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在其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可以望个无穷的远 可以暖暖青春的梦
——《夕阳之歌》胡风
1954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大操场里，一个短发女孩从正在举行高中入学考试的教室里走了出来，靠着双杠休息。看校门的老工友问她：“同学，还没到点，你怎么就出来了？”她答道：“我考完了，也检查过了，挺容易的。”老工友说：“我说同学，你一定会考上的。”这女孩就是我。几天后发榜，我果然考上了。在我父亲1954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晓风考取师大女附中（高中）。”而每当我回忆起母校来，首先记起的就是操场上的这一幕。
在这一年前的1953年8月初，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居到北京，这时，我应该插班上初三念书。搬家之前，父亲曾问过周扬的夫人苏灵扬，能否让我去她任校长的师大女附中上学。她的回答是，学校不收插班生。父亲也就不再多说。于是，我在离家不远的女六中（现在的156中）念了一年初三。第二年毕业后，我居然自己考上了这所全国知名的学校。这回，父亲显得特别高兴，我也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自豪。
当年我的同班同学很多是从初中直升来的，这之前还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之分（公费生就是干部子女，生活用品等都是公家发的，什么都不用交费，也就是供给制；而自费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交学杂费、书本费和中午的伙食费），不过，到我入学时，似乎国家已全部转成薪给制，也就没有“公费生”和“自费生”之分了。虽然一些同学的父母是高干，但她们处事都很低调，从来不提，所以同学间也都不大清楚。大家穿着都很朴素，同学间关系也很单纯。
看校史介绍，女附中是1917年成立的老校，老早就是优秀的名校。解放后，学校吸收了育才中学和华北中学的女生部，学校就不但以学习成绩优秀著称，且思想进步，政治上紧跟时代。
在五十年代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下，学校的各方面都深受其影响。听一些初中就在这儿就读的同学说，她们那时上俄语课有苏联教师，还给她们起了苏联女孩子的名字呢。我们看的最多的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革命英雄主义的名著；唱的歌曲是《小路》、《山楂树》、《共青团员之歌》、《卡秋莎》等；开班会、过团日时，黑板上写的主题词是：“友谊”、“同志爱”、“祖国”、“理想”……1955年，卓娅的母亲来我国访问，还特地到我们学校参观，那可是我校的光荣啊。我们那代同学在当时的时代风气教育下，都成了理想主义者。我当然也不例外，刚一入学，便积极要求入团，争取进步，立志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梦想着将来当个科学家或工程师，为国家做贡献！
1954年夏，张晓风一家在北海公园珍珠梅旁
在将来为祖国争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感召下，师生们都努力保持母校的光荣名声，学习特别努力，每年的大学入学率在全市都名列前茅。继苏灵扬任校长的胡志涛校长，是长征老干部，认真严肃，极有风度。而老师们（当时不称老师，而是称先生）讲课时的风采和魅力，我至今仍是历历在目。尤其是几位特级老师：王明夏先生、张玉寿先生、张继恒先生，都教过我们班。印象中的王明夏先生，上课时提着一块小黑板进来，讲定理解方程可真是条分缕析，逻辑清晰，一句废话也没有。她一步一步地引导解答难题，使我们对数学不但不觉得枯燥难懂，反而感到兴趣盎然，以致我在睡梦中还在解几何难题。
前几年教育界在反思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时曾提到，我们那三年的语文课本（那时叫“文学”课）为编得最好的一套。那是，从《诗经》起，循着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精选各阶段的优秀范文——《诗经》、《左传》、《论语》、《史记》、唐诗、宋词、元曲、白话小说等（这套课本我一直珍藏着，有时还要翻翻它）。高一时的语文老师我已记不得姓什么，只记得她讲古诗时绘形绘色地朗诵讲解，把我们都带到了诗句体现的境界里去了，听她的课可真是一番享受。虽然我看过的文学书籍够多的了，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不了解，如没有这样的课堂学习，我就不会有起码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可惜不久，她就被调到阿尔巴尼亚教课去了，后来的文学老师教学水平都不及那位。
同学们对学习的兴趣，就是这样被这一位位老师引人入胜的讲课提高起来的，学习根本不是负担，而是乐趣。记得，当时我的课桌里放满了一排排课外辅导书，自己找习题做，从不用家长督促。就这样，还要抽空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世界名著看。我们家的文艺书籍虽多，差不多的名著都有，但总还有缺漏的，好在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看书又快，往往一晚上就能看完一厚本，第二天再去借。虽有一些可能是“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但对个人道德情操的成长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校里还有形形色色的课外小组可以培养学生的业余爱好，同学们在校的生活是非常充实和快乐的。
