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落(三)

天晓得黄毛哪能找到这么个好去处的，说是在虹桥路附近，却前后换了三部车，又七转八弯，最后到了一片萧瑟的城乡结合部。阿咪头笑道：“侬带我到这块地方来谋财害命啊？这种地方觅得着旗袍？老棉袄还差不多。” 黄毛说：“侬勿懂，这边有个宁波老裁缝，解放前就给太太小姐们做旗袍的，做工好，又不偷材料，价钱也只有市区里的一半。上次我做了一件丝绒的，人家问我哪里做的，我还不讲给伊拉听。”

黄毛熟门熟路地走到一堆挨挨挤挤的门面前，宁波老裁缝的铺子嵌在一众形状材料参差不齐的建筑中。见过了这群房子才知道什么叫相依为命--真个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随便抽掉哪一家，别的也就立马殉情了。裁缝铺左边是个小饭馆，外墙贴满了城市里装修厕所才用的瓷砖，不贴还好，一贴更显龌龊相；饭店门口树着一块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的四个墨笔大字：“小吃便饭” 。这两个词一左一右分别竖写，黄毛淘气，非要横过来念成“小便吃饭” ，阿咪头大笑黄毛做人促狭；但是自己也忍不住把隔壁一家汽配店的招牌“打气补胎” 读成“打胎补气” ，于是两个人笑得愈发不可收拾，黄毛忽然止住笑说：“侬走了以后，我真要想煞侬。”

老裁缝的铺子包工包料，所有的料子都陈列在店堂里供客人挑选；要自己拿料子来做也可以，只是人工要多收一点。狭小的铺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老裁缝只管闷头做生活，偶有客人问话，才从老花镜后面抬起眼睛，简单地应付两句。老裁缝十几岁从宁波来到上海学生意，几十年如一日秉承老式手艺人的本份天性，坚信让手艺说话的硬道理，所以决不会象那些新潮时装店的店员那样，一进门便几张菊花般的笑脸贴上来，但倘若不买他的东西，便立时三刻变了天，恶语白眼侍候。老裁缝只雇了一个小学徒，十四五岁年纪，附近郊县口音，一张还没有被生活折磨过的干净白脸。如果有客人要看放在上层格子里的料子，他就踩在一个方凳上去拿下来，同时意识到自己有些推销的义务，然而对于布料又确实所知甚少，于是只好用绵软的乡音红着脸说：“迭个料作邪气好的…..”

黄毛一进店就亲亲热热地叫了老裁缝一句：“老爷叔！”老裁缝停了手里的活，笑眯眯地和黄毛打招呼。黄毛开始叽叽喳喳地给老裁缝介绍前因后果，完全不给阿咪头插嘴的地方：“这个是我最要好的小姊妹……伊要出国读书去了……伊读书是一只鼎的……出国的小姑娘都要有件旗袍的……侬老爷叔是上海滩头一块牌子来……侬不好给阿拉上海人坍台奥……”

黄毛两片薄唇上下翻飞的时候，阿咪头偷空环视了一下店面：一堵墙上挂满了各色还未被取走的成衣--中规中矩的中山装，风流轻狂的高开叉旗袍，贤良端淑的中式对襟棉袄……阿咪头不禁神游天外想象起主人们的模样来，因为衣服多少也代表了一个人的部分人生理想。一卷一卷的衣料安安静静地躺在一个靠墙的大格子架里，等待着有人慧眼识宝选中她们，然后被裁成一袭袭华贵的礼服，有朝一日风光无限地在沙龙中穿梭--虽然实际上她们中的大部份只会被做成一套套朴素的睡衣，永远没有走出卧房的机会；就算个别质地不俗的有幸遇见贵人，当真变成了旗袍，可也许这一辈子也只有光彩四射的一两天，然后便是无止境的压箱底岁月，等到再被想起拿出来，抖一抖，恐怕早已过了时，蜕了色。然而她们不是还未来得及被裁剪么？那就让她们这样干干净净，完完整整地躺着，继续做做锦绣的梦罢。

阿咪头还没有回过神来，黄毛早就伶牙俐齿地和老裁缝谈好了人工钱。老裁缝自觉价钱有些压得低了，但是又找不出拒绝黄毛的理由，于是无可奈何地抗议：“个小娘真真是刁滑啦……”黄毛嘻嘻笑着说自己不是小娘，是老娘。整个店堂里的人都笑了起来--年轻女子机灵的放肆，不仅不让人讨厌，有时竟还觉得有趣。

但是在料子的选择上阿咪头和黄毛产生了严重分歧。黄毛自恃读过几本“上海服饰” ，坚持要阿咪头选择一块颜色相当“跳‘的织锦缎，其实说句良心话也不能讲黄毛品位低下，这块料子比在黄毛身上的时候的确又明亮又好看，可是却并不适合阿咪头内敛文静的个性。这块料子被阿咪头讥为“被面子” ，黄毛深受打击，于是当阿咪头看中一块素色的丝布时，黄毛便不屑地说穿了会象“寡妇娘” 。再这样争执下去恐怕会伤及感情，于是两人终于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妥协，同时指着一卷浅紫缎子说：“就是她了。”

这卷料子比较完美地综合了两人的理想--颜色不太鲜艳，也不太寡淡，浅紫色的底子上织着金色半开的小小莲花，夹在一堆衣料里不招摇，但是对着光，那些花心会折射出一点点微弱的光芒，颇有些动人之处。价钱呢也不多不少正好，算得上是量入为出的小小奢侈。

