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北京女一中的副校长王毓真投河自尽纪事

北京市文革开始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冤情早已大白于天下，女一中的副校长王毓真投河自尽，却鲜为人知。

 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王校长是在文革前夕从北京市教育局调入女一中的，她端庄文静，不善言辞。在卞校长被打死的1966年的红八月，王校长也被斗被打、剃了阴阳头受尽了污辱和折磨，但她挺过来了。转眼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校长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的地下组织的，可她的入党介绍人拒绝为她证明。众所周知，地下党是单线，一旦某个上级领导翻脸不认账，当事人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假党员”，百口莫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只是，2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几近严酷的审干，王校长都能过关，怎么到了文革，那位革命老同志就不认了呢？

        王校长的丈夫顾传淦也是地下党的革命同志，两人曾相约“中国不解放就不结婚”。顾传淦是中共冀北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抢修供电设施、保护电厂。1949年2月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入城式，就是在北平的辉煌灯火的笼罩中举行的。解放后，顾传淦在北京电力系统任领导干部。

           然而在1968年12月12日，这对曾经约定不解放不结婚的青年恋人，这对有着3个孩子的中年夫妇，久久徘徊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冬夜，久久徘徊在北京西八里庄的京密引水渠的堤岸上，最终双双自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王校长的3个儿子，最大的才上初二，因为他们至今的长久的沉默，所以这个生死相依的悲壮爱情故事，其真实感性的细节只能与他们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没在黑暗里了，后人谁也 无法说清。 

     学校的青年教师傅敏的父母——著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也是双双自杀，傅敏在被关押期间也曾跳后窗投故宫的护城河自尽，他的头撞上了河底的一块大石头。据有关资料统计，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至1969年4月的九大，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数在50万以上。

         要说文革，女一中被揪出来的老师可不少，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斯文扫地。每天早晨先在在操场上集合，站成两排，唱牛鬼蛇神歌，接着就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劳 动，平整操场、打扫厕所或是做煤球。谁上厕所需要洗手，必须说：“报告：黑帮×××要洗黑爪子。”这个×××还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们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称 谓，王右派，马右派，语文教研组长叫常大狼，政治老师姓胡叫狐狸精，教导主任叫佟母鸡，报告时只能说：“报告：佟母鸡要洗黑爪子。”这时看守的红卫兵就会 一起开怀大笑，叫道：“佟母鸡，佟母鸡，快给我们下个蛋。”

     女一中文革被整的最惨的自然是书记张乃一，头号当权派，她被单独扔在初中部望红小院的石灰水泥坑里，完全没有了人形，只能看见一双幽怨的发着绿光的眼睛。初 中的红卫兵经常拿皮带抽她。后来张乃一最在意又最耿耿于怀的是谁打过她，打她的人有什么家庭背景，父母是干嘛的？张乃一是上将李达的夫人，1958年 从中央监委调到女一中任书记，其实她用不着费心猜测，打她的红卫兵的父母未必与李达将军有过节，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精心培育的捧在 手掌心的革命后代。女一中原校长叫杨滨，她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重教学，重人才，也只有杨滨才敢把大右派傅雷的儿子傅敏要到女一中当英语老师。但是杨滨 因为与张乃一不合，调到男四中当校长去了。

     中学的阶级路线，就是强调重用出身好的教师和激励出身好的学生，压制出身不好的。出身好的，学习好就是为无产阶级争了光。出身不好的会做的难题，红五类说： 敌人磨刀我也要磨刀，我们也要会做。高三年级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经受命于班主任每周去训斥一名东江纵队的后代，要她看清楚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女一中位于天 安门西北角的南长街，学校欢迎外宾的任务频繁，而且几乎都是倾巢出动。每到这时候，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关在里面做作业，不允许走动。有个同学 临时来了月经，要买卫生纸而被阻挡在校门口，她悲恸地大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还有就是入团，那时入团入党就等于取得了一张进入社会的特别通行证。女一中的青年教师胡红星在北京师范学院获得“红专大学生”的称号，因为出身不好苦苦争取 了八年才入上团，而高三年级一位元帅的女儿，学习成绩糟糕还吊儿郎当甚至穿着拖鞋到学校上课，在张乃一的关照下，她第一学期入团，第二学期入党。正是因为 在党的阶级路线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时时处处被灌输原罪意识和罪恶感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特权意识和优越感越来越膨胀，1966终于形成一个总爆发，特权学生们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地步。

