就是模糊的，摇摆的，实际上，小平的本意，也许是“不论什么主义，富裕就行，富强就好”，这也是可以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搞成官僚特权的资本主义，不能搞成没有民生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搞，至少要搞成让民众有基本生存权，发展权，话语权的民生资本主义。
如果搞社会主义，那显然，不是这样的搞法，经济基础已经走向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高喊社会主义？这无疑仅仅是邓小平再次不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蒙蔽全国的舆论而造成的。这种思维的引导性的混乱也许就是造成今日中国乱象的根源之一。
第四篇 赵紫阳的下台--邓小平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
1989年的秋天，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黯然下台了。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的场景是挺让民众难忘的，他的表情是伤感的，他的语言是真诚的。当然，赵紫阳的下台，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太大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他并不掌权，中国真正的大权在邓小平手中，这点，邓小平也承认了这点，他后来也坦诚自己是第二代领导核心。
中国最高领导者时代的结束往往并非在他们去世或者辞职的时候，正如林彪的出走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而赵紫阳的下台，实际上也是邓小平时代的结束。1989年夏天，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引领起全国的反对腐败运动的时候，邓小平是愤怒的，这很可能让他想起红卫兵的时代，那对他来说最残酷的政治冬天。邓不喜欢“无法无天的”“激进的”中国青年的“运动”和“闹事”。这不符合邓的政治观。而在文革时代，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的，周恩来和很多军方紧跟毛泽东的将领们和政治人物支持的“天下大乱达到大治”的政治运动是没有任何还击之力的，邓小平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检讨检讨再检讨，或者对时局保持沉默。那时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毛泽东是中国当时不可撼动的领袖，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就绝对可以决定任何将军，元帅，还包括中央里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很多是毛泽东当年提拔起来的政治委员--的任何政治命运前途。而毛泽东当时给邓小平当时的定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赵紫阳在民间和海外，都被说成是因为“同情学生运动”而下台的，而在国内官方，则被定义为“犯了分裂党（不是反革命）的错误和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这实际上也可以解读为赵紫阳没有尊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党内规则，或说为他和元老或者和邓小平的意见是相左的。
当邓小平面对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时候，邓小平和文革时代不同了，邓已经是中国掌权者，而赵紫阳是他1978年后逐渐一手提拔起来到中央总书记最高位置的邓派改革人物，而赵紫阳对开始理性后来激进最后沦为闹剧（这点连当时在场的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博士也承认最后的广场运动更像一个闹剧）的学生运动的支持和所谓同情，显然是不能被邓小平所容忍的。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也好，组织者也好，根本不能指挥和统领全体学生，哪怕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更不要说全国的，除了前期，后期根本无法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进行对话。在当时的总理内阁多天的拖延之后，赵紫阳也没有拿出一个应对和解决的最好办法，对话很多天，解决不了，而所有元老和保守派，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害怕这场运动最后造成自己既得利益的损失和对自身的文革一样的冲击，这就造成邓小平作为最高掌舵人，必然要出来全面解决这一问题。
全国人民是同情这一运动的，这点不可辩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场运动，如何结束这场运动，而这种乏力和无解决性，这也恰恰因为组织者的无力和总体的基本无组织无计划，这事实也和后来官方定义的“有组织有预谋”是相矛盾的。赵紫阳试图在这场全民支
持同情的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实现中国走向一个大的政治变革，而非邓小平掌权元老们控制的国家政体，这样一个尝试显然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而赵紫阳的下台，从暂时上解决了内部的矛盾，确也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擎天玉柱彻底坍塌，这也标志着邓小平掌舵，胡耀邦，赵紫阳发力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战车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在这场邓式改革中，年轻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都是发现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但是由于邓小平历史观的问题，即凡是自己参与的运动的都是对的，凡是有损自己历史声誉的运动都是错的历史观，使得邓小平无法做到这点，这就必然造成了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之间的矛盾。