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她写交代材料的纸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但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之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1987年，郑念凭借其英文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
一夜之间成为在英美最出名的华裔女作家。她在书中揭示了中国“文革”十年的血泪真相。她那犀利的文笔像一把利剑刺破天空，直指人性的丑陋与不堪，并给予人们追求希望和真相的勇气。
该书在英美一举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中国大陆亦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该书又以其他译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掀起了一个“以个人回忆录形式来解读‘文革’”的高潮。
来到上海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于北京。其父曾留学日本，是北洋政府的一个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念书并于20世纪30年代赴英国留学，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1935年，郑念遇见了同在英国留学、比她大五岁的博士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
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因为两个人的家都在北方，因战乱回不去，所以他们只好直接到了重庆。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驻澳洲长达七年。1942年，他们在澳洲迎来了女儿郑梅平的诞生。后来，郑康琪回到中国，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那是1948年10月1日，三十三岁的郑念带着女儿随夫一起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与这座城市长达三十二年的爱恨纠葛。
郑康琪先是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又出任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一职。谁能料到，后来竟是这一职位使郑念一家人的命运发生了惊天逆转。
凭借祖上丰厚的家产和体面的工作，郑氏夫妇在上海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独立的三层住宅，家里雇着男女仆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郑家的存款就数以万计。谁也想不到，不幸正在悄悄降临。
1957年，郑康琪罹患癌症，撇下妻子和女儿走了。丈夫去世后，郑念受丈夫单位之邀，在壳牌石油公司任总经理助理一职。
1966年，壳牌结束了其在中国的业务。与此同时，“文革”爆发。
困不住的灵魂
1966年的某一天，两个陌生人敲开了郑家的大门，通知郑念参加批判会。个性直率的郑念表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不料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郑念脱口而出：“‘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历史在此刻发出了一声冷笑。由于郑念曾经留学英国，又长期供职外商公司，“文革”开始后不久，她就被控为英国间谍。8月，红卫兵来抄家没收财产，将郑念软禁在家中。9月，在经历了一场批斗会后，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狱中，郑念受到多次审讯、拷打和单独监禁，但她拒绝承认那些被指控的所谓罪行，倔强的她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她的双手长时间被反铐在背后，勒得血肉模糊，以致每次如厕后，想要拉上裤侧的拉链，手都会痛如刀割。在狱中，曾有人好心提醒她可以放声大哭来引发同情。但郑念却一次也没这么去做，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号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此外，她觉得那些在她面前不断晃动的红卫兵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她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郑念是一个淑女，但这并不代表她懦弱。相反，她看透了造反派骨子里的欺软怕硬，她的抗争行动非常顽强。给她写交代材料的纸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但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之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郑念在监狱中被监禁了六年半，但是监牢却无法困住她的灵魂。在阴暗的牢房里，唯一被允许阅读的是《毛选》。郑念每天都要读上几个小时，直到视力模糊为止。有一天午后，因为用眼过度，她发现自己无法辨认字迹，就从书中抬起头，凝视窗户。一只小蜘蛛就在这个当口进入她的视野。
多年后，郑念在其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一书中写道：“我刚好看到一个极为熟练的艺术家的一次建筑壮举，我心里充满了疑问。谁教这蜘蛛织网?难道它真的是通过进化获得了技能，或上帝创造蜘蛛并赋予它织网能力，以便它能获取食物并延续其物种吗?这么小的生灵的大脑有多大呢?难道其行为只是出于本能，或者它以某种方式学会了存储织网的知识?也许有一天，我会问一个昆虫学家。就目前而言，我知道我刚才目睹了这件事，格外美丽，令人振奋……”
正是这一积极乐观的灵魂，使郑念熬过了肉体上的痛苦，在五十八岁那年重获自由。然而，当宣布释放她时，她却不愿走了。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很气愤，因为她需要的不是宽大处理，而是道歉。于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道歉是不可能的。后来郑念也意识到，先走出监狱总是没错的。事实上，郑念一直等到1978年10月，才等到了有关官员就她被错误逮捕和监禁所表示的那一声道歉。
天真的陨落
1973年，郑念获释后，最想见的人当然是女儿。那天，她拖着因常年饥寒、患病而消瘦的身躯(她出狱时的体重仅有八十斤)走出监狱的大门，远远看见有一辆出租车等着，但站在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她的干女儿。
郑念有种不好的直觉，马上想起了在狱中早已隐约感到的一些疑点。第一个闪现在郑念脑海的是狱中所发生的“棉衣事件”：
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棉袄烂了，便提出要求用郑家的钱买些衣服(当时银行账户都掌控在政府手里)。后来有一天，监室的门开了，有人扔进来一个包。郑念把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棉被和一件棉袄。再仔细一看，这棉袄不是梅平在“文革”开始那年新做的吗?都六年多了怎么还跟新的一样?仔细再看，包里还有一块毛巾和一个搪瓷漱口杯，也都是女儿的用品。这孩子难道出事了?
