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缘 （二） 想起张俊祥

书与缘 （二） 想起张俊祥 ( 朱小丰 2009-03-26 00:32:03)

    我不知道张俊祥先生中国“电影教父”这个称号是怎样来的。
    小时候读过两本中国人写的电影理论书，一本是张俊祥的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另一本是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国的电影理论，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两个人。张俊祥本名袁俊，1910年12月生，後以笔名张俊祥闻著于世，在抗战时期至1949年以前，就因导演和编写话剧与电影而蜚声中外，到四川江安师专时执教，培养了像谢晋这样一批1949年以後中国大陆电影业和话剧界的主力。那时候，提起中国导演的“北黄南张”（北方有黄佐临，南方有张俊祥），大概是无人不知的。
    其夫人周小燕，乃国际声乐界一大名媛，在声乐领域一直受到世界的敬重。他俩珠联璧合，是文艺界一段佳话。
    这个谢晋，一部《天云山传奇》在八十年代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九十年代後，因拍片老赔钱、又不像年轻一代的“大腕”屁腕儿们那样天生就会坑蒙拐骗，想拍片总找不到投资，心中无限郁闷。後来做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好歹混到副部级，前些日子却在国外网站上看到说他喝酒嫖妓时身亡，干了一票做鬼也风流的壮举，不知是不是胡说九道？一直没去打听。



    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对艺术和电影的兴趣，打算改行拍电影。为此，去图书馆把有关电影的书都看了一遍。当时中国的电影业，还全是国营的大电影制片厂制，我对去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或导演没多大兴趣，想自己干。但那时候，自己干是干不成的，其一是资金来源有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刚刚起步，有一万元就是了不得的万元户，而中国政府还在很激烈地争论允许私营业主有几个雇员才不违背社会主义，最初是提议5个以内就算社会主义的合作企业，但左派们强烈反对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左派对中国毒害致深，却一直无人因此受到惩罚和法律追究，实在是咄咄怪事。西方国家对法西斯人员的司法追究，到现在也从未停止。当时代表改革派的于光远先生为此到处开会、与人讨论，我跟他在一起开过两次会，这个问题都是会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当时外来资金与官办体制的结合会面临很多麻烦。
    其二是每部片子从故事起，就得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认可，由这家厂层层上报审批，最终由文化部电影局（即国家电影局）批准，才能过关。当时张俊祥先生是国家电影局的副局长，我完全没想到过会跟他打什麽交道，在我眼中，他是一个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的人，我跟他相距十万八千里，无缘。



    就因为看了一堆书和一些电影，有了些想法，就开始写电影理论问题探讨文章。1982年起我开始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影协的很多人，如朱小鸥、李晋生、蔡师勇、罗娜辉、王人殷等等，对我这後学小子都十分关照，很多年没与他们联系了，真心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其实当时影视界很多活跃的前辈，跟我家里的长辈都有深交，但我不知道，所以没有往来。例如当时中国影协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即影协的实际领导人，时称“三架马车”）之一，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是第一部权威性的中国电影史）的程季华先生，抗战时期就在我五姨父陈慕潮的剧团里共事，情谊甚佳，我五姨那时大概是中国最年轻的美女作家。我不知道这些关系，所以好几次坐在离程先生很近的地方，也没向他打招呼致意，因此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很多文学家艺术家，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 就以我外婆家为避难所，但长辈们不告知，我哪里知道。
    写了一些文章，偶尔也拍点小东西，後来被人请去一个电影讲习班讲电影美学。我讲了一些课後，将讲稿整理一番，写成《现代电影美学导论》一书，1986年时出版了。我拿到书，先後给一些朋友邮去，以请指教。其中一本，邮给了在国务院做参议顾问工作的杨玉清老先生，他是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
    过了几个月，收到杨老一封信，打开一看，吃了一惊，里面是张俊祥先生就《现代电影美学导论》一书写给杨玉清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原来杨老看过书，感觉还好，就把书转赠给了张俊祥。张俊祥在信里说：
    “多年不晤，得奉华翰，欣慰之至。
     承寄朱小丰同志大作《现代电影美学导论》，谢谢！我近年来体力日衰，眼楮又不好，看书不能超过半小时，得书後才读了第一章及序言，但已为作者的渊博及卓识所折服。我国内对电影美学尚少研究，连参考材料也缺乏，而国外对电影美学论说，亦人言言殊。。。。。。。”
    落款时间是“十二月十四日”，我想应该就是1986年12月吧。