邓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是官僚显贵特权政治+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国传统封建特色的社会，这不仅仅是试图建立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毛泽东等不能接受的，也是让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优点的改革派所不能接受的。最后就必然出现，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举起右手横扫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毛式“保守派”-----现在“特权精英”阶层等一提毛泽东希望建立的社会就要拿文革举例，实际上，文革只是一个特殊政治运动时期，并非毛泽东时代的全部，也不是毛泽东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状态，毛泽东实际是要建立坚决消灭特权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限制管理约束民族资本主义，实现全民所有照顾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利益的社会和政府。----邓小平最后也举起左手横扫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资本主义政治的改革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邓在进行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后，依然希望保留所谓社会主义上层模式，这必然使得这个模式成为仅有官僚特权精英基础，而失去工农联盟和广大知识分子联盟基础的空中楼阁。 尽管有后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的并有对他引领的改革的最后的讲话，但从赵紫阳下台，已经是整个邓小平引领的时代--邓小平式的中国特色的改革时代的无可奈何的落幕。
第五篇 谈张春桥和邓小平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到了1997年，总设计师去世了，一个完成的大楼的总设计师去世了，依然可以巍然屹立，但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世了，改革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就有些危机了，就如一个大楼设计了一部分，现在设计师没了，那么谁继续设计？如何设计？原来总设计师想如何设计，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人已去，楼已空，现在唯一能看到的是几本固定的文选，似乎无法解决残酷真实变化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开了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永远都是让人欢欣鼓舞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也曾说过，唯一不变化的只有变化本身。世界是不是进步和变化的更好，不同的人还是有些争论，但是变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变化不是坏事，但是关键是如何变化，怎么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开放也是好词，至少在汉语中是积极词汇，不是个消极词汇，难道保守，固执就好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开放是如何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开放的受益者是谁？
被中国文学家郭沫若评价为“狗头军师张”的张春桥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他恶贯满盈，他害人害己，他落井下石，他野心害人，总之，这个狗头军师张看来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甚至喧闹的当今社会大部分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自然，张春桥和邓小平是无法比了，按后来邓掌权后“正统”媒介的宣扬，“邓有军功，有革命的正牌背景，有过人的心胸，远大的气魄，开放的能力，美国访问的气概”，最主要的是，让全国人民都改革开放，步入小康了。
然而，当你看看今天的中国腐朽的特权阶层和在大小会议上高谈阔论的民族和官僚大资本家们，你真的不由自主的想看看那个一直反对邓小平的文人政客张春桥的文章。这个曾在上海执政发展经济的管理者，这个一直跟随毛泽东并发展了他的后期理论的文人，这个后来做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领导人，并非人们后来说的那样不堪和恶毒。
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开始的张春桥被毛泽东高度注意，在后来他被调到中央工作，张春桥一直发展和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反资产阶级复辟，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理论。后来一些人胡诌张春桥的任何文章都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如果这样说，今天的官僚的一切提案意见所谓发言是不是一点没有实在，都是讨好高层呢？这样说，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张春桥的世界观，价值观，理论见解就是如此的，是和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很接近的。所以也有史学家承认，张春桥是毛晚年除了毛以为，最能理解毛的思想，并最大程度发展和支持毛的理论和思想。张春桥和邓小平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邓从本质是对资本主义有很大好感的，这点人是忌讳谈的，因为毕竟是个敏感问题，但是确实是不可否定的。尽管邓小平在很多文章中也在阐述社会主义，阐述中国特色，但是他本质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这倒不是为了其他，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达到目的就是好办法。