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六耳
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是经历，有时是感想， 有时是议论，有时是杜撰的故事，有时是自己编的笑话。
正文
我出差乘飞机返京，刚下飞机坐上出租，就发觉自己不对劲儿，下身湿了一片，低头一看，血肉模糊，司机把我送进医院时，我已经昏迷不醒。醒来以后就得到了那个消息：自然流产，而且由于抢救时间过紧，我的生育能力被从此剥夺。我从流产开始讲起，有点本末倒置，没有怀孕，怎么会有流产，所以我应该先讲怀孕的故事才对。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被人们称为艺术家的女人，只是那时的中国还很少有把从事自由艺术创作做为职业的，艺术家们或者在哪个院校教书，或者在哪个文化部门挂靠，我属于后面一种。被我混进的文化部门，是一个让人听了名字就肃然起敬的地方，之所以我说“混进”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单位的正式编制，是当时通过考试招聘来的“特聘“人员。参加考试的人有两百个，最后有两个过五关，斩六将被正式签约的，我是其中之一，两百除以二，正好是百里挑一。中国人的思维很奇怪，本来像我这种通过考试进来的，应该比那些接班的，后门的更自豪才对，事实却正好相反，没有后台在中国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出身的优越远比自身的努力更值得炫耀。我在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自卑和自傲，一会儿孤芳自赏，一会儿自惭形秽, 前者往往发生在单位里有了和名利有关的好事却被别人告知“编外人士没份儿”的时候，而后者的发生大都是在干了一件别人不会干或不屑干的事而被人夸成才女的时候。好在我们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被人文文化启蒙较早的艺术家，而且是画国画的，和画油画的我没有同行相轻的烦恼，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个能和你透气儿的人就足够让你呼吸畅通了。主任是一个祖宗三代都生长在皇城根下的地道北京人，他嘴里念叨的熟人，都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看到过的名字，或者那些人的后代，有的竟是我上大学时教室墙上的诗或座右铭的原创作者，那些名人或名人后代们我们办公室的人都时常能够见到，有时是他们到我们单位拜访，有时是下班后吃饭或娱乐和主任借光被一同邀请，和他们混熟了以后我们就背地里给他们都起了外号，某某的儿子就简称儿子，某某的孙子就简称孙子，重名了就在儿子孙子前面加上他们父辈爷辈的姓氏。和主任来往的，除文人骚客之外也有商人和官宦，那个后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太子党，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叫他太子党，是因为他父亲是个我们不敢喊出名字的政界要人，他自己从商，民称官倒，太子党是我们主任的高中同学，至今偶有往来，我在没见过这个人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后来就认识了，是在太子党请我们主任吃饭顺便带上同事的时候。太子党第一眼看见我就要和我合影留念，主任解释说，是因为太子党酷爱日本女人，由于我长得太像山口百惠，太子党想把我当回道具，尝尝和偶像合影的滋味，就像我们去杜桑夫人的蜡像馆和我们的挚爱勾肩搭背是一种心态，我于是同意让太子党勾肩搭背一下。晚饭过后，太子党说他想出六位数字的价码给他办公室买一幅画挂着，在座的马上都竖起了耳朵，因为除了太子党以外，其余的人都是画画的，包括我们主任的上司“张头儿”，张头儿其实姓侯，因为形象和气质同“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犹如同胞兄弟一般而被我们称为张头儿，据说这样也是为了对他表示尊重，张头儿听起来怎么都比猴头儿要顺耳一些，而在当时，在背后把领导称为“头儿” 是正在我们这样的文化机构中流行的新潮，这么说话的人好像感觉自己在民主意识上领先觉醒了一步，尽管我们也不知道“头儿”和“领导”比起来到底在哪里能体现出民主的意思来。张头儿能和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实在是个例外，这个长着张春桥一样带鱼脸的头儿其实只和我有过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对我说我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要好自为之，第二次谈话时他又把上一次谈话的内容重申了一遍。难得他能和我们在业余时间一起出来吃饭，而且不仅一起出来吃饭，还露出了我以前从来都没看见过的笑脸，看来这饭和笑脸都是看在太子党的面子上，或者说是看在太子党他爹的面子上也行。头儿毕竟是头儿，比我们谁都沉得住气，当别人紧张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时候，张头儿却表现得和他胞兄张春桥一样冷静。太子党笑着说：“大家都别这么紧张，谁都有份儿，只不过今天我从候老开始——候老是国画界的老前辈嘛。”顺便说一句，称某人为“某老”也是那个时候从我们这样的文化界开始流行的，一是显示被叫的人是文化界的权威，二是显示叫人的人和被叫的人没有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太子党这样称呼张头儿，即抬高了对方，也不贬低自己。