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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同志，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同志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同志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
“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四月
多谢灵姐分享杨先生好文！看这红条绿条，可笑某D号称要消灭阶级，却连骨灰盒都要按生前排位高低摆放，不得有误。
smeagolrocks：握手，深有同感，她确实气质高雅 文如其人！
shamrock100： 但愿血雨腥风不再，炮口一致对外。 对文人武斗，是刨文化脉根的行径，戕害知识份子，只是加深文化断层。
波城冬日：果断拥抱一个，心灵相近的人！
lllwww： 幸运的您吞了中国精英贵族的苍蝇， 您要不幸的话，就可能吞下中国红色贵族的蜜蜂，或许还带着毒针，卡您喉咙。
中国文化的元气是真伤了，不知还活不活的过来， 恐怕比南北朝那一次，比五代十国那一次还惨。中国文化也需要一次文艺复兴才能再伟大的起来，但不知在何时。
尤其感谢无法弄对杨绛先生的理解，我一直敬重、欣赏她！ 关于Eddy2046对她的误解与评价，我无言，也无须多言。 老粗的问题，我也无能代答，然而，我愿意再分享一篇文章，从这文章也许可见一斑。
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
杨绛曾经牢牢地记住了柏格森的一句话：人在当时处境中，像漩涡中的一片落叶或枯草，身不由己。就为了能够心只由已，她在六十六七年间，远离漩涡（或曰主旋律），勇敢而又智慧地走在人生的边上。
这个“边”，就是边缘之边。1949年，有三个漩涡可以卷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陆，台湾，欧美。她与丈夫钱钟书不去台湾，不赴欧美，自主地选择留在父母之邦的大陆。留下来，却自觉地边缘化，并不跳进漩涡里。这种自觉，当然是一种自知之明，“我们……不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这种自觉，更是一种对于身能由已的期待：想着安安分分“做驯顺的良民”，“坐坐冷板凳”，总可以安安生生“粗茶淡饭过日子”了（以上引自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但是事与愿违，残酷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血淋淋的现实，将他们一家卷入在无人幸免的漩涡里。早早的，五二五三年，“三反运动”，就已经开始对于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而且是“人人过关”。自己先要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将脸皮撕破，“越是不要脸”才能“越显得觉悟高”；“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点好处，全是是肮脏透顶，就要像“犯人”一样地被审查与“招供”；直到一个一个像“夹着尾巴”、“挨了打的狗”，不再敢有独立的思想（《洗澡》）。
这才仅仅是一个序幕，五七反右与六六文革接踵而至。等到她与丈夫共同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可真是猪狗都不如了。丈夫的头被剃成十字花，自己的头被剃成了阴阳状，大牌子，高帽子，批斗，游街，鞭打皮带抽，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同是知识分子的女儿阿媛与女婿德一，与爸妈一起遭受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战争年代也难以遭逢的苦难与凌辱。还有自己早已过世的父母，同样不得安宁，墓碑也被红卫兵砸了。一生也没嫁人的妹妹杨必，急性心脏病衰竭亡于睡梦中，也被怀疑自杀而被军医“彻底”解剖检查（《记杨必》）。尤其是女婿德一，成了她心上永久的伤痛。一个“和善忠厚”、可以让女儿托付一生的人，却被逼得自杀身亡。杨绛这样一字一字记下女婿德一最末一次相见时说的话：“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不知害人也不会撒谎，就得走上死路，这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母亲，这样的时候，只能“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女婿德一，与那只在菜园里被人、狗围困绝望无路的兔子多么相似。那只兔子最后是一跃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死死咬住。杨绛说：“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以上《干校六记》）德一是山东济宁人，我的老乡，只是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是否还会在心里埋着失去他时的哀痛？
真是“九蒸九焙”，普天之下，莫非漩涡。虽然无处可遁，可是杨绛与钱钟书一起，清醒地自别于漩涡，从意识的深处自外于漩涡，从而立定了心，让心由已，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踏下了一条独特的路，一条“边缘”之路。就是在胡乔木给他们分配了宽敞的住房、并不顾钱钟书的力辞而任命钱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他们一仍如旧地清醒着自己的“边缘”立场，不热络、不上位。“这番捉将官里去”——这虽然是杨绛对于“钱副院长”头衔的戏谑，可一个“捉”字，不是活脱脱显示着他们对于官家的疏离与俯视吗？这是一个罕有的现象，在如此漫长以至于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改造时空里，至始至终，清醒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这就是杨绛在《干校六记》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总结。“人不能改造”，则是杨绛在《我们仨》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所作的另一种结论。心性呢？“我还是仍然故我”。“仍然故我”，经过了六七十年、甚至七八十年的中国特色的岁月，有几个人能够毫无愧疚地说出“仍然故我”这四个字？有了这四个字，百岁时的杨绛才能淡然而又自信地回味自己的生命：“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个香字，首先的，是要做到不跟着漩涡“歌功颂德”，也不随着漩涡祸害人。杨绛的高寿，起码是与这种无愧相连的。那次一生里只遇到一次的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政治待遇”（1955年5月1日），在她的笔下也只有“伟大感”与“渺小感”的起落，而自己竟成了“溅余的一滴红水”（《第一次观礼》）。