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了长期问题，这个达到目的是不是实现了根本目的，从小平的历史和他的行动来看，他看问题，更是见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他有短期目标，但是缺少长期考虑和中期计划。他对自己也诠释的无比清楚，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张春桥和毛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毛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是相信的，甚至是迷信的，他的一切想法，是如何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遇到问题，如何能从根本上达到那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他和毛泽东一样，不认为小平的资本主义建设方式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毛泽东一样，他始终不相信物质充足，人自然就会变的高尚，富裕后一切都好办的哲学。
在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上，张春桥的思维方式也是和邓小平也是不同的，邓小平的方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但张春桥不同，他和毛泽东一样，是希望从战略的角度，防微杜渐的消除一切处于萌芽状态和星星之火状态的不稳定因素，以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平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无限仰慕和发达的欣赏，遭到了毛的鄙视。康德曾评论人做事情之所以看起来行动和语言不一致，根源还是内心追崇的标准，如果内心追崇和欣赏另外的道德标准和准则，不论他说什么，他必然会按着内心的追捧去行动。邓小平和张春桥的行动十分得以证明康德这个理论。
现在的中国特权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不论如何表演和演说，从骨子里是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觉得西方的一切都好，除了中国特权这点不学习，其他都从骨子里仰赖西方，见到西方人物就如小学见到班主任，生怕一个发型一个衣褶没有弄好，被人嘲笑。对西方的承认和夸奖感恩戴德，对西方的训斥和指责非常难过，沮丧和恐惧。这样一种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亮还带着香味的心态如何能让自己真的站直腰杆呢？这样一个内心真正的准则如何能不使得自己的行动在洋人面前外强中干呢？
在英国紫石英号炮击中国解放军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怒斥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什么联合舰队，是要控制我们么？这样的话，今天的官僚特权阶层和中国大资本家阶层是无法说出了，这倒不是口气的问题，是骨子里的问题，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报纸杂志粉饰的韬光养晦和策略之计。
邓小平曾说，我们力量不如对方，所以韬光养晦。更有人拼命发展这套理论。这话听起来耳熟，仔细想想，听着和晚清末年说的洋人船坚炮厉，再战必亡十分相似。然而，就是靠这小米加步枪，中国人依然坚强的横扫晚清末年100多年的耻辱，也依然我们进入了联合国。
和毛泽东曾批判“唯生产力论”一样，在张春桥看来，那种单纯发展生产，单纯富裕，并不能让中国人腰杆挺直，也不能实现真正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当家做主，反而走向反面，甚至培养出更多的对外软弱无骨的权贵和对内嗜血的腐朽特权阶层和一贫如洗麻木不仁的落后民众。而邓小平的理论的核心观点，“依然是发展起经济一切都好办，我们会腰杆就硬，人民就富，一切都可以了”。所以才有稳定压倒一切，闷声发大财，一百年不动摇的政策和理论。这个单纯发展经济，认为富裕了就富强，富强就强大的观点显然是十分偏颇的。宋代是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发展的很好，但是依然抵挡不住经济落后具有强大进取和征服能力的落后的女真和蒙古民族的进攻。而又如同个人，历史上那种豪门大户，富裕无比，柔弱无骨，毫无人格的非君子也依然不少。所以古人也从来没有认为只要经济富裕的人就会自然义士，就是君子，所有才有那么多对人的人格要求的古经。如果仅仅富裕就一切都解决了，古代圣贤书和三大宗教应该全部是发展经济和理财的经文了。
邓小平不能为改革开放造成的高房价，高特权，腐败阶层和大资本家的嗜血如命的一切错误买单，那么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张春桥为文化革命的造成的一切错误和罪责买单。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左派人物和政治家有一点是比右翼权贵们干净的，那就是，他们除了一些中国式的特权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中国式特权为谋取巨额的中国特色的财富。他们更像一伙清教徒，极力鼓吹和推行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但是出发点是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均贫富。他们的哲学观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做到。而今天的特权右翼大资本家和权贵，他们是权钱美色实惠具得，还要用一些理论来误导和贬低戏弄亵渎民众，“买不起房子就别买”，“买不起说明你穷”已经丧失了任何廉耻，利用自己特权控制得到利益后对供养给他们的人的赤裸裸的恐吓和辱骂，就如全国几亿农民一起控制粮食，对他们高呼，买不起粮食别吃一样。也如同一个长大的孩子，对养大他的年迈的父母说，你不能劳动了就不要吃饭一样可笑。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廉耻，和左派的政治家不同，他们的人生准则已经应该是“做一能人，做一个享受的人，做一个欺骗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做一个发财不管他人死活的人，做一个自己吃饱喝足子孙万代具有财富的人”。
