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看人道灾难的核心症结

玄野按：毛泽东成也流氓，败也流氓。在战争对手面前耍手腕当然看谁更黑，但在天地面前耍流氓，无视铁的事实，那么天地即刻就给你个结果看。信仰的问题是大跃进和文革灾难的深层原因。而吏制的极端缺陷导致官员只对其上级负责，也必须对其上级唯命是从，是构成灾难的最直接原因。有些人会将这些灾难归咎于独裁不民主，是不合适的。当然独裁不好，但这不是导致人道灾难的主要原因，中国帝制两千多年，那独裁更厉害，那时的经济手段运输手段通讯手段都落后的不行，何时出现过饥荒导致的如此大面积灾难？

以下为选举与治理网一篇文章的节选：

 

李若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history/201109/t20110911_121278.htm

 

部分县官飞扬跋扈，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广西环江县在“大跃进”中放了全国最大的水稻产量卫星，当年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到哪里，都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去巡视，要社员准时到公路边夹道欢迎，离公路远的社员只得晚上打着火把赶到公路边，为不错过迎候时间，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迎接县委书记。该公社1.8万多人，这次出动1.1万多人，欢迎的队伍从头到尾共有5里路之长。这位书记因严重浮夸，漠视民命，造成群众严重缺粮，全县非正常死亡1.9万人。洪华1961年被捕，1963年以违法乱纪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81年8月广西自治区党委将其处分改为党内撤销职务处分，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81年9月撤销原判决。

 

　　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反右倾后，马害怕负责，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马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洪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当场打死5人。

 

　　安徽省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副省长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食堂后，整理张的“罪过”

 

　　上告，导致张被关押批判。之后，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5.8%.当时农村基层干部非常害怕见到姚奎甲，能躲则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个村都树了旗，看见姚奎甲的汽车，各处的旗帜都放倒，干部一看见信号后，只留个别人接待，其他人都躲开。

 

　　显然，当年县官的行为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体制，二是个人人品。作为一个夹层官，他们几乎不可能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尽管这种命令可能是不合理，甚至是残酷的。不过，他们也有一定的权力空间，可以不把上级命令的损害进一步扩大。执行命令在官场上是理性，减少民间的灾难则是良知。 

 ……

 

　　三、良知

 

　　县官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命运基本上掌握在上级手中，因此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们应该对上级惟命是从。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把一个阶层污名化或者光环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对于当年的县官来说，由于巨大的人命损失和大量的恶劣行径，整个群体很容易被污名化，其实这一群体中有不少人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值得后人怀念。

 

　　当时的玉门（县级市）市长杨志范曾作了这样的如实记录：“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走了几村庄，没见鸡狗影，没见有猪羊，未闻猫儿声”，“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这位市长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县官是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的，因此他们受到良知的折磨。

 

　　（一）抗争

 

　　以死抗争是最激烈的一种。甘肃通渭县长田步霄，这位1956年仅30岁出任县长的青年，在1959年写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饿着，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除党籍，机关干部对其进行批尸活动。然而民众自有公论，在20世纪80年代通渭一些父老乡亲说田步霄是主管某个城的神。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瞎指挥和违法乱纪，受到批判斗争，自缢而死。

 

　　上书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面对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采取上书的方式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实际亩产300斤却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县长鲁成给党中央、毛泽东、周总理写信6封，如实反映农民逃荒、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

 

　　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鲁成开始遭受批斗。11月地委将鲁成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入狱，并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11月底许多为鲁成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被开除、撤职或批斗。1959年4月鲁成出狱，改定为右派，1964年恢复党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其妻原任县妇联主任，因受诛连被开除党籍，劳改3年，1962年甄别，1984年彻底平反。山东省临朐县副县长刘善良向县委书记反映了缺粮的情况，但是没有引起注意。刘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得力措施，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因此冒丢官的风险，直奔济南，见到了省领导，如实汇报灾情。

 

