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在其中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华大地一片欢呼，多少人喜极而泣。以批判文革为中心，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恶的文章出现在报刊;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为主题。全国人心鼓舞，意气风发，呈现万马奔腾景象。此时的中国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全面出发，造就了今日中国超凡的经济成果。
人们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彻大悟。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许多人都信誓旦旦，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巨大苦难，再也不会重蹈文革那样的覆辙。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中，这就等于在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没有追究毛应负的责任，而是试图将文革与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泽东。这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泽东，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后更没有将文革罪恶历史写进教科书，以警示子孙后代。这就为日后评价文革的混乱埋下伏笔，为文革死灰复燃留下祸患。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碍。
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事实上，文革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文革一脉相承。彻底清算毛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统治的根基。《决议》既是权宜之计，也属无奈之举。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心里还是明白的。
但是时光到了21世纪，事情并没有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几十年洗脑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对文革已一无所知;许多过来人对文革也日渐淡忘。所有这些离正确评价文革、评价毛越走越远，离正视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正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时至今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游荡，文革回潮的妖风阵阵，真实情况令人惊心动魄。一些公开的网站大张旗鼓为文革辩护，为江青、四人帮翻案，攻击污蔑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矛头实际也对准执政当局)。他们公然在清明节给江青上坟祭拜，发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帮。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开集会，搞演讲和纪念活动，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他们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满释放后的文革余孽四处招摇放风，毫不收敛。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确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专权、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医疗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不少民众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记了文革的深沉苦难，容易被煽起不满情绪，错误地怀念文革和赤贫年代的平均主义，重新追寻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深沉灾难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腐败层出不穷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他们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权力腐败的事实真相。这些人纷纷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成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众基础。
必须指出，因为缺乏透明资讯，没有公平公正的理论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现许多误区，有些观点近乎荒谬。如，有人提出什么“人民文革”论;有人论证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谬误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乱。
文革中的所谓“四大自由”，实际上是在极权操控下的一种骗局。文革时期大量事实表明，谁要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有触犯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祸临头，重则死刑，轻则坐牢，还将株连家庭亲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获罪的不下千人万人。文革时期所有集会、结社都在专政控制之下，都只能在维护毛思想路线的范围框架中进行。否则就视为反革命。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与真正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
文革前期确也批斗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为长期受压迫的民众泄了愤。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为打倒刘少奇等政敌)的需要，是一种阴谋策略。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这种批斗也多采用暴力)。事实上这些“走资派”大多数很快就恢复权力，整个体制结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许多重新掌权后的当权派都对参与造反者秋后算账，疯狂报复。受害的仍是民众。
当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人们提心吊胆，道路以目，动辄得咎。就是在亲人面前也不敢随意吐露真实思想。户口、档案、粮食配给制成为枷锁，限制了人们起码的自由。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流动、迁徙自由。连出差、探亲都要出具证明。有些地方农民赶集也要开路条。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应该说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怀，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变色之虞。而事实上文革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相当稳定。但毛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谓反蜕变的实质，是防篡位，防失去权力。防蜕变、反修防修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动机是为了排除异己，涉嫌泄私愤、打击报复(毛曾被迫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为大跃进错误检讨，因此与刘少奇结怨)。如果毛真的是出于公心，为“反修防修”而搞掉刘少奇，那么在刘已经下台、完全失去权力后，目的就已达到。此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骇人听闻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就已没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这种迫害与什么防“蜕变”、“反修防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也有人将文革罪恶发生归咎我们民族的素质。这更是本末倒置。必须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现作反思并承担应有责任。文革毕竟是通过不同个人才能实施。但文革的发动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人性中的邪恶集中诱发出来，鼓励纵容这种邪恶，并将这种邪恶发挥到极致。主要的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组织者。任何民族在独裁统治特殊环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恶。以德国民族为例，这个被公认为相当理性的优秀民族，在二次大战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动纵容，整个民族卷入成为凶残的战争机器。污染、糟蹋了这个民族，还要将责任推给这个民族，还有更荒唐无耻的吗?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报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的。文革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整人史、丧心病狂的迫害史。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文革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摆脱思想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全面正确评价毛，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面形象屹立于世界。