第六篇 历史的惊叹--也谈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有着黑白墓碑的独特的赫鲁晓夫墓成了前苏联的历史。而邓小平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后让我们回头看这两个影响世界的政治人物，我们才发现是如此的惊叹。
斯大林死后，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这个报告，之所以震惊世界，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被奉为“世界的共产主义的领袖，领导苏联卫国战争的统帅”的斯大林一夜之间成了暴君，独裁者。整个阵营骚动了。不论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君子做事情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国中，赫鲁晓夫的举动是让人鄙视的。当时的邓小平率领中国团参加中途离开，回来后受到了毛泽东等的肯定，之后就开始了中苏交恶，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国也开始了勒紧腰带去归还苏联的债务。
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中国对斯大林进行了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给后人研究。但是赫鲁晓夫的举动让西方喝彩一片，而赫鲁晓夫也自认为自己远远超越了斯大林，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繁荣。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和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对美国的发达的无限崇拜，让毛泽东十分鄙视。毛从人格和作风上真正鄙视这个光头，做秘密报告的政客。毛也拒绝再承认赫鲁晓夫是阵营的领袖。当然，真正的中苏交恶是从赫鲁晓夫要租借中国海港，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开始的。从此，毛泽东的中共和苏联的中央开始了谁是社会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全面论战。这也成了毛泽东晚年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谁会在他身后建立赫鲁晓夫试图建立和所谓改革出的官僚特权贵族阶层，建立出一种貌似自由的特权专政控制民众的崇拜西方的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不伦不类的社会模式。
赫鲁晓夫对西方本质是恐惧和羡慕的，他的政策外强中干，虎头蛇尾，虚张声势。他搞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当时肯尼迪政府的强硬回击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而柏林墙的建立，更是对西方从道义到形式的全面失败。赫鲁晓夫试图改革，但是最后的结果让苏联经济停顿不前，而他粗鲁的作风，更让世界为之惊讶。而他自己，也一样成了秘密的牺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隐蔽的中央全会悄然以健康为由撤销了一切职务，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权力。
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刘少奇），毛泽东更担心的是邓小平等人要建立一个之发展经济，不管其他的，倒向西方的，只变卖资源，兼并土地，照顾少数权贵，而不顾及社会分配形式，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战略的的“修正主义走资路线”。毛泽东更担心他们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邓小平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也对来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说出了他和毛泽东长期的纠结。
但是邓的确和赫鲁晓夫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本质都是对西方充满好感并向往的。但是邓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任何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我读过多次，我觉得不够客观，这个决议既掩盖了邓小平参与甚至扩大化执行毛泽东的很多政治运动的问题，也缺失了对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若干成就的肯定，片面的孤立的割裂历史的武断的否定了邓小平和很多老干部自己没有参与的政治运动，并否定了他们在其中互相你争我夺的斗争历史，邓小平等人把毛泽东描绘成了一个后期老迈，昏庸，毫无建树，想入非非的人物，而没有客观的，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实事求是的去评价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的一系列防止国家官僚阶层腐败，防止出现特权阶层，防止腐败和贪污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提出建设毛泽东思想，而他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长期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和“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毛泽东重视长远的战略，如兴修水利，发展高科技国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产品，而邓小平更多倾向招商引资，租赁土地，出口创汇，买入利用的方针。对国际朋友，毛泽东更多强调是搞长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对手，到对手的阵地和国家内部去分化瓦解对手，而邓小平的策略则是韬光养晦，不出头，对国际朋友少支持，闷声发大财的自我中心的短时政策，这种政策必然造成长期的后，对手直逼国门，朋友众叛亲离的局面。