    这封信让我深为感动。以张俊祥这样地位和声望的人，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著述，居然如此认真和谦虚，这样的学风人品，在今天的中国是早就看不见了。君不见今日多少似懂非懂地读过几本书的痞子，就因在北大或清华这样的学校混了个教授，或是在官府衙门里买了个几品花翎，或是在影视圈里捞到一点什麽名头，一个个都以大师舵爷自居，装了一肚子狗屎就认定世界都没他臭。
    我从小生长在阶级斗争制造的极冷酷的环境中，虽心中感动，却不知应改怎样对人表达谢意和敬意。後来还是杨老催促，提笔给张俊祥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回了信，于是我们就有了通讯往来。那时，张俊祥事务繁忙，医生只准他每天用眼半小时，他居然一天天坚持下来，看完了我那本三百几十页全是文字的书，给了我不少宝贵的指教。
    张俊祥耶鲁毕业，读书很多，其信其文皆洗炼而有深意，所思甚远，颇得书意，是个与书有缘的人。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在今天中国这种只知钱与权、买与卖的影视界，好像已经绝种了。
    我改行拍电影的打算，也是张俊祥给我打消掉的。他跟我说此事风险极高，最好别干。现在看来，他见得太多、经历太多，确实是被整怕了。想不久前的文革，多少文艺界人士被活活整死，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流传至今的“七仙女”、黄梅戏明星严凤英，被当众剥光衣裤开膛破肚；电影明星孙维世，是列士遗孤、周恩来的养女，年轻时是随时可以撞入朱德、毛泽东的寓所，连江青都不敢与她争的人，被抓起来，弄到一个荒僻处的干草堆上，从头顶砸入大铁钉活活钉死。据说签署逮捕令的，就是她毕生最信赖的养父本人！刚刚亲历了这段历史的人，能不畏惧？

    他最後导演的一部电影，是八十年代公映的《白求恩大夫》。不见了早期《万世师表》、《还乡日记》、《美国总统号》等类作品里的锋芒，跟他改编的《鸡毛信》一样有了政治宣传的色彩。但在那个电影语言还较缓慢的时代，这片子从电影语言上来说，也算是娓娓道来、炉火纯青。说到这里，我想起《白求恩大夫》一片里演翻译的演员英若诚，我的朋友郭亚夫那时对英若诚的演技赞不绝口，每次一提起来就说：“他不温不火，演得好，演得好！”英若诚後来官运好，当了副部长。又後来听说办了个电影公司，有一次我想要做部片子，一个朋友就介绍这家公司，正想去见英若诚，一朋友对我说：“你去见他，说三分话，不要口没遮拦。”我愕然，问：“为什麽？”他说：“他还有个职务，可能你不知道，他是国家安全部的一级警监。”我愣了，演戏也会演进安全部？就像有一次听说有几个和尚是共产党员一样。这事至今不知真伪。我後来没去见他，事也没成。
    我本应去上海复兴西路44弄老师的寓所登门致敬，但生性腼腆，拖延了决心。随即终年繁忙，人类学实地考察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又拍片，又研究中国远古文明，又去搞环境保护，1996年，我登上格拉丹冬这座海拔六千多米高的冰山之巅，看冰雪奔流而下汇聚长江之源，聆听几百万年来大自然最美丽的语言，终于感到一种人生无悔。
    也就这时，张俊祥先生离世而去，哲人逝矣，梧桐凋矣，他的时代结束了。我是很久以後从荒野回到红尘才得知这一消息。我俩到底未能晤面，我心怅惘，有若当年商隐兄语：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