　　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以县委和个人名义，多次向省政府、平凉专区反映全县严重缺粮问题，却被上升为政治问题。省委派工作团进驻镇原县，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逮捕了许、张等县、社干部。此冤案到1981年3月才彻底平反。

 

　　安徽省贵池县县长徐世达因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村中的严重困难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徐世达代笔给党组织写信的人，也被迫害致死。

 

　　公开上书的结局是悲惨的，因此有的人不得不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当年四川省梁平县委书记明朗在七千人大会上给毛泽东写了封匿名信，揭露了四川省的问题，指出：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被匿名信指责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事后追查写信的人，但并没有查到。一直到“文革”期间，李井泉被打倒后，明朗才承认自己是写信的人。

 

　　河北蔚县县委副书记贾振兴1962年给中央与毛泽东写信说：

 

　　农村经济破产，群众生活极其困难，群众连最低生活都不能维持，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破产度荒，离婚早婚，浮肿干瘦病死严重，甚至少数人卖儿卖女，妇女卖淫。因而，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群众要求“包产到户”。

 

　　1959年河北平泉县委副书记余众仆给中央写信，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

 

　　河南省固始县委副书记石华向中央写信反映了群众生活、死人情况。

 

　　值得思考的是，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居然多为副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县长实际上是副职，一般都是兼任县委常委、副书记）。

 

　　（二）抗命

 

　　公开违抗上级命令的不多，比较迂回抗命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开仓救人。县级官员是没有动用粮仓的权力的，但是还是有少数县官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开仓救人。1960年4月新疆裕民县委书记孙文高认识到再不解决缺粮问题，饿死人的情况将很快发生。孙提出先从国库中拿出40万公斤粮食渡过难关，并说愿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塔城地委对裕民县委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放粮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但对其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作法给予充分的肯定。1959年秋季征购开始，河南平舆县委书记常久通和县长曹铭强调留足种子、饲料，安排好社员生活再抓入库，不许购透底粮。在澄清全县情况后，县委决定停止征购，向地委写报告要求拨给统销粮1800万公斤。

 

　　不久两人被地委视为右倾，常久通被撤职，曹铭被下放生产队劳动。

 

　　二是为了多留粮食，个别县官采取了瞒报粮食产量的对策。当年安徽省涡阳县委书记胡泉瞒报500万斤入库粮食，并且尽量少征购粮食，因此，1959年冬至1960年春涡阳饿死人是全区10个县中最少的一个。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胡泉在刘少奇参加的分组会上，就瞒报问题作了检讨，说500万斤粮食全供应群众吃了。刘少奇表态说，这不是错误，是救了群众的命。1961年3月，青海省海晏县委因生活困难瞒报了20万斤库存青稞，以补贴农牧民口粮和食堂的亏损，事后由于粮食局统计员的检举，县委书记肖光被停职调离。有时，县官并非瞒报，只是实事求是，结果招致祸害。山西省河曲县委书记刘毅将属于浮夸虚报的70多万公斤粮食主动进行了纠正，1960年反而被定为“瞒产”，为此被撤职，并且中央通报了全国，此冤案后来得到平反。

 

　　三是改变上级命令。有些县官对上级命令并不照搬，因此救了一些民众。“大跃进”时，玉林地委布置冬季深耕，不布置冬种，不再多收一季粮食。博白县委书记邹林提出“博白要先冬种，后深耕，争取多收一造粮食”，得到了地委同意，因此收成比其他县好。

 

　　四是变通政策。一些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在饥荒面前采取一些得力措施，救了大量民众的命。山东省昌乐县没有饿死人，因为县委书记发现粮食将减产后就发动群众大种南瓜，南瓜成为饥荒来临时群众的“保命瓜”。1959年2月县委书记王安广到云南省建水县任职后，给农民发还自留地、自留牲畜，开放集市贸易，将3个公社从大队所有制改为小队所有制，提出停止办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自愿参加食堂，结果1960年2月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