但是，边缘并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痛彻心肺。屈辱与折磨之后，“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杂忆与杂写》）。那个“辗”字，是会让人心头颤动的。在“五七干校”艰难的日子里，她与丈夫曾经重新考量过1949年自己的选择。结果是：如果再来一次选择，他们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什么？只因一个“爱”字。钱钟书常会轻轻吟起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说，他们舍不下的是“祖国”，这个祖国就是“伊”，而这个伊，“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干校六记》）。这是他们坚守“边缘”立场的力量所在，因为这个“祖国”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政权（正如《洗澡》里所说：“公家只是个抽象的词，谁是公家？哼！”，“国家比上帝更不知在哪儿呢！”），而是所有的同胞——“咱们”，“我们”。即使是罪，能够一起受也是一种福分。就是那只名叫“阿趋”的小狗的热情，杨绛也会切切地记念着。那是亿万人众都在热爱领袖的年代，被发配到干校的杨、钱，却却冒着被批为“资产阶级情调”的风险，悄悄地将自己的友爱与同情放到这只小狗的身上。她一一记下小狗见到钱钟书时的情景：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更用反复打滚表达自己见到钱钟书的“欢忻”。这是满含着感激与辛酸的文字，瞧她说，“默存（钱钟书）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谁说我们世界级的大学者寂寥？看他受到了小狗阿趋多么热情的欢迎与爱戴。
正因为有了这份谁也夺不去的爱，她一生所走的“边缘”也便与“逍遥”绝缘。因其位置的边缘，横看竖看，成岭成峰，也就更能冷静地看清真相。不仅看清，还敢于机智而又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许，敬爱的杨绛先生，早已将自己的目光，延伸到了1942年的王实味们。杨绛在为妹妹杨必所翻译的世界名著《名利场》所写的序言中，总结萨克雷小说的主旨便是“描写‘真实’，宣扬‘仁爱’”。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无不在本着仁爱，写着真实。这些文字，不仅以仁爱之心记录着历史与心灵的真实，还以其文字的简朴，再现着她对于名利的蔑视。对比中国当代文坛上一批批被名利迷疯、而疯狂地饕餮着文字的怪兽们，杨绛的这些似乎不怎样“宏富”的文字，却具有着巨大的审美价值与不朽的品格。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其实有着非凡的内力。早在青春时代，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她就敢于冒着生命之虞，在凡过黄浦江大桥的中国人都要向守桥的日本兵鞠躬的时候，硬着头皮不鞠躬；等到坐车过桥、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都要站起来时，她又基于反抗的心理迟迟才勉强站起；而当日本兵觉察她的怠慢用食指猛抬她下巴的时候，她“登时大怒……使劲咬着一字一字大声地说：‘岂有此理！’”。而今，她面对可以将亿万人吞噬的漩涡，仍旧挺直了腰板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并镇定地说：“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丙午丁未年纪事》）对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洗澡”，她就在《洗澡》一书的结尾处，借着小说人物丁宝桂的嘴，痛切地说“洗伤了元气了！”这个被伤了的元气，是一个政权的元气，也是知识分子的元气，更是一个民族的元气。还是在长篇小说《洗澡》里，她又借着旧知识分子朱千里的嘴，说出了一个大实话：“共产党是英明的领导……群众是英明的尾巴。”我们仔细想想，六七十年间，频仍的群众运动，真真的运动群众。“九蒸九焙”，杨绛与钱钟书，在冷静里保持着守护着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强硬的内核。看中国现当代史，我们有一个惯性的思维模式，即国、共两极。其实，在这两极之外，还有一个第三极：冷眼看世又热怀抱世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个第三极中，有鲁迅，有胡适，也有杨、钱夫妇。杨绛就曾欣赏地回忆起小时的钱钟书为自己起的别号“项昂之”，并解释：“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记钱钟书与〈围城〉》）就是在反复“洗澡”、从此“口噤”之后，钱钟书仍然偶尔露“峥嵘”，为一位报告文学主将书赠过这样一副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英国诗人蓝德的《生与死》一诗，中国有十数个译本，我最喜欢杨绛的翻译：“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也是她“边缘”之路或曰“边缘”人生的最好的注解。她坚持了一生的“边缘”之路的关节点在哪里？细细想来，杨绛先生在她晚年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序言里，是透露了些信息的，边缘之路的灵魂便是“自己思考”，“思想的自由”。
这种思想的自由，我们已是长期稀缺，甚至稀缺到视“思想自由”为怪物、为罪恶、为“右派”、为“反革命”、为“资产阶级随便化”的地步。从王实味，到林昭，再到遇罗克、张志新……在思想自由的荆棘路上，斑斑的血迹依稀可见。可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不是苍白的吗？面对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灰霾，我们不能不发出质问：我们的当代思想家在哪里？
1942年，32岁、“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的钱钟书，写出了《写在人生边上》一书。65年后的2007年，96岁的杨绛，写下了《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于是，在这条荆棘路上，就有杨绛与钱钟书，以“隐身”的形式走在人生的边上。哪怕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蛇阱”，隐身的杨绛却看到了蛇阱之上自由的飞鸟与蛇阱之旁池沼里自由的游鱼。她说他们夫妇有时会躲在家里“说废话玩儿”，两人各自企求着仙家的同一件法宝：隐身衣。只是他们的隐身衣，“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就可以“摆脱掉羁束”，能够像野草野菜在荒凉的大地上开一朵小花，“报答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一样”（《隐身衣》）。
卑微固然卑微，寂寞当然寂寞，可是已经105岁的杨绛，静静地隐身于烈火烹油般的京华，倒让我感到了一种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气象。《隐身衣》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多带劲，铮铮有金石声。
她不肤浅，看过她的书就知道，你能感受到她的感受，而不是让你猛地看到，听到。从平常心品味社会深层的问题。喜欢她的恬淡
难怪赞誉她的只有她老公。。。
这一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