还有，每月10号，家属可以送东西来看守所。但是，梅平一次都没来过。她那么天真幼稚，不是那种会和母亲划清界限的孩子。
郑念没再想下去。上车后她问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姑娘拉着郑念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车子开到太原路一幢房子前停下了，干女儿对她说：“梅平自杀了。”
第二天，梅平的工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正式告知郑念梅平自杀的消息，说她从南京路的一座九层楼跳下来死了。那时候，在上海跳楼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郑念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活泼开朗的女儿会自杀。
无忧无虑的童年铸就了梅平格外天真的品性。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时常在少年宫接待外宾。梅平在文体上天赋过人，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相貌美丽的她因此被选拔进了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
1964年，梅平从电影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梅平拍过一些电影，但都不是主角。“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相结合，她参加了到山东农村去演出的小分队。“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梅平随小分队成员回沪，参加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开始，她跟大家一起写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因为母亲郑念是外国公司的经理助理，属于资产阶级，于是，就被抄家了。抄家的时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学校。家里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了，但梅平的房间却没有抄。由于她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所以被允许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和郑念说话。当家里被抄空、母亲被关押后，梅平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梅平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Y君。由于两家家庭背景相差甚远，他在“文革”前就割舍了这段情愫。多年后，当被友人问及是否后悔，Y君思索片刻后回答说：“如果那时我还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会让梅平死!”
Y君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门房里。她手里拿着一杯洗得干干净净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看姑娘的神情，怎么也想象不到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
梅平曾告诉Y君，家里的钱财全被抄光了，但她知道家里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Y君一下子意识到这个天真的想法将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于是赶紧制止她说：“你没钱我可以帮你，但千万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啊!”
事实上，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在那段非常时期，甚至还向陌生人求助过。有一天，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的陪同下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只是因为她看到这家门口贴着大字报而认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她对开门的女子说：“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做伴好吗?”
这名女子名叫周灵，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俄语老师。她比梅平成熟许多，为了不节外生枝，硬着心肠回绝了。梅平出事后，周灵曾多次自责，如果当时没有拒绝她，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郑念回想起多年前的情景，同样也是悔恨不已。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关了，她本来可以调职去香港，她是为了女儿才留在上海的。郑念每次到外国去，都问女儿愿不愿意跟妈妈出去看一看，梅平总说：“我不要。”郑念认为那是因为她是共青团员，很相信政府的缘故。梅平当时参加小分队其实已经超龄了，是电影厂的领导特批的，他们还准备培养她入党。每次小分队到各处演出，梅平总表现得非常积极，一面演出，一面劳动。所以郑念想，如果自己去香港，留下这么一个二十出头、连个固定男友都没有的闺女，总是不放心的。哪知这么一留，竟然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把女儿送上了黄泉路。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她被关进了牛棚。1966年9月27号，郑念被关进看守所后，与女儿断了音信，从此生死两茫茫。作为一个母亲，郑念没有看到女儿凄惨的死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毛泽东去世后，郑念得到平反。知情人这时才敢来告诉她，当时，过路人把梅平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其中学同班同学。他一看郑梅平浑身是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跳楼自杀的人是不会有伤的。
以郑念刚正的个性，是一定要追究个水落石出的。然而，一直到她离开上海，有关方面也没有对梅平之死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痛别上海
丈夫早已不在人世，女儿又离她而去。在郑念心中，上海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孤城。出狱后，她被安置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号一幢洋房的二楼居住。当时的这条外国弄堂，就是现在的太原小区。据邻居回忆，郑念常独自出入于弄堂，虽然年近花甲，依旧风姿绰约，只是脸上刻着的是深深的孤寂。
事实上，外国弄堂及其四周，还住着许多“历史余孽”，如民国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和外孙，曾用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包书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夫妇，知名翻译家方平，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等。其中不少人都被郑念写进了书里。其实外国弄堂在“文革”中的惨境，郑念并没有亲眼看到。当时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郑念除了去政协上班，其余时间深居简出。沈克非的妻子程韵是她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之一。沈克非是中国外科学奠基人，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程韵则是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有一天，郑念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她曾和这位朋友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