阿咪头让老裁缝量了尺寸，挑选了盘扣的式样，说好三个礼拜后来取。黄毛又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误期，因为是要带到外国去的。

黄毛的关照果然奏效，老裁缝这辈子最远从宁波旅行到上海，所以对去外国由衷地充满了敬意，于是毫不马虎地赶工，不到三个礼拜就做好了。大热天黄毛又来回各换了三部车去取回来，打电话说要送到阿咪头家，阿咪头连忙说你歇一歇吧，我自己来取。黄毛说好啊好啊，不过不要到我家里来，我们去国庆家吧，阿拉阿哥今朝又不太平了。

国庆也是穿开裆裤时候的老朋友，当年他家住房条件算是最好的，和几家人一起分享一套石库门，家里还有个公用的天井，天井里搭出一个棚来，安装了一个简易莲蓬头，烧好一桶热水装上去，国庆一家就成了第一批享受淋浴的上海市民。国庆还有一间小阁楼作为自己的专用房间，虽然进去了只能勉强抬头，但是到底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真真是眼热死人。国庆是家里的独子，听说前面还有过个哥哥，但是养到八九岁时死了，父母中年又得了国庆，于是宠得如金似宝，连放出去和小男头玩都怕摔坏了，只允许他在视力范围内玩一些比较文雅的游戏。于是国庆从小就和小姑娘一道踢毽子跳皮筋，水平比女生还高，虽然刚开始也因为被其他男生刮老面皮而苦恼过，但是很快也就释然了。大家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国庆就是欢喜和小姑娘白相，国庆就是天天穿雪白的衬衫，戴整整齐齐的红领巾，吃国庆妈做的有香肠和荷包蛋的奢侈饭盒。

国庆眼睛大大，睫毛长长，天生一幅聪明面孔，所以爷娘从小就勉力栽培，背过英文，拉过小提琴，下过围棋，参加过数学竞赛。可惜不管国庆怎么用功，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至少爷娘认为只是一点点：差一点点没有进上外附中；差一点点没有考上音乐学院；差一点点没有围棋专业入段；又差一点点没有拿到全国数学竞赛的机会。国庆高考也不幸只差了“一点点” ，最后爷娘宝贝他，花钱自费读了个大专，毕业后在老爸做厂长的厂里宣传部坐办公室。

阿咪头还未走进国庆家的天井，早就听到黄毛的笑声响彻云霄--多数又在讲什么荤笑话，国庆是个乖小囝，黄毛就是欢喜惹他，讲他听不懂的昏话，看他脸红。黄毛看到阿咪头进来，马上从桌子上拿过一个“恒源祥” 的大塑料袋：“啊呦小姐，侬总算来哉！快点试试看！”

于是阿咪头到阁楼上去试衣裳，为了这套衣裳，她还专门去买了一双高跟鞋。老裁缝手艺果然不俗，一针一线，一个个菊花扣，都是老老实实下了功夫的。旗袍这东西，真是非定做不可，穿在身上一定要正正好好，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否则怎么看怎么象饭店领班。阿咪头穿好衣服，扶着扶梯走下来，有点不自信地问：“这样子……还可以吗？”

黄毛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啊呀！……小姐！侬不要太嗲哦……”说完就冲上来，一把拢住阿咪头的头发：“头发要这样子盘……不好不好，这样子忒老气……还是这样好……领口可以别个别针……上次在城隍庙看到的那种……侬还记得伐？……”

国庆觉得喉咙口发涩，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被旗袍温和的光芒照耀得有点眼晕，而那柔和的曲线又让他有伸手去摸一摸的冲动--这念头一出来，他就为自己脸红了。国庆想起来当阿咪头和黄毛还是穿花短裤的小姑娘的时候，他就认识并喜欢她们了，只是黄毛有点凶，所以国庆最后还是决定喜欢阿咪头；后来三人在同一个小学读书，还是不分彼此的好朋友，有一次国庆偷拿了姆妈的钱请大家吃甜酒酿，吃得醉醺醺一回去就穿帮了；到上中学的时候三个人分开，后来就越分越开……人生真是好奇怪，本来天天在一起的，只是每件事好象都只差了一点点，一点点加一点点，最后怎么就隔了大山，隔了大洋去了呢？

国庆温柔慈祥的妈妈拿着汽水小菜走进来，留大家吃饭。于是大家一边吃一般讲从前的事--快乐的事，悲伤的事，感慨的事，好笑的事。直说到天色暗了下来，这一天也行将变成往事。

晚饭后黄毛怕老爸发脾气，先回家了，国庆送阿咪头去车站。这一站是起点站，国庆摩拳擦掌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给阿咪头抢了个位子，然后又从人堆里挤下来，人实在太多，没有来得及说再见。国庆一个人满吞吞地往家走，周围街市嘈嘈的人声仿佛都在背后隐了下去，刚才挤出来的一身汗也渐渐凉了下去。国庆在心里激烈的辩论下个礼拜要不要去机场送阿咪头，最后还是断了这个念头：从小他就比一般男孩爱哭一些，总被黄毛笑话：“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 要是真在机场当着那么多人面开起大炮来，那可如何是好。

国庆爬上阁楼，打开老虎天窗，看着上海夏日晚上深青色的天，和一点点稀疏的星，忽然意识到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