张头儿听了这句话，表现的是稍微有一点意外之后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掩饰住的高兴，六位数在那个中国艺术家还有没牛气冲天的时代可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数字，所以老前辈表现出了意外和高兴倒是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我一点儿都没感到意外，太子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张旗鼓地要讨好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得是在座中最有力度的一个，看来主任的人生经验还没有我的丰富，竟然也跟着白白紧张了一回。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太子党的下一句话：“不过我要麻烦小梅明天到我的公司来一下，把候老的画册给我带过来。”梅是我的姓，领导喊我小梅时，很多外来人都以为我和领导关系不一般，因为听起来象个亲切的小名。“小梅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儿就什么时候过来，下班了也没问题，我在公司等你。”太子党最后交代。主任在听到这个吩咐之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让我有点意识到了什么，看来主任毕竟是主任，还是比我成熟。
我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刚一进门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画册，不用问，当然是我们的前辈候老先生的，候老前辈的画册制作得和他的脸风格很象，让人看了以后顿生敬畏。然后就是主任，煞有介事地要找我单独谈谈。“太子党是个有一室二妾的花花公子，” 主任开门见山地说，“三个女人都有他的孩子。”
“谢谢，我会小心的。”我感激地看着这个单位里唯一能和我通气儿的主任道谢。
我曾经在和主任“促膝谈心”的时候和他讲起过自己撕心裂肺尚无结局的爱情，博得他的极大的同情。那场爱情之所以撕心裂肺尚无结局是因为和我制造这场爱情的合伙人流亡在外，走得太匆忙，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流的是哪个国家，据我对已知的正道和小道消息分析，他目前好像是在英国。本来我在开始讲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是想把我的爱情合伙人杨当作开端，但因为血雨腥风，至今还心有余悸就把那段最心痛的躲开，等将来心头的茧子磨得再结实一些以后，我会把那段故事补充进去。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被人们称为艺术家的女人，只是那时的中国还很少有把从事自由艺术创作做为职业的，艺术家们或者在哪个院校教书，或者在哪个文化部门挂靠，我属于后面一种。被我混进的文化部门，是一个让人听了名字就肃然起敬的地方，之所以我说“混进”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单位的正式编制，是当时通过考试招聘来的“特聘“人员。参加考试的人有两百个，最后有两个过五关，斩六将被正式签约的，我是其中之一，两百除以二，正好是百里挑一。中国人的思维很奇怪，本来像我这种通过考试进来的，应该比那些接班的，后门的更自豪才对，事实却正好相反，没有后台在中国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出身的优越远比自身的努力更值得炫耀。我在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自卑和自傲，一会儿孤芳自赏，一会儿自惭形秽, 前者往往发生在单位里有了和名利有关的好事却被别人告知“编外人士没份儿”的时候，而后者的发生大都是在干了一件别人不会干或不屑干的事而被人夸成才女的时候。好在我们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被人文文化启蒙较早的艺术家，而且是画国画的，和画油画的我没有同行相轻的烦恼，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一个能和你透气儿的人就足够让你呼吸畅通了。主任是一个祖宗三代都生长在皇城根下的地道北京人，他嘴里念叨的熟人，都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看到过的名字，或者那些人的后代，有的竟是我上大学时教室墙上的诗或座右铭的原创作者，那些名人或名人后代们我们办公室的人都时常能够见到，有时是他们到我们单位拜访，有时是下班后吃饭或娱乐和主任借光被一同邀请，和他们混熟了以后我们就背地里给他们都起了外号，某某的儿子就简称儿子，某某的孙子就简称孙子，重名了就在儿子孙子前面加上他们父辈爷辈的姓氏。和主任来往的，除文人骚客之外也有商人和官宦，那个后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太子党，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叫他太子党，是因为他父亲是个我们不敢喊出名字的政界要人，他自己从商，民称官倒，太子党是我们主任的高中同学，至今偶有往来，我在没见过这个人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后来就认识了，是在太子党请我们主任吃饭顺便带上同事的时候。