的确，作为统战对象，郑念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得到一些特权。于是，她开始酝酿起出国事宜。不久，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然后，郑念找到了一个老相识——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要知道，过去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之一!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了。惊喜之余，很快帮她拿到了美国签证。
离开上海前夕，郑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馆关于收购她所收藏的文物(在“文革”抄家时保留下一部分)的请求，而是按她在“文革”前就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1980年9月的一天，上海的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郑念和为她送行的政协女同事们，一起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前往码头，准备登船去香港。她只带了一个箱子和一个装着二十美元的手提包。
郑念在船上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一去，就将永远离开祖国。多年后，她如此记录当时的心情：“在我这一生中，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到香港后的第九天，当郑念随手拿起一份《大公报》看，心口竟一阵剧痛!报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叫胡永年的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队的成员，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就是郑梅平。
报道里说，受害的六个青年都是被迫害致死。公审那天，凶手胡永年被判死缓，在场的其他受害者家属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审判结果。郑念想如果自己当时在场，是一定会站起来要求判他死刑的。
在香港，带着悲痛和绝望的心情，郑念坐上了壳牌公司为过去的老员工安排好的飞往美国的飞机。
她在回忆中这么写道：“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
难忘上海“生死劫”
郑念赴美时虽然已经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妇人，但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她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主妇一样，常开车去ATM机提款，再去超市购物。他乡的生活平静如水，然而郑念的心却久久不能平复，她有太多的往事挥之不去。
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和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坚持在次日清晨准时起床，精力充沛地迎接新的一天。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一切，她为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空前繁荣感到欣慰，但她仍忘不了那段残暴又荒诞的历史，忘不了自己和人民因此而受到的劫难。于是，郑念决定开始写作，并以“郑念”这个笔名来纪念过世的亡夫。
1987年，她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上海生死劫》出版。书中的时间跨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出国。之所以为书起名《上海生死劫》，是因为郑念早已认定自己与上海是一个血肉相连的共同体。1980年离开的时候，她的心中就已经裂开了一个很深的创口，里面盛满了历史造就的悲哀。
该书在英美一举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在中国大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该书又以其他译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掀起了一阵“以个人回忆录形式来解读‘文革’”的高潮。
第一个翻译此书的是上海女作家程乃珊。1988年9月，程乃珊与其母潘佐君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五万册，销售一空。这本书甚至紧俏到个体书贩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才肯将书卖给读者的地步。
程乃珊曾写道：“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故问世即引起轰动。”
在那个年代，能说出“革命是搞破坏的人干的，建设国家是搞建设的人干的”这种话的人，也只有郑念了吧!当媒体问及她为什么会被关进看守所，她毫不避讳地说：“壳牌公司是经过周总理批准在上海成立的。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做过雇员的都被关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
当时，程乃珊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她和母亲翻译该书之前并没有和郑念打过招呼。没想到，郑念完全不在乎这一点。那天，在华盛顿，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轿车去接远道而来的程乃珊。
当时郑念已经七十好几，穿一件藕色的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配一条灰色丝质长裤，一双黑色平跟尖头皮鞋，瘦削挺拔，一头银发。按程乃珊的说法，“她是那样漂亮，特别是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郑念请程乃珊去一家讲究的中餐馆吃饭。当程乃珊因为翻译一事向她道歉时，郑念爽朗地笑起来：“这很好啊，让内地人也能读到我的书，我要谢谢你和你的母亲。”说着便在餐桌边翻看起《上海生死劫》的中文版来，然后很认真地说：“这本书就是要上海人译，比台湾人译好。”
郑念告诉程乃珊，《上海生死劫》一书走红后，自己的生活开始有所变化。她四处演讲，与读者沟通交流，交了不少东方和西方的朋友。但也因此遇见了一批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煽动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有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向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
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一般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程乃珊：“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程乃珊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
郑念告诉程乃珊，她已用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更让她高兴的是，在上海的亲人准备将梅平的骨灰带到美国，她将亲自带去夏威夷海葬，“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
说到这里，郑念一度哽咽，她接着说，她已在遗嘱中交代，自己死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和女儿一起在黄浦江汇合。
1988年，郑念去夏威夷演讲。她租了一条船，如愿将女儿的骨灰撒进了太平洋。
郑念晚年住在华盛顿高档住宅区的一所自有公寓中，一百八十平方米。郑念的家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然而，命运赋予她的孤独还是日复一日地降临。
有一次，她在家中洗浴时摔倒，一直起不来，幸好第二天上午约好的一个朋友到访，按门铃无人应答，便叫来公寓管理员打开房门，郑念才得以被送入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你的寿命最多只有一年。郑念听后平静地回答说：“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2009年7月，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因细菌感染不治，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