很多改革精英评论毛泽东只会搞军事，不会搞其他，其实，毛泽东是个长远的战略家，如同一个总统帅，他善于利用各个专业人才来进行全面的建设，他的思想长远而有效。但是邓小平实际上是个政客，政治委员，他既不是个军事家，也不是个经济领袖，更不是一个战略高手，他除了对毛泽东执行的他没有理解和参与的运动否定外，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的建树，他几乎是按照“凡是毛泽东执行的路线相反”的方式执行了自己的路线，结果就是今天，改革32年来，国内腐败全面开花，国有资源损失殆尽，稀土矿产廉价出卖，中国自主科研全靠吃老本的境地。
从1949年到1976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建设了中国海军和空军；中国实现了消灭鸦片梅毒血吸虫的传染病；中国实现了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建设，中国实现了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建交；中国实现了从百年凌辱到外强眼看叹息的转变，中国实现了和美国，苏联的直接较量，被亚非拉国家抬入联合国，中国教育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涌现了无数在本职工作上拿钱虽少，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毛泽东的很多晚年思想，过于超前时代，他的上山下乡论，老中青结合论，继续革命论，反对官僚特权论，人民民主论，人民监督论，批判封建礼教论，还不能完全适应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时代，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思想是进步和独特的，他是真心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的。
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2年，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看到煤矿的死人，童工，看看黑心棉和社会泛滥的黄，赌，黑，看看贪腐上千万还不死刑的高官，看看刚刚建好的就倒塌的大桥，大楼，看看大官僚，大资本家剥夺占有农民的土地，看看各级官吏的逢场作戏的泪水涟涟，看看我们依然吃老本，毫无新的自主创业的科学，看看那些看起来像商人的博士导师，看看那些看着那些挂着各种科学技术职称和拥有带水的高学历的就差没有挂着高僧头衔的高官，我们真的无语。
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同样，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老年的毛泽东对45运动的学生也只是让工人纠察队用大棒予以驱散，而斯大林则要狠的多；赫鲁晓夫没有用枪炮镇压过反对派，但是邓小平在面临和毛泽东一样面临的反对派的时候，却用大炮和枪口代替了大棒和徒手，邓在这点上，更接近斯大林的稳准狠。
赫鲁晓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荣誉，更没有总设计师的称号，他也没有任何理论问世，唯一一部回忆录，还是他的口述，别人的代写。而邓小平则有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更被当代改革精英拿好处时候推崇的白猫黑猫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的社会的建设。他的一百年不动摇的理论和他当年和华国锋保证的“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一样，也和他当年和毛泽东保证的”永不翻文化大革命和党组织对自己定案”一样，都是绝对的，静止的，发誓的，脆弱的，不符合马克思的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辩证法的理论。这也注定他的这些说法不仅仅不能世世代代，也不能永不翻案，更不能一百年不动摇。
结束语
邓小平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三卷文集中，而第一卷本质上是他做普通政治委员时候的执行政策的一些讲话，谈不上什么自己独创的东西。他的核心一些理念，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他的第二卷文集中。从他的1975年1月的《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一直到他的1982年8月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他基本想法和治国理念的合集。那么邓小平到底有哪些理念？有哪些想法，是超越的，前瞻的，有价值的，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呢？
从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有多个战线发言记录在他的文选中，邓本来是一个政治委员，他既不精通于军事，也不精通于政治，从后来的他的文章看，他也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说他是权谋家和政客更加符合他的身份。他的《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集中体现了他这个时候的思想，那就是他不在台上的从1966年开始的政策都是不对的，但是哪里不对呢？他是否做了调查研究？他是否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看到了全面的例证和统计数据？他在1966年开始，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写检讨和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上。他如何能知道如此多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核心内容是所谓的“整顿”，也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文化革命和任何革命和运动一样，有其弊端，有其成效，绝对不是简单的“十年浩劫”所能解释的，如果从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文化革命是中国试图进行一次从下而上的政治监督腐败运动，横扫一切旧文化旧礼教的文化运动，只是这个运动不切合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态和社会状况。把自己没有参与的历史就写为一片漆黑，就要整顿，是邓小平历史观的一个特点。