      女一中文革的内容还有学生斗学生这部分，比较激烈的发生在初中部的望虹小院内。笔者曾从窗外看到初一四班的教室内，一个出身不好的被斗女孩弯腰把头放在课桌 的位子里，她极度弯曲的背上还压了两三块砖头，天哪，初一的女孩呵。……初三五班的团支部书记许慧云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她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要一 分为二”这句话，被同班红卫兵带领同学围斗，从教室斗到院子里，斗着斗着就动起手来，许慧云被打得躺倒在地上，这时竟有同学拿脚去踩她的肚子。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并号召“要武”，第二天的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的三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与北 京市新团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召开了批斗“黑帮”大会，批斗对象有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等领导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长等基层干部。 “8.19”最恶劣的是首开批斗会武斗之先例，在台上声泪俱下煽情的发言过程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批斗对象没头没脸抽去，台上 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教育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押他的红卫兵带他到后台，用凉水冲一下，再押回前台接着跪。“8.19”批斗会是在 “8.18”毛支持红卫兵的第二天，又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团市委牵头，所以本身就对武斗起着号召、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三天后的1966年8月22日，北京女一中的红卫兵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批斗校党支部书记张乃一的大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着张乃 一，台下跪着十几个有着各种问题的老师，无一例外被站在身后的女红卫兵揪着头发、拧着胳膊。只要听到台上的抽打声，台下一排女红卫兵就抡起皮带，朝跪着的 老师一通胡乱抽打，不知谁，还被抽得满地打滚。

    当时这十几个“牛鬼蛇神”晚上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谓关“牛棚”。有8个是女老师，她们共住一间大教室：党支部书记张乃一，副校长王毓贞，副校长佟佩 珍，政治老师胡筠若，团委书记刘红芳，语文老师王品端，语文老师魏静青，美术老师樊尔萃，对这8个女老师来说，比批斗会更痛苦的事情还在第二天。

   8月23日，女一中在学校操场搭台子继续斗张乃一，天黑后，满身墨水、几乎没有了人形的张乃一被拖进关她们八个女老师的大教室里，女红卫兵让女牛鬼 蛇神往张乃一身上泼了几盆凉水，然后一个个揪着头发让她们跪在水地上。跪到晚上的12点的时候，另一伙挥舞着理发推子和剪刀的女红卫兵闯进来，不容分说， 按住女老师的头，揪起头发，咔嚓咔嚓连推带剪完成了八个鬼模样的阴阳头。尊严没有了，生命还重要吗？在4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作为女性，当年的女红卫兵能懂得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后内心的绝望吗？！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话好像是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他还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 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牛棚里的女老师被集体剃阴阳头这个夜晚，张乃一已被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女红卫兵抓住她没有了鞋袜的两只青肿的脚，一路血迹斑斑把她拖到另一间单人 牢房等死。学校里有个总务老师叫王吾建，是名转业军人，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只剩一口气的张乃一后，对红卫兵负责人说，张乃一最后究竟有无问题要看她丈夫李达 的情况。李达是开国上将，在国家体委任职，于是电话打到了国家体委，那边说，李达的问题还没定性，就这样，张乃一被王吾建等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算是 捡回了一条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里，她们的“床”是拼起来的3张小课桌，不但窄，长度也伸展不开腿，只能蜷缩着，有一条褥子，没有被子和枕头。睡觉的时候，她们 既不脱衣也不脱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两三点钟，与女一中在一条胡同里的男六中的红卫兵把一个“女流氓”拖进了这间牛棚，他们用带铜圈的皮带拷打她，皮带抽 下去，浅色的衬衣就渗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声惨叫着。牛棚里女老师也不能幸免，她们同样被六中的男学生毒打，王毓贞校长肩胛骨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衣 衫。在另一个深夜里，学校的一名化学男老师（右派）被推进这女牛棚里，女红卫兵用军棍把女老师睡觉的铁桌腿敲得巨响，喝令她们起来围着化学男老师跪成一 圈，几名女红卫兵抡圆了带金属头的皮带狠抽化学男老师的后背，开始也是一条条的血印，很快后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师的呻吟越来越弱，最后趴到地上一动都不 能动了。

