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店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ZT) 复旦1986－1990
天骄
我对复旦的记忆，一半以上被诗歌占据。这不仅因为1986年至1990年是诗坛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更是因为中国诗坛众多的诗歌事件，就在那段时间内发生。
在复旦，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写作是幸福的。
初入复旦，我就被这样一种痴狂的气氛所感染：没有哪个同学的床头会不放一本或几本诗集；文科生的私人手册上，抄写着大量自己喜爱的诗篇；在复旦相辉堂和著名的3108梯型教室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观者如堵，在这里，复旦诗人们领受着复旦人犹如英雄一般的尊宠。
我还记得在班里的新生文艺晚会上，一个女同学准备朗诵复旦诗社创始人许德民的一首诗，我注意到她手里拿的是一本新的诗集，便怯生生地问她是否可以给我看看，她一口回绝。一年之后的一次复旦诗社的朗诵会上，我安排她朗诵我的作品，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可以说，这是一个所有诗人梦想中的年代，这个年代发生过，就在十余年前，离现在是如此近切却又恍如隔世。
诗歌对我而言，犹如一场漫长的竞技。我有幸甫入复旦就参与到了竞技者的队列之中。我现在可以报出一长串复旦诗人的名字：施茂盛、傅亮、甘伟、黎瑞刚、铁屋、王肯、杨宇东等等。当年，他们是我相知极深的朋友，现在都散居各方，我只有在记忆中捕捉他们留给我的那些动人的时光。
我认识了最值得我最尊敬的朋友施茂盛，是在新生赛诗会上，他的诗歌让我感到的震惊是很难用语言表述的。我可以感受到从他的文字背后穿越而出的能量和光。我们一见如故，当时，这个18岁的来自崇明岛的少年，使我对当时流行复旦的那种情诗保持着极大的距离。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认定：他是复旦最好的诗人。
我的诗歌技艺的增长，是和施茂盛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获得的。当时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默契，在彼此拿出作品进行交流之前，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碰面。而每次见面，把新写的作品递给对方，都会发现我们正沿着一条相似甚至相同的脉络前行。我不得不提到：施茂盛为人谦和寡淡，在我为复旦诗社的各种事务忙碌时，他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拿出令人拍案的作品。每次我走进他的寝室，都会看到他保持着同一种姿势：静坐在桌前，凝神注视着窗外。这是一种顷听内心的姿势。和他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敏感与内敛一脉相承。
回想起来，他是一个木讷的人，疏于交际。除了我，鲜有朋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诗坛还是对他的作品不甚了了。有时候我想，诗坛上那些所谓的诗人，更恰如其分的称呼应该是诗歌活动家，而像施茂盛这样闭门写作的人，却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和他的作品的存在，这是令人扼腕的。记得不久前我把他的作品贴到一些诗歌网站上，诗人桑克回贴说：“施茂盛是复旦最优秀的诗人。”感谢桑克兄的眼光，他确实卓然于复旦其它诗人之上。
施茂盛早我两年毕业，毕业后回崇明做一名乡村教师。后沪上一杂志邀请他出任编辑，他自度难以适应都市生活而婉拒。虽然与他分开，但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那里，所进行的一种独特的，被理想和真理之光笼罩的，充满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游历。在他给我的来信中，我可以时时感受到这种因高度的生存质量穿透而出能量和光：“……我现在埋头于诗歌史，在浩瀚的汪洋中寻找先师们的灵光。从荷马开始，我沿着品达、萨福……的道路一路写来，完成了十余篇纪念性的东西，这可能是唯一可以聊以生计的工作。我享受着他们的醇酒，……我现在所写的只是对一种东西的最真实和最激烈的记录。” “你我两个人，接受了别人在这个时代放弃的东西：美、美德、羞怯、脆弱，这是我的悲哀。” “……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有一个形而上的国家，那是日光朗照真理之境，她由农业支撑，并向前喷薄。”“……我的生活不需要小说，而诗歌不同，但我宁愿只为我的国家写诗，而不去做这个国家的诗人。” “……我们总以为是诗歌打开了我们，但我们毕竟不是天才，我们充其量是个技艺的挑剔者、梦境的漫游者，充其量是诗歌的开采者，写作应该是我们不间断的工作，这样才对得起诗歌，才能发现点什么，告诉别人点什么。”
他的这些文字带给我巨大的反省的压力，除了读书和写作，他的生活是如此谦卑。他回复旦看我的时候，每每看到他抑郁的眼神，我都会觉得有一种至深的痛。
说到复旦诗歌，不能不提傅亮，傅亮点亮了诗歌朗诵会的火把。可以说，他把诗歌的种子撒到了民间。据说傅亮把复旦诗歌朗诵会开到了上海几乎所有的高校。
傅亮有极严重的口吃，可他在朗诵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时却如悬河泻水，无挂无碍。每次朗诵完毕都掌声雷动。我想这可能也是他痴迷朗诵会的一个原因：借助诗歌，他解决了日常语言的表述上的困难。
我进复旦的时候，傅亮毕业留校。他当时开着一门“当代诗歌”的选修课。我为了攒学分，选了他的课，却极少去上。有一次觉得老是逃课实在过意不去，便想去听了一下。去时已经迟到了，我一进门便看见黑板上赫然写着：“论天骄的诗歌创作”。下面列的正是不久前我刚给他看的一组诗稿。
这不是逼着我逃课吗，我急忙溜之乎也，心想傅亮这厮可真够懒的。
说到当时最风靡的人物，当数甘伟。甘伟似乎是个情诗圣手，他的一首《黄梅雨季》让复旦少女们如痴如醉。我对甘伟的印象基本是：白天瑟缩在被子里睡觉、晚上瑟缩在大家沙龙里喝酒的形象。总体来说：他是一个瑟缩的人，连走路都是瑟缩着――瑟缩在那件长年不洗的军大衣里。
甘伟的情诗在当时第三代诗歌浪潮兴起时，显得较为慵懒和没落，在诗坛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女大学生们追捧的偶像。据说：当时上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女大学生的笔记本里，抄录有他的这首作品。
若干年后的今天，不少现今的女白领，见到我还会问我：“你认识甘伟吗，他那首《黄梅雨季》写得真好。”我很想打电话给甘伟，告诉他，他的阴魂至今没散。可惜甘伟早已人去楼空：据说他去了广东，后来又下了海南，现在去向不明。
铁屋和王肯由于晚我几届，他们的作品我看到的不多。印象中，铁屋晚熟，王肯早慧。铁屋的作品意象怪异而杂沓，看似不够纯净，却蕴涵着丰富的背景语言。王肯的诗歌则极唯美，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数年后我们相邻而坐，供职于同一家报馆。王肯在一次工作之余的便餐中突然抬头道：“我觉得很烦，就这几张脸，从大学看到现在。你们烦不烦。”我说是啊我也烦了
于是纷纷跳槽。
是啊， 那时满眼是人世间的新鲜。
写写你那个纯真的岁月吧，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