整顿并不是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邓小平忽视中国当时的现状和经济的实际发展，而仅仅以整顿为名义，实际上是对中国亿万劳动者，各级领导干部多年工作经验和工作努力的一扫而空。如果都是这样整顿的化，我们可以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期以社会黑暗面为借口，进行一切横扫和整顿，这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看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是“发展经济”，但是这个发展经济不是高远的，不是崇高的，不是引导民众，去掉愚昧思想的，而是顺应‘人本私心”的所谓尊重现状的，如果人一切都按本能，那何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清帝国的封建社会，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不是一样有私欲知道发财致富么？何必要绕一个圈，继续这个低俗的简单的人的私心的单打独斗的发财梦呢？这个“发展经济”仅仅以发财为目的，以拿来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为目的，以至改革开放32年来，我们依然在吃1978年前的科学老本，国防科研吃老本，但是科学上，连一个自主的汽车发动机，自己的电脑芯片都研发不出来，这不是十分可笑么？这不是社会长期重商贾，轻科研农耕研发有关么？古代封建社会提出了“以农为本”，资本主义重视贸易的同时，牢牢把握住自己高科学的阵地，我们除了出口创汇，除了如非洲一样开发自己的祖先的稀土矿产资源，除了用几亿件出口的衬衫换回一个对方的飞机，还做了什么呢？这样的发展经济，推翻了一切道德，破坏了一切资源，丢失了一切自主，失去了一切灵魂，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黑心资本家和利欲熏心的个体在发财梦的指引下，没有约束的丧心病狂制造假货和毒食品，这一切都是在低俗不堪的发财梦和所谓“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一切都解决了”的指导下产生的。 古人讲中庸之道，很多事情是平衡发展制约的，就如动物界的食物链，如果总是无限突出经济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么要那么多圣贤书和宗教做什么呢？
邓小平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韬光养晦，不出头。实际上，这个不出头，本质不是真不出头，是靠向西方社会，而不是靠向和我们更接近的国家，曾把我们抬入联合国的国家，曾和我们一切保持战略的国家。结果就是，我们不去欺凌我们的帝国主义国家折腾，他们就来我们附近折腾，今天台湾问题，明天贸易问题，这所谓的韬光养晦是一个非常短视的，丢弃穷朋友，巴结富人的急功近利的小市民都有的小眼光。有人说，支持穷朋友，多不好，还丢弃钱，有钱我们自己用。但是关键的问题，正是这些穷朋友（虽然少数背信弃义），在长期的战略中，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总能坚定的支持发展中的中国，觉得中国是他们最可信任的朋友。改革32年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使得中国失去了很多铁杆朋友，中间朋友，很多曾经的国际朋友国家对中国半信半疑，西方国家却从没因为我们的所谓不出头，友好而放弃对我们的敌视。不相信，你听听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说，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的说法，就不言自明了。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发财”，“发展”，“不动摇”“招商引进”“合作合资”，这些貌似很进取的口号，实际上小作坊主做生意一样的急功近利，不顾朋友，不顾道德的短视。对内，对不择手段资本家和官僚特权十分纵容，经济犯罪至少也不能升一级吧，至少要开除党籍吧（邓小平语）。对外，以不出头韬光养晦之名，缺乏长期战略，对西方一味软弱，美其名曰积攒实力，而历史来看，任何这种以积攒实力，曲线救国的方式，最后既没有力量，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够再次展现实力，因为风骨已经消失。
毛泽东痛斥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时说“西方进取性，西方把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经济剥削说成进取，说的多美妙啊，可惜这种进取，不是进取到西方去，而是进取到中国，引起了所谓中国人民的骚动和不安（被压迫和革命）”。
邓小平理论，本质是先以整顿为名义重新评价历史，突出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隐匿自己不光彩的历史的修正历史，接着就以“人的私心和本能”为源，以发展经济为说法，推翻一切道德和约束，又以发财致富，联合取胜的说法鼓励拼命开采中国的地下资源，引入外国资本，实现了对中国全面的剥削和侵占；最后以一百年不动摇的所谓韬光养晦的方式投向西方并一直被西方敌视。
中国不是元老的国家，中国不是特权的国家，中国不是只有发财梦的国家，中国不是可以推翻道德的国家，中国不是不和贫穷搏斗但是不是只为发财的国家，中国不是可以总忍气吞声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和西方大国是资源争夺的关系，不是投向西方就可以结交富国就可以和西方友好的国家。似是而非的邓小平理论绝不能指导中国的未来，不能给出10几亿中国人民努力的指导方向，更绝不能指导中国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是个5000年历史的古国，是一个有3000年文明可证的大国，中国只有挺起脊梁，对内实现平等，对外实现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护我们的国土资源，保护我们的矿产资源，保护我们的水源资源，保护我们的人力资源，保护我们的后代健康，对大资本实现节制，对官僚资本和特权阶层实行绝对的镇压，对民族资本实行法律框架内的发展和监督，实现对赤贫和贫困阶层的教育鼓励和政策的激励发展和扶助，对广大民众实现广泛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迁徙自由，思想自由，并有全社会的严格的法律保证和道德舆论约束，中国才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