当年我们的成绩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以5分制计算，没有排名次，从成绩单上看大家差距不大。我觉得这样做比现在的百分制排名次要好得多，更有利于提高同学的自信心。连续六年（包括初中）各科成绩都是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90分以上）的同学，高中毕业时可以获得金质奖章；仅高中三年各科都是5分的，毕业时获银质奖章。我因身体廋弱，体育课总是勉强及格（3分），所以，毕业时没得银质奖章，只得了一个铜质奖章。得银质奖章和金质奖章的同学，往往可以直接保送上北京师范大学。不过，这一项到1955年学校改制为“北京实验中学”后便取消了。
学校很重视体育，每到冬天，操场上会泼上水，上体育课便是练滑冰，这大概是一般学校没有的条件。因为我体育成绩不行，每到运动会时，眼看着身穿竹布汗衫白长裤校服的同学们进入会场，自己不能参加，总是羡慕不已。
由于学习成绩是5分制，大家无法分高低，但有一项我们却是在暗中比赛的，那就是书写方面。老师们的板书都很漂亮，课代表们也不甘落后，在黑板上写老师所留的作业时都尽量写得好看，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字迹也是既干净又漂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
入学不久，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召开了，报上公布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列有父亲为四川省的代表。我高兴地指着报纸上他的名字给同学们看，感到很自豪。但不久，对父亲的批判文章就一篇接一篇出台了，标题都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小集团”等字样。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又不敢去问父母。大概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能理解，我干脆就在学校里住宿，不常回家。
1955年5月13日那天，正是星期五，看到报上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改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我感觉如雷轰顶，立刻被震懵了，完全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周末也就没回家，直到下一个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到家一看，那可真是物是人非了。父亲和母亲都不见，一问方知他们都被带走了。外婆流着泪对我讲述了那天的情景。
父母被带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七十多岁的外婆和七岁的弟弟。一夜之间，我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还得管家。在当时的形势下，整天听着大喇叭中的讨伐声，看着报上的大字标语和声讨的文章，连走在我家的胡同里，都有孩子们在我身后喊口号。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能让我钻进去，躲开这一切，心里可真是不好受啊！本来就内向的我，这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再也难得有笑容了。
班里团组织对我做工作，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划清界限，站稳立扬。当时，虽然我打心眼儿里不认为父亲会是什么“反革命”、“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但作为一名要求进步的青年，绝对不会怀疑党和政府的英明，也绝对不会怀疑所有这些材料。我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能回忆揭发出父亲的大量“反动罪行”，这样，不仅帮助了党和政府，解除了自己的思想负担，还能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可惜，穷尽记忆也揭发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来。
后来，我据实写了一些，既没有添枝加叶，又不懂得人言亦云地把父亲痛骂一顿。几次材料写下来，组织上对我失望了，我的入团愿望没能实现。好在那时还不兴“狗崽子”说，老师和同学既没有歧视我，也没有开什么批判会，他们还是希望对我有所帮助，让我尽快进步，有些课任老师甚至一直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1984年5月，张晓风与父亲在北京饭店文联招待会上
到高中毕业时，正值1957年，国际形势严峻。春季，我们每天围看教室后面贴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虽然不大懂得，但还是很关心，偶尔也有议论（后来得知，我的两个同班同学因为有“错误”言论，再联系上她们的家长都有“问题”，在毕业前被加以团纪处分，一位只好到工厂去当了工人，一位没考上大学上了中专）。
“反右”开始后的一个晚上，学校把我们拉到北师大的大礼堂（似乎是在德胜门附近），参加对某教授的批判大会。虽然我已有过1955年运动的切身体验，但真正的批判会的架势，这还是第一次领教。人们纷纷上台揭发批判，虽然没有后来“文革”时那样的揪斗，那也还是给被批判者加上了若干“罪名”，甚至涉及个人品德。堂堂知名教授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当天夜里便上吊自杀了！他的一个女儿正是我的同班同学，成绩优秀，能歌善舞，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年没能考上大学，便去了茶淀农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第二年别人都保送上了大学，她却又一次因父亲的问题未能上成大学，后来到丰台一农村小学去教书，并在那边结婚成家，最后因婚姻不幸，早早自己结束了生命。
回过来说我自己。那年的高考没被大学录取。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考得不好，报的志愿太高，便自学一年后又考了一次。后来方知我的分数并不低，只是因为政审通不过，所以上不了大学。我这才彻底死了心，认了命，开始找工作。