——写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念日”前
题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蜂拥到北京的百万红卫兵，“文革”狂飙突进，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以雄视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风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不世之功”面前，他大概也不屑于所谓伟大的谦虚。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更费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干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写脚本的是他，总导演也是他，制片人还是他，可谓在兹念兹，情有独钟，宝贝得不得了。以他对《二十四史》兴亡治乱炉火纯青的研究和犀燃烛照的洞察力，怎么可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重复的还是皇上圣明，奸臣弄权的老故事，无意间对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来，官家说辞，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终究还是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但无论如何，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达成共识。持异议的人不是没有，但无非是两岸的猿声，是秋后的蝉鸣，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是马克思所讥讽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没有什么严肃的人把它当成正常的声音了。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循此，说“文革”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先生所言极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泽东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折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你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先生讲的。毛泽东也有鼓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个场合下号召共产党人五不怕，所谓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云云。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一男儿!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怀仁堂拍案一说，那就基本上是在重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所讲述的故事了：“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得到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保驾护航。笔杆子在前，各种舆论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文革”摇唇鼓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贩卖的无不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个人迷信等这些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与邪教，干尽了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等伤天害理的勾当，颠覆的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与常识。公检法居中，对“文革”对象和不满“文革”者全面张网。当时有砸烂公检法一说，但砸烂的无非是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两道防线。没有辩护，辩护就是犯罪，没有审判，审判就是言出法随。此后，公检法合署办公，按照“公安六条”行事，沾上这六条的边，就能下狱乃至杀头。莫须有，并不是秦桧的专利。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凡是两千年来专制发明的构陷都派上用场，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达于极致。至于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则完全失控，令人发指。殿后的是军队，所谓支左，支了什么，过来人心里都有数。
“文革”还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虔诚和狂热的拥护。这等于是上面说，你们自残吧，打自己的脸吧，这是练功，能强身健体，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扇自己的耳光，还恨不得拿砖头砸自己的脑袋;上面说，你们一起往沟里跳吧，那里是天堂，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唱着赞美诗奋勇争先往下跳;上面说，你们大家互相掐架吧，其乐无穷，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掳袖照准对方的软肋猛下狠手。当其时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可惜经过多少年的洗脑，已经很少，还无一例外都被捆绑住手脚，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样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挣脱了精神的枷锁，告诉大家皇帝没穿衣服，也被认为是疯子、恶魔。全民脑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罪错不能全部归于毛泽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总括以上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还匍匐在神的脚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声声吾皇万岁。告密亲人成了忠诚的代名词，同族相残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奖励，假话已经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洋相，一时成了时髦。几千年古国文明包括人类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尽。这种自淫自残、自乱江山，自掘坟墓的蠢事，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地干，理直气壮地干，信心满满地干，唱着赞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国主席、解放军两位元帅、大批社会精英，以及无数被打入另类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关的关了，没关进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我统计了一下，那十年，被杀害、自杀、整死和失踪者，高达21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国军牺牲350余万将士相比，该做何感想。如果考虑到叶剑英作报告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虑到“文革”期间几乎无档案可言， 210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说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显，在“文革”期间，举国几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说是国耻，并不为过。顺便说一句，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林昭被杀害后警察向其母亲索要子弹费、钟海源被活体取肾，随便哪一例，都够得上国耻。
