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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2016-09-01 17:16:23) 下一个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文章来源:  拾遗

 
拾遗物语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经济学家千家驹说。
张伯驹是谁?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但他的一生,却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永难忘记。
1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
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
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
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
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
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
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
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
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
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
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
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
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
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
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
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
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
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
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
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
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
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
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
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
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
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
“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
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
“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
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
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
“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
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
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张伯驹夫人潘素
2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
“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
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
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
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
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
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名妓潘素。
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
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
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
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
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
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
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潘素
一见潘素,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
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
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
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
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
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
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
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
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
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
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潘素《岸容山意》
后来,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
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
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
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
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
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潘素《青山红松图》
山水、人物、花竹、鸟兽……
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
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
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
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夫妻“诗画唱和”作品
3
 
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
便再也睡不好觉了。
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
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
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
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
《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
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
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
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
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
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平复帖》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
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
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
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
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
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
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
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开不了口。
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一万元。”
谁知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
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张伯驹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俘,
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
《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
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
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
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
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
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
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故宫镇馆之宝《游春图》
一天夜里,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
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
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
“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
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
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
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
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
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
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
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
“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
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游春图》局部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闹得满城风雨,
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
“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
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
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
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
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
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
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张伯驹收藏的杜牧《张好好诗》
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
“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
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
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
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
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
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
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道服赞》
4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
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
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
第二天,潘素接到绑匪电话,
“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
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
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
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
潘素见到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
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
“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
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宋徽宗题李白《上阳台帖》
不准卖画,哪里去筹钱啊?
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
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
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
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
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
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
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
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
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
“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百花图》,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
但是,谁也没想到,
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
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
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
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
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
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
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
“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
“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文化部所颁奖状
后来,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
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
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
“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
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
“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
都在《平复帖》上钤下自己的印迹。
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
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5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
为相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
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
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
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
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
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
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
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收藏界。
 
张伯驹书画
张伯驹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
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辈出。
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
而张伯驹,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
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
“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
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张伯驹书画
作为京剧票友,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
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
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
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
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
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
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
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
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京剧大师余叔岩
1957年,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
“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
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
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
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
“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一扬眉,反驳说:
“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但最终,他还是被打成右派。
 
杨小楼
多年后,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
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
袁世海无动于衷。
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
袁世海立刻回头,握着章诒和的手说:
“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
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原来,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
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
“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
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
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
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
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
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
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
“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
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张伯驹作品

临行时,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
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
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这话,并不是面子话。
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收藏的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来袭,
这一次,张伯驹成了“现行反革命”。
白天,夫妇俩被游街批斗,
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
“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
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
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
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
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
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

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潘素《金碧山水》
张伯驹随后被“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
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
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
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

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解放前的张家,仅管家就有10位。

那时的张伯驹,拥有无数书画珍宝。

可现在,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
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
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
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
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
“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
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
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
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
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
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
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
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是这样,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
后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
“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
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
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
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6
 
1972年,君子之交陈毅逝世。
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
但由于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
于是,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
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
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
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
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扫视一周后,
在这副挽联前停下:“词写得好,书法也好。”
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主席啊,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
随即,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
毛听后,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
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张伯驹自创的“鸟羽体”书法
张伯驹万万没想到,
救自己脱离苦海的,就是诗词和书法。
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
“文物,有钱则可到手;
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
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
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
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
“以词人之词论,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当时,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
所谓打诗钟:就是悬一丝线,下系铜钱。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香烧到丝线,铜钱就会掉落,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就算认输。
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
一次,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
张伯驹抓到“魂、象,六唱”,
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
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随后,他抓到“唐、水,二唱”:
未等铜钱落下,又已经联成:
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
南唐指李后主,饮水指纳兰性德。
妙语巧思,众人绝倒。
 
章伯钧素好写诗,没事就爱诌吟,
但有一次,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
一声叹息:“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
张伯驹诗词好,书法也妙。
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鸟羽体”,
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
像极了他自由自在、超逸通脱的心性。
以狂著称的刘海粟,对张伯驹评价极高:
“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
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
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
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
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7
 
在“反右”运动中,
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
言辞比匕首还锋利。
但后来,钱宝森去世后,
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
当时,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
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
但张伯驹坚送一百:“当初他帮我打把子,有过交情。”
 
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十年之久,
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袁克定人见人躲。
其家产很快耗尽,生活难以为继。
即便如此,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
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
张伯驹欣赏其气节,便将他接到自家。
“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
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
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
这一养就是十年,直到袁1955年去世。
 
1969年,“第一大右派”章伯钧死后,
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
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
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
“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
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
到处寻访打听,拄着拐棍找了一天,
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
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
“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
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
“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
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
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
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
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
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
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
这就是张伯驹,不论潮涨潮落,
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
这份品质,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
 
1982年2月,
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
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
病房人多嘈杂,既不利休息,又易交叉感染。
潘素向医院申请,想转到单人间。
但被医院拒绝:张伯驹不够级别!
过了两天,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
2月26日,张伯驹撒手西去。
事后,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
“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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