太子党第一眼看见我就要和我合影留念，主任解释说，是因为太子党酷爱日本女人，由于我长得太像山口百惠，太子党想把我当回道具，尝尝和偶像合影的滋味，就像我们去杜桑夫人的蜡像馆和我们的挚爱勾肩搭背是一种心态，我于是同意让太子党勾肩搭背一下。晚饭过后，太子党说他想出六位数字的价码给他办公室买一幅画挂着，在座的马上都竖起了耳朵，因为除了太子党以外，其余的人都是画画的，包括我们主任的上司“张头儿”，张头儿其实姓侯，因为形象和气质同“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犹如同胞兄弟一般而被我们称为张头儿，据说这样也是为了对他表示尊重，张头儿听起来怎么都比猴头儿要顺耳一些，而在当时，在背后把领导称为“头儿” 是正在我们这样的文化机构中流行的新潮，这么说话的人好像感觉自己在民主意识上领先觉醒了一步，尽管我们也不知道“头儿”和“领导”比起来到底在哪里能体现出民主的意思来。张头儿能和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实在是个例外，这个长着张春桥一样带鱼脸的头儿其实只和我有过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时他对我说我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要好自为之，第二次谈话时他又把上一次谈话的内容重申了一遍。难得他能和我们在业余时间一起出来吃饭，而且不仅一起出来吃饭，还露出了我以前从来都没看见过的笑脸，看来这饭和笑脸都是看在太子党的面子上，或者说是看在太子党他爹的面子上也行。头儿毕竟是头儿，比我们谁都沉得住气，当别人紧张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时候，张头儿却表现得和他胞兄张春桥一样冷静。太子党笑着说：“大家都别这么紧张，谁都有份儿，只不过今天我从候老开始——候老是国画界的老前辈嘛。”顺便说一句，称某人为“某老”也是那个时候从我们这样的文化界开始流行的，一是显示被叫的人是文化界的权威，二是显示叫人的人和被叫的人没有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太子党这样称呼张头儿，即抬高了对方，也不贬低自己。张头儿听了这句话，表现的是稍微有一点意外之后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掩饰住的高兴，六位数在那个中国艺术家还有没牛气冲天的时代可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数字，所以老前辈表现出了意外和高兴倒是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我一点儿都没感到意外，太子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张旗鼓地要讨好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得是在座中最有力度的一个，看来主任的人生经验还没有我的丰富，竟然也跟着白白紧张了一回。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太子党的下一句话：“不过我要麻烦小梅明天到我的公司来一下，把候老的画册给我带过来。”梅是我的姓，领导喊我小梅时，很多外来人都以为我和领导关系不一般，因为听起来象个亲切的小名。“小梅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儿就什么时候过来，下班了也没问题，我在公司等你。”太子党最后交代。主任在听到这个吩咐之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让我有点意识到了什么，看来主任毕竟是主任，还是比我成熟。
我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刚一进门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画册，不用问，当然是我们的前辈候老先生的，候老前辈的画册制作得和他的脸风格很象，让人看了以后顿生敬畏。然后就是主任，煞有介事地要找我单独谈谈。“太子党是个有一室二妾的花花公子，” 主任开门见山地说，“三个女人都有他的孩子。”
“谢谢，我会小心的。”我感激地看着这个单位里唯一能和我通气儿的主任道谢。
我曾经在和主任“促膝谈心”的时候和他讲起过自己撕心裂肺尚无结局的爱情，博得他的极大的同情。那场爱情之所以撕心裂肺尚无结局是因为和我制造这场爱情的合伙人流亡在外，走得太匆忙，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流的是哪个国家，据我对已知的正道和小道消息分析，他目前好像是在英国。本来我在开始讲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是想把我的爱情合伙人杨当作开端，但因为血雨腥风，至今还心有余悸就把那段最心痛的躲开，等将来心头的茧子磨得再结实一些以后，我会把那段故事补充进去。
你的文章信息量大，跨越大，俺习惯一目五行地读，在这儿是绝对不行。每读一段，还需需上下左右旁征博引一遍。呵呵
请慢慢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