回到李慎公话题上，国耻和国难，按照我的理解，区别就在是自为的还是他加的。国耻者，自导自演自作孽也。国难者，老天爷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说句题外话，“九·一八”事变是国耻，还是国难，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说是国耻，也是日本的国耻。当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应该刻上那个不放一枪就逃窜到关内的浪荡公子的名字。
说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也没能把他们的铁蹄伸向黄河对面的延安乃至更广大的西部地区，“文革”制造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却无远弗届。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再怎么艰难，也还能让教授们教书，学子们读书，“文革”十年，举国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吴晗，傅雷、卞仲耘们，能走出国难，却走不出史无前例的造反岁月。
一个国家在集体发疯，国难耶，国耻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鸣笛以警示国人莫忘国耻，那么，对“文革”，该不该确定一个日子，以警示国人?如有必要，那么， 1966年5月16日，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知发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都有资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国耻不足畏，知耻而后勇，怕的是讳疾忌医。以史为镜，不重犯“文革”错误，这一课似乎应该补上。(2014·8·17)
bobby41 发表评论于 2016-01-13 11:16:19
文章中有一句；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
看写评论的一些人。
句子应该是；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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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想用偷换概念来骗人而已。 文革是件大坏事，应否定之，人人赞成，所以否定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也应该人人赞成。 文革无疑是错误的！ 但是那是在特殊时期，大家的共同错误，当然发动者有更多的错误。 毛主席的错误大小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大家自己的错误是肯定的。
我们当时都错误地相信，政治口号可以当饭吃，一部分人也确实可以当饭吃。 当时城里的，给国家工作的，机关，企业单位，军队，都是不正经上班，成天学习政治。 学来学去的，最后发现，钢还要炼，地还要种才有饭吃。 当时最经典的就是四人帮的口：“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这个话发过来说也不对的，也是错误的。 民以食为天，苗肯定不草好，无论什么主义。
这种反文革的本质就是政治挂帅，反的不是文革，政治挂帅的典型，而是把文革中角色变一变而已。 原来喊：毛主席万岁！ 现在喊：打到毛泽东！ 都是错误的。
看写评论的一些人。
句子应该是；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的大有人在。
wuli98常常说“我是文革的受害者”。能不能把你如何在文革中受害的经历给大家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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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讲啊。 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要上学，没学上，真正的受害者们。 老教授受迫害，后来还可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我们呢？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中间的少数人，靠自己奋斗改变了命运，绝大多数，都是今天的弱势群体。
”???（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了一部分农村税收，使农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较快地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从去年夏收开始，国家提高了粮、棉、油、麻、甘蔗、甜菜、猪、牛、羊、鱼、蛋、蚕茧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粮、棉、油实行了超购加价。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补贴，当年达到78亿元，比预算超过13亿元。同时，国家对低产缺粮地区规定了农业税的起征点，起征点以下的免税，共减征农业税47亿斤。此外，对农村社队企业还适当提高了工商所得税的起征点，适当放宽了新办社队企业减税免税的年限，并且规定民族自治县（旗）和边境县的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5年。各项减税免税的数额，全年共达20亿元，比预算超过3亿元。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当然，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这是建国以来工农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方面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深远的作用。” 人大网站。
谈论毛的前提是，他把中国搞得更好了。 他49年接受中国，到76年逝世，中国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比1949年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钢产品，就增加了200多倍吧。 76年，中国人口增加了那么多，可人均亩产还是提高的。 那时候的科研成果，现在也得诺奖了吧。 中国人民近代最大的愿意，有地种，不挨外国人打，都是毛时代解决的。 毛主席是中国的旗帜，我们没有更好的旗帜了。 蒋介石，袁世凯，慈禧太后如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呀？ 我们中国人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和统帅，是非常自豪的。 如果我们自毁旗帜，那我们只能回去欣赏康熙爷了吧？ 俄罗斯就是搞个彼得大帝。
经过文革，虽然损失巨大，但是我们过来的人都学到了一条重要的真理，就是再好的政治口号也不当饭吃。 文革什么政治口号没有喊过，有什么用？ 天上不会掉馅饼。 文革后，中国人闷声大发财，社会稳定，才有了世界经济奇迹和苏联，东欧，埃及等等成鲜明对比。
因此，我反思文革，即便是毛主席犯了错误，发动了文革，也歪打正着地，避免了后来的社会更不稳定，更动乱的结局，使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度的更平稳。 当然了，要想以民主的旗号，和平推翻共产党，就要先搬掉毛泽东，而否定毛泽东，最好的方法就是揪着文革这个错误，然后口帽子。 所谓反文革，就是反毛，然后以非宪法手段推翻政府。 政治挂帅害死人，文革和反文革都是错误的。
文革是预防针，文革使政府在不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叫大家体验了一把，政治挂帅的害处，叫大家体验了一把，政府失去有效性的滋味。 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稳定压倒一切“。 这样才能搞市场经济，投资者最怕无效政府，谁说了都不算数，社会动乱。 政治制度其实没有政府的有效性重要。 苏联，东欧他们就是没有经过文革，以为换了制度就能好起来，解决所有问题，结果政府有效性下降，制度是换了，结果反而更差。 就像一个人，不是靠长本事挣钱，像换件衣服改变自己命运。
中国还会有文革吗？ 肯定不会了，赵本山出现了，就说明农民思想已经是过去了。 他才能讽刺哪些农民思想，他的小品，在文革年代早就是污蔑贫下中农了。 因此，毛泽东不但土改消灭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为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度，释放农民思想的的能量，做了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些都是官方统计。
同理现在大谈反文革同样为文革做广告，因为文革是清廉的社会，领导是受群众监督的，与现在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的社会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