那年月，高中毕业生还比较吃香，可是对我来说，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工作条件极差的工厂车间里当学徒工（现在知道，1957年8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在大会上传达过高考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要贯彻阶级路线，要考虑家庭出身，要考虑家长是否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凡这方面有较大问题和不清楚的，一律不予录取……于是，我这个“反革命头子”胡风的女儿当然更不能上大学了。须知，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其中不少人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为胡风鸣冤叫屈”！）
前些年，朋友给了我一本某老干部的回忆录，其中提到了与我有关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负责1959年农业机械学院春季招生工作时，看到过一份未录取考生的档案，考试成绩490多分（满分是500分），据他回忆，该考生从照片来看眉清目秀，考卷字迹也同样清秀。在政审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的意见，大意是：该考生张晓梅系“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胡风的女儿，与反革命集团头目的父亲胡风，划不清界限，曾几次到监狱与其父见面。最后，表上盖了“不宜录取”的红章。看到这段文字，我顿感五味杂陈。虽然此人将我的名字搞错了，对是否报过农业机械学院一事，我也记不得了。实际上，自1955年5月父亲被拘捕，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十四年后获“监外执行”回到家中，我才得以再次见到他，这期间，我从未被准许到监狱中去看过父亲，我更不会主动要求去见他，招生委员会却说我去看过几次，那自然是划不清界限了。对于不知情顶着的这项罪名，我可真是无话可说了！
毕业照，后排左起第6人为张晓风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又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北京郊区的一个国营农场，当上了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差不多的农活和不属于农活的劳动我都干过，总之，我下定决心在农场扎根劳动。既然农民们能世世代代在地里劳动，我为什么不能呢？在那里，我与现在的爱人相识、相知、相爱，后于1965年底结婚，在农场破旧的小屋里成了家。
我所在的农场虽在农村，但也并非世外桃源。毕业多年后，竟又与女附中有了“关联”。上面派来的“四清运动”工作组的一位成员，竟是女附中教务处的老师，她当然知道我的情况，便想方设法从我周围来往的青年工人中寻找我“立场不稳”的线索，也想从我们周围弄出个什么“集团”来，作为农场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证明。好在我们和农场的老工人们关系较好，从我们身上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信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未能将我们揪上台来批判。好在不久，工作组撤消，她回校去了。这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夫妇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此事说来话长，在此就略过不表了。
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正式平反，父亲的工作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顾问，我也同时从劳动了20年的农场正式调到艺术研究院，担任他的秘书，协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我的爱人通过其他途径调回了城里，我们的家也安到了京城。父亲于1985年6月8日去世之后，我致力于整理他的文稿及各种材料，编辑出版他的著作、书信、日记、各种史料以及母亲的著作等。当然，自己也写些有关文章，出版著作。终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评上了研究员，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回母校已是1987年校庆时，离开她30年，学校变得认不出来，同班同学相见也须先报一下名才行。大家，无论是事业有成还是身处平凡的岗位，都始终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负当年老师们的教导。近年来，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初期学校红卫兵暴行的报导：她们甚至折磨并打死了卞仲耘校长，那几位可敬可爱的特级教师都被揪斗……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和难过。如果不是亲见亲历过“文革”时期的种种，我真难以想象，十几岁的女附中学生竟下得了手干得出这样的事来！但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女附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全国并不是个例。虽然校史中这耻辱的一页不可能抹去，但我们这所百年名校终将通过反思跨过这一切，继续教书育人的优秀传统前行！
在女附中，我度过了三年最幸福的青春年华，那是我难忘的记忆！
文与图/张晓风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胡风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