    那是一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中学红卫兵属未成年人，女一中的杨姓工友，原为泥瓦工兼看传达室，文革因出身好成了劳 改队的监工。劳改队从学校的东院把煤末抬过马路送到西院，运水合煤，用双手攥成一个个的煤球。在学校西头的望红小院里，到处是挂着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 神”和排列整齐、光溜溜的煤球。后来，杨监工不知为何在煤末里掺进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劳改队的老师们双手溃烂、黄水直流，攥煤球时个个疼得龇牙咧嘴，直到 今天，胡老师手指的伤疤还隐约可见。女一中的另一位出身不好的工友马铁山，则在被斗后的1966年夏天自杀身亡。

      女一中的学生们一定忘不了劳改队里的老师们排成两排表演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情景，开头两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以“我有罪”结 束，唱的时候还要求全身乱动，做卑微猥琐状，唱到最后一句时，一定要发出尖锐的嚎叫声，同时双臂后蹶，弯腰匍匐，前额抢地，这是每天必演的保留“节目”。 杨监工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出身，愚昧无知没有半点文化，说话不利落是个大舌头，他就最爱看这个节目，一旦心血来潮，命令这些斯文扫地、被剃了稀奇古怪阴 阳头的知识分子表演“嚎歌”是他的最大乐趣。大串联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来到这所位于天安门旁、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中学参观学习，因此一天加演 几场是常事，然而笔者远远见到过一回，还没等牛鬼蛇神们最后趴到地上将这“嚎歌”表演完，外地参观的人群就纷纷无声地散开了，离去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 心，他们到北京来学习取经，但是他们看不下去了，他们不忍看。
   1968年 春天，又一场旷日持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由军宣队、工宣队发动群众，对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 “残渣余孽”等进行大清查，女一中再次揪出了几名老师，对他们每个人都设立了专案组立案审查，而且一揪出来就失去了自由，不得回家，单独关押，日夜监视，关押时间长达九个多月。

        副校长王毓真，罪名是假党员；物理老师王肃，二类右派；物理老师张森，议论过江青，祖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作相；语文老师冯积善，议论过江青，祖父解放前是前门瑞蚨祥绸布店的老板；英语老师付敏，其父傅雷是大右派，其兄傅聪叛国，其父母抗拒文革双双自杀身亡；史地老师房峻宜，印尼华侨；政治老师胡筠若，她的罪名不好定，在女一中读了六年，高中毕业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土生土长，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受到迫害，大家有目共睹，这 次是根据她同一战斗队的“战友”揭发出她私下说的两句话来给她定罪的：“白色恐怖的八月”——反文革，“军队是带枪的工作组（那时“工作组”已经是坏词儿 了）”——反军。

         六九届新生入校后，每到上课铃声响过，自有几名班干部从牛棚把这几名老师分别押往各班教室。“老师”在口号声中被推搡着站到讲台上，低头弯腰，两只胳膊往后 蹶，“喷气式”要做得到位而且要从头坚持到批斗会结束，新生们一个个站起来念他们手中千篇一律的发言稿，由于文化程度低，往往连批斗对象的名字都读不准 确，甚至三个字要读错两个。对这些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们来说，开这样的批斗会纯粹是为了应付成年人，军训团和老师。他们在小学就已经司空见惯这种场面，那 时还可以武斗，现在不允许武斗了，他们也愈发弄不清这一个个蹶着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这样的批斗会在5月份开头的时候几乎天天有，等各班都轮过一两遍后就渐渐少了，到了1968年的7月就完全停了，这几个老师，作为新生入学阶级斗争教育的活靶子，每人平均蹶了三四十场。

   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来的“坏人”大致分两类，一类因言获罪诸如胡筠若老师，另一类由既定出身成份获罪诸如傅敏老师，傅敏老师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青年书生， 外语念成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为人不尚心计，更不善言谈，无法因言定罪。兄叛国，他必定里通外国，父母自杀，他必定仇视文化大革命。文革定罪的想象空间往往 是没有限量的大，比如房峻宜老师，邻居反映他家在晚饭的时间传出筷子敲碗的有节奏的声响，这被疑为发出通敌暗号，是里通外国的特务行径。房老师是华侨，父辈在国外还是华侨界的上层人士。

      1968年春天开始的单独关押一直延续到1969年，几位老师只有王毓真副校长没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1968年12月底的一个深夜，她从关押的小屋偷跑回家（锁是怎么弄开的至今是个谜），找到她的丈夫，一个电力系统的干部，俩人一起来到京密水渠的